他在《负暄琐话·韩世昌》中写到了对昆曲的喜好:
我喜欢昆曲,起初,不是由于看演听唱,而是由于读《西厢记》和《桃花扇》等,觉得人物雅,辞句雅,有诗意。可是到北京之前一直没看过。三十年代初来到北京之后,一因为一直很穷,二因为精力的大部分放在故纸里,连当时大为流行的京剧都很少看。其时昆曲已经很不景气,现在回想,简直不记得哪里曾经上演过。大概是一九三一年秋冬之际,记得是俞平伯先生主持,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广兴园演了一场昆曲。事前在北京大学课堂上向学生宣传,说主旨是扶持雅音。剧目主要是韩世昌主演的《钗钏记》。票向学生推销,记得是六角一张,随票送唱词一纸。我乐得有此机会,买了一张。这个剧场,过去没听说过,一生也只去过这么一次。时间是下午,我去了。剧场地点偏僻,建筑和设备都破旧,光线阴暗,气氛冷冷清清。上座情况很差,至多不过三分之一吧,集中在台前池子一带……戏散之后,想到昆曲的现状和前途,感到很凄凉,时代风气的力量竟如此之大,简直是可怕……一转眼到了四十年代晚期,友人曹君一次告诉我,昆曲完全没落了,韩世昌、白云生等生活无着落,白在某处摆摊卖烟纸,韩则变相卖唱……为什么?理,我不知道,但这是事实。风气像是一股水,它会流到哪里呢?但倒流的可能总是很少的。有时想到这些,不由得就想到韩世昌,想到他所谓的雅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过去的除了让它过去,还有什么办法呢?
与张中行同代的人,有此想法者很多。他们也试图留住这些遗存。比如郑振铎,生前对旧的遗产很有研究的兴趣,他对古物和旧书的保护,以及对民间文艺的痴情,可用“炽热”二字形容。他有一篇文章《给古董以新生命》,讲的就是文物的心灵的意义。现在文化遗产热,收藏和整理旧遗存的条件不同于过去,可郑氏当年却多不被流行色中人理解,压抑的时候很多。那代人当年苦苦呼吁对古城和古村落的保护,解其苦心者是没有多少的。
中国人健忘,这是世人皆知的。一个朝代结束,旧物全毁,阿房宫丧于大火,唐宋的都城随着主子的消亡而渐渐消亡。一切要别于前人,于是重造,尽弃前贤。唯有大可利用的孔老夫子,被供在庙里,以显示时光的静动与循环。我们现在要看到唐以前的地上文物,真是难之又难的。朝代更迭,远古的东西一点点丧失,已不是怪事。在易代之际,还能心系以往,注重旧物的价值,除了遗民,就是有文化情怀的人。徐旭升去西域考古,胡适整理国故,郑振铎搜求善本书,意在温故而知新,寻找国人的精神得失。所以像郑振铎那样的人,虽力主保护旧朝的遗物,心是清醒的,觉得批判地选择、利用的意义很深。张中行对古老的文明中有用的东西的惋惜,时常流露在文字里。他忧患于世俗社会的健忘,也对得志者的无知而悲愤,常用“秦火”形容文明的对立者。忧郁的笔触里有无边的怅惘。
远去的韶光里,虽明暗交替,但其间不乏有趣的热流。中国一流的国学家,自己未必都搞收藏,可他们爱惜旧物时那种暖意的微笑,是俗风里没有的亮色,也可谓得古人的要义。当古物可以啖饭的时候,接近古董的就夹杂了恶俗之人的气息,似乎和心灵的东西没有关系了。文化兴国,乃百年大计,可是一些地区对待遗产的态度似乎与这个目标相去甚远。只知道表演地对待历史街区和大遗址的现状,且梦想由此渔利,那是伪文化者的作秀。有人说,有形的遗产被破坏是近代以来的悲剧,此话说得不错。但在我看来,一种无形的遗产的丧失,才是难以挽回的损失。搞文物工作的和玩古董的人,如果没有澄明的心,精神是亮不起来的,古董也会被死气缭绕。
章太炎生前感叹,今人在气象上没有汉代人的伟岸,生命的质感被压缩了。晚清之后,人们发现了出土文物,在墓葬的画像里感受到大气和朗然的东西。宋代之后,这样高妙的遗存散失掉了。所以王国维要在民间戏曲里找古风,江绍源从山野的谣俗中体味远去的余韵,阿英注重山民的剪纸吟哦,意在寻觅失去的精神之光。中国好的遗存,不在二十四史里,大多在乡邦文献和野史杂记中。鲁迅在浩如烟海的古籍里打捞有意味的典籍,用以丰富自己的思维。他从失意的士大夫的文本里,发现了几近泯灭的性灵之火。《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就有让人的意识腾飞的遗产在。那是面对苍天的坦然、自信、无伪的精神独白,只要我们看今人如何说谎、虚伪、无特操,就能理解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专注。一种美好的精神的丧失,是大的哀痛。保留不下人类曾有过的思想的闪光,比毁掉无数个古城更为可惜。
鲁迅有一次写信给蔡元培,说日本的浮世绘是借鉴了中国的汉代画像的意境的,可我们那样辉煌的艺术,到近代已经看不到了。他后来苦苦搜求汉画像和六朝造像、碑文,实际是寻找失去的东西。我们姑且叫看不见的遗产吧。其实他那代人身上,就有六朝遗风。刘半农说鲁迅“托尼学说、魏晋风骨”不是没有原因。其行坐之间的洒脱和无累的快意,世人何能见到?这也是无形的存在。我们要学来,也是大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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