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在张中行身边工作的人，都挺喜欢他：一是他没有一点架子，很平和；二是他学问深，像座图书馆。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人民教育出版社时，在他的办公桌的对面总能见到一个始终微笑的中年人，后来知道是张厚感先生。张厚感“文革”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可以说与张中行是校友，虽然此北大已非彼北大了。他对张中行是熟悉的，也可以说他们是忘年之交。他是1978年从南方干校换岗后调回出版社的，恰好张中行也因“废物利用”回到单位，于是就熟了。青年时期的张厚感对张中行的印象是亲切、有文墨，但那时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更深的价值，只是觉得，他身上有别人没有的东西，不俗气，有古风，对谈的时候总能知道些深的学识。他在北大读书时见到的老先生中，这也是少有的。

    许多年后，张中行驾鹤西行之后的一个冬日，我在北城“蓟门烟树”附近的太月园小区见到张厚感的时候，聊起张中行的片断，他还感慨不已。那一天我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知道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张厚感的性格和他的名字一样厚道可爱，他说张中行给他最大的影响是实事求是，从不唱高调子，承认自己不行，有缺点。比如七十年代人们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却对同事悄悄说，自己既怕苦也怕死，所以成不了英雄。舍身取义是好的，可敬，可我还是想活，也就不能舍生取义。承认自己的凡夫俗想，并不是自私自利。张中行对利看得淡薄，是不去争抢名利的。如八十年代初，出版社有新书要发布，会场常常在重要的地方，某某大领导出席，许多人争着去。他却把请柬送给别人，说：“我不想去，听那些领导的发言也没有什么意思。”这样热闹的场合就都躲过去了。再如评职称，他在五十年代才是中级，工资也不算高。许多人说他是“老北大”了，可以再找找领导升一点。他却摇摇头，觉得现在挺好，知足着呢。晚年的时候，他没有住处，一直在二女儿家里。单位分房子，也没有申请。倒是年近九十之后，女儿偷着给社里领导写信，才在祁家豁子分到一处七十二平方米的小三居室，地点偏僻，格局又差。我多次到过那个地方，觉得并不方便，他却很知足了。好的文章，并非都在漂亮的居所写就。对一个忘身于利益的人，随遇而安，安之若素，别人岂能解之？

    在张厚感的记忆里，张中行的生活很有规律，从来不熬夜，晚上九点多就入睡了；白天在单位，埋头编书，不太说话。午饭后，他和同事一同散步，聊聊天，很健谈，与人是和善的，从不任性而来，很合儒家的温良恭俭让的风度，让人与其相处很舒服。衣食住行呢，也不讲究，吃饭是低标准，高兴时只喝一点二锅头，佐以小菜。来朋友时到小馆子，求的是热闹和有趣。他从不和人吵架，脾气好。有一次老伴让他去商店买点肉馅，服务员是个姑娘，态度很横，对他发脾气：“叫你把钱放在盘子里，怎么乱放，成心啊？”张中行说：“对不起，没有听到。”服务员反说：“那我骂你听见没有？”老人不作声，转身离去，也不生气，心里说：还是没听到。对社会怨怼的东西，他以此种态度对之，虽有无奈的地方，但是这种不为外物所动的境界，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单位的同事平时叫老人“行公”，他和大家相处也随意得很。交情深了，行公也无话不说，有时甚至把自己的心爱的藏品送给别人。他就送给张厚感一块好的玉石，用作篆刻。他还把明末清初的大画家陈老莲的一副对子赠送给张厚感。张厚感在篆刻上有造诣，张中行则喜欢收藏砚台，两人自然就有诸多的话题。行公经常说，现在玩砚台是小玩，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贪大，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战乱时期才能见到便宜货，能遇到奇品。在张厚感的印象里，行公只有一次花了两千余元买了一块鸡血石，再没有见到他大的动作。他小玩，不都是独享，愿意把自己的长物与人共赏，也把一些送给朋友，彼此大乐。编辑部因为有了他，聚散的内容就丰富得多了。

    平时到办公室来找他的人很多，有居士、画家、书法家、藏书家，名气都不太大。与他来往的人，多是世俗意义上失败的、不得志的人。他对这些人有天然的亲情，好像天底下最有趣的人就在这个群落里，但对圈子外的一些文人，大凡好的，也都不持反对的意见。他喜欢谈别人的长处，不太去抓住小节不放。他九十岁的生日那天，一些朋友聚会，席间讲起季羡林，有人对此公就有点微词，以为和上层走得过近。行公却说，他在德国念的是语言学，对一些文字很有研究，因为没有研究西方的哲学与政治，对一些情况就不敏感，这是可以理解的。能从知识结构的角度去看人，见识就和别人不太一样，爱意也深藏在其中，可见他的通达和善良。和他接触的人，不会有戒备之心，人性最好的一些东西在那里闪烁着。可是那些喜欢讲革命，大谈无产阶级理论的人，与之接触时，却要常常提防些什么，又不时露出丑态，为什么呢？

    他对年轻的同事是好的，比他小的编辑，他称先生，有旧文人气，可是感情方式却是现代的。李世中回忆说：

    1988年年初，张先生整理注释他的诗词集《说梦草》成功，一边拉我喝他最喜欢的竹叶青酒，一边让我给他写“跋尾”。他说我读研的专业是唐诗宋词，写一篇后记还不至于发愁吧。我生性懒惰，怕写不好，想到张先生以前的集子多有名人为之美言，就更迟迟不敢动笔……张先生对古砚的鉴赏，是顶尖高手。有一次他很有兴致地给我讲起来，还拿出来他的收藏品进行实物教学。说因为用的墨不一样，唐朝的砚是凸出来的，宋朝的砚是凹出去的。有一次，是有故宫的人陪他去逛潘家园旧货市场，他买了几个唐碗，回来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要是一天没饭吃了，就搬个小凳，去蹲潘家园淘宝，肯定饿不死啦。他说这话时，笑得眼睛并成一线，快乐有如孩提。

    我记得张厚感的一句话：“中国不缺作家，不缺学者，缺的是这样可爱的有趣的老人。”真是诚哉斯言。行公是一座图书馆，里面藏着许多美好的东西，鲜为人知的东西。张厚感和同事们在工作中常常向他求教一些知识，大凡知道的，他都能做很好的回答。他们惊异于这个老人的渊博和深切。在见识上，他总有奇语。人的一生，有幸遇到这样的老人，乃大的福分。行公去世后，张厚感、刘德水和李世中在他们三人撰写的讣告上对他赞美有加，认为他在学识、为人、人格上高出常人，是不可多得的智者。我看了那个讣告，就感慨道，文人中有的人远远地看可以，近看就不行了，而行公是远看近看都禁得起的人。无论远与近，他散出的光与热，都温暖着世人的心。因为有了他，我们的读书界才多了一些诗意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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