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就是哲学论上的“实践出真知”吧？
参加旧金山圣玛丽诺大教堂的和平祈祷仪式，是我一生中最为难忘的经历。虽然被外界称作30万遇难同胞的守灵人，但如今我并非只是“控诉”，同时也讲述“和平”。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发生在2001年，与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有关，与旧金山圣玛丽诺大教堂的和平祭有关。
当时，我站在祈祷人群中，在感受现场庄严、神圣的氛围的同时，深切体会到，和平是超越任何国界、党派的，是全人类共同的期盼。
这一经历也影响和改变了我的办馆思路。在此之前，我一直在为南京大屠杀30万冤魂呐喊。为此，我在担任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一职的前10年时间里，一直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愤愤不平，特意将自己10年期间的文章收集成册，在新华出版社出版时，取名为《为300000冤魂呐喊—朱成山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文集》。有了旧金山经历之后，我反复在思考、在求证，研究和传播历史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的问题，最终得出结论，不是单纯地为了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未来，更多地是为了和平与发展。
愤怒出诗人，但不出历史学家，更不会出和平使者。
在我的建议下，南京每年祭奠遇难同胞增添了和平主题。南京开展国际和平活动，犹如打开了闸门的洪流，一波接着一波。
一、和平集会颂读和平宣言
2002年12月13日上午10时，凄厉的警报声再次响彻古城南京上空。
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悼念广场上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他们神情悲恸，低头沉思肃立。洁白的花圈敬献在纪念碑前，一位南京青年在集会上激动地颂读了首份南京城市《和平宣言》：
65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军的暴行给古都南京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
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珍惜同各国人民之间的情谊，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我们反对战争暴力，反对恐怖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危及平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非正义行动。和平，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石；和平，是我们构筑未来的天空。
今天，南京人民祭奠30万亡灵的每一朵白花、每一束烛光，都在阐述着这个朴素的真理。让我们在这片铭刻着历史记忆、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播种一个共同的心愿吧：人类不要战争，世界需要和平！
颂读宣言者是南京市青年联合会主席许宏。历史将会记住，在2002年的悼念活动上，除了领导的讲话，首次出现了市民的声音。
和平宣言在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的同时，增加了和平文化传播和对现实世界和平问题高度关注的内容。和平宣言集中体现了南京人民的和平理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不断升华。
不难看出，《南京和平宣言》不但一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南京人民对历史的认知立场，体现了南京人民热爱和平、追求和平的精神，也间接反映了南京人民对和平的理性把握及和平学术研究的进程和水准。
2009年12月13日，青年代表韩永联在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2周年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日集会中朗读和平宣言。
集会名称也增添了醒目的和平字眼：“南京国际和平集会”。过去的8年集会，用的全部是单一的悼念遇难同胞主题，现在加上了和平的主题，变成了“历史+和平”的双主题，会标上第一次出现了“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三十万同胞遇难六十五周年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集会”。因为字数太多，去掉了往年惯用的“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13个字。
细心的人会发现，此次悼念活动具有了国际性。前来参加活动的不仅有来自中国大陆各地以及香港、台湾的代表，也有来自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友好人士以及华侨华人等，其中来自日本的就有130多人，这与前8次关起门来自己搞“悼念”仪式，不涉外相比是个进步，许多来自日本、韩国的和平友好人士，过去只能在仪式结束后，进纪念馆参观和凭吊遇难者，现在可以和我们一起参加集会，一起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一起共同祈祷世界和平。
随后，《五月的鲜花》、《紫金草，和平的花》、《和平颂》等歌声，把集会推向了高潮。3000多羽白鸽被放飞，表达了人们热爱和平、呼唤和平、促进发展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心声。
此次系列活动除了悼念集会，还有“历史证人的脚印”铜板路落成典礼，“历史昭示未来”书画摄影展，《南京战·被封闭的记忆》中文版、《东史郎谢罪》连环画册、《远东国际大审判》等书籍的首发式，追思—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5周年祭日交响音乐会，南京国际和平青年论坛和“烛光祭”等活动。
2002年是一个新的起点，从那一年开始，南京的“12·13”纪念日活动，不再是单一的“悼念”主题，而是已经具有了追求人类和平、传播和平文化的世界性意义。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日本立命馆大学和平博物馆、韩国四三和平博物馆等国际性场馆的馆长，也先后应邀参加南京12·13国际和平集会，南京的悼念活动开始融入了普世价值。
二、为历史铸一口和平大钟
2003年12月12日，南京迄今最重、最大的一口铜钟—和平大钟，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正式落成。
12月13日，在悼念南京大屠杀30多万同胞遇难66周年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日集会上，和平大钟被正式撞响。
这是一口具有历史意义而又面向未来的大钟，笔者作为这口大钟铸造的主要策划和设计人之一，至今难忘其铸造的背后有着一连串曲折动人的故事，以及所凝聚的海内外许多爱国人士的关心和智慧。
为南京大屠杀历史铸一口大钟，告慰30多万遇难同胞，警示后人的工程，起步于1996年。
1996年12月，在筹备悼念“南京大屠杀30多万同胞遇难60周年合肥史料展”时，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合肥某文化公司商定，由该公司捐资30万元，制作一口重达60吨“警世钟”，悬挂在南京馆内悼念广场上。从1997年初起，由南京金陵古青铜艺术研究所负责，正式制模，进入了紧锣密鼓地铸钟前期筹备之中。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合肥某文化公司因领导人士变动，使铸造大钟一事搁浅。
苍天不负有心人。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时，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来南京，当听说此事后，认为此钟有着特殊的意义，并表示由他本人出资30万元，捐助我们完成警世钟的铸造。我们派人专程去了北京，争取到了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的“警示钟”的墨宝。我们还请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齐康教授设计，并在纪念馆内悼念广场上建造了一个造型独特的钟架。正当我们热火朝天地铸造警世钟时，为纪念香港回归，下关静海寺也在铸造一口警世钟。为了不使一个城市出现两口警世钟，经南京市有关领导的协调，我们这口大钟中止了铸造。
纪念馆的悼念广场上，兀自矗立着一座没有钟的钟架，一晃就过了8年。
2002年12月，南京成功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30多万同胞遇难65周年暨南京国际和平集会，铸造一口和平大钟的事重又提上议事日程。
纪念馆内的这口大钟，似乎就是与一批旅日华侨们有缘。
1996年铸钟遇到经费困难时，他们热情相助，慷慨捐赠。事隔8年后，听说纪念馆又要铸钟后，爱国侨胞立即奔走相告，迅速成立了“旅日华侨捐助南京和平大钟委员会”，筹资帮助铸钟。
这批热心华侨们的领头人，是神户华侨总会名誉会长林同春先生。1935年，林同春不满10岁，便东渡日本。他到日本不久，日本侵华战争爆发。
林同春与许多侨居在日本的华侨一样，处在敌国人的位置上谋生存，经受了外人的侮辱与磨难。大概正是因为背井离乡，饱受歧视，他对祖国的感情特别深沉。几十年来，林同春先后为中国留学生、华侨社会及祖国捐赠近5亿日元之多，几乎国内每一次大的自然灾害都有着他的慷慨解囊。
1985年，林同春先生出资，策划并组织了“中日青年友好汽车驰走活动”，在中日友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3年12月13日，由林同春、林伯耀等14位旅日华侨捐资50万元铸造“和平大钟”正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撞响。
1995年，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他又策划旅日华侨在北京卢沟桥修建一个纪念碑。他说：“友好，并不是一味的俯就对方，特别是中日两国之间曾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所以，中日友好是要建立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之上。”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位旅居东瀛近70年的老华侨，此次又担任了“旅日华侨捐助南京和平大钟委员会”的委员长，带头将第一笔铸钟款寄到了南京。
捐助南京和平大钟的另一位热心人，是日本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这是一位对中国抗战史研究有着特别贡献的老华侨。几十年来，他参加过中国赴日劳工问题的调查，协助花冈事件诉讼和东史郎诉讼，资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赴日作证，以及南京大屠杀史料赴日展览，在日本帮助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等等。
林伯耀先生对历史调查研究的执着精神，不仅在日本华侨界绝无仅有，就是连一些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员也自叹莫如。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内铸造一口和平大钟，警示人们莫忘历史、开拓未来是极为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不厌其烦地穿梭于华侨界，促成一批华侨们共同捐资铸钟。
像林同春、林伯耀一样，为铸造南京和平大钟出力的老华侨们还有：李有焕、林有志、张仁猛、陈上梅、林康治、黄耀庭、刘友荣、王着炳、任政光、石雅之、林文明、刘义康等12人。他们分别侨居在日本东京、京都、福冈、神户、横滨、函馆、姬路等城市。
年已80多岁的王钟泉先生，是金陵古青铜艺术研究所老所长，人称南京“钟王”。他先后铸造过700余口青铜钟，数以千计青铜器。几十年来，王老亲手设计铸造了许多青铜钟：苏州寒山寺青铜大钟、日本仙台福聚院青铜大钟、北京“中华世纪钟”、南京静海寺警世钟、鼓楼太平大钟……而老人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为被侵华日军杀害的30多万同胞塑造一口大钟，因为在王老的父辈亲人中，就有被侵华日军侮辱和杀害的。用王老自己的话说：“我们铸造和平大钟，是为了教育子孙后代牢记中华民族这段屈辱的历史，同时也是为了向世界传达我们热爱和平的呼声。”
年已90多岁的启功先生，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老人虽然抱病在床，但听说南京要铸造和平大钟，欣然应邀，题写了“和平大钟”四个大字，起到了画龙点睛的功效。
铛！铛！和平大钟特有的深沉、洪亮、绵长的声音，对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冤魂是个告慰，对淡忘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人是个警醒，对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是拷问和敲打，对热爱和平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共鸣！
和平大钟必将和南京大屠杀史实一样，留给历史，流传后人。
三、倡导普及和平学科
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我获得了和平学的相关信息和知识，也因此改变了我的学术研究的方向，成为新的研究视角，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过去许多年，我国的确把和平当作一种政治口号，并没有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研究，更没有视之为一门学问来重视。表现在2001年前，中国没有一所高校把和平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教学和研究。
和平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呢？
和平学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如何获得持久和平的一门学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秩序而产生的新学科。也是一门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极力推崇和支持的、受到40多个西方国家2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普遍关注的热门学科。
和平学是一门独立学科，但它又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来说，它包括和平理论、和平教育、和平实践三部分，三者缺一不可，和谐统一。“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认为，和平学研究遵循着科学研究的一般准则，可以从政治层面、军事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四个层次进行研究，方法上主要有经验性和平研究、批评性和平研究、建构性和平研究三种研究方式。和平学从方法论上来讲，现在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多学科的、多层面的、多文化的，既是分析性的又是规范性的，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实践性的学科。
和平学是一门显学，正引起政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国家要实现和平发展，民众要建立和谐社会，这些具体的和平实践就都需要理论指导，而和平学就是阐述相关理论的一门学科，当然会成为热门学科。
目前，和平学在发达国家已经很盛行了，在中国还是方兴未艾。遇难同胞纪念馆结合自身的业务实践，率先在全国引进了和平学的学术概念，奠定了该项事业基础并全面开展建设研究。
我开始为和平学在中国的扎根鼓与呼，但难度很大，有领导批评我不务正业，指示我把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好就行了，不要再搞新花样。南京有学者讽刺我，说我不搞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了，改行搞和平学研究了。为此，一个外国友人还专门来询问我，以探明真假？我笑着回应，我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我怎么会放弃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呢？只不过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研究，还拓展于和平学的研究，一手着力于历史的研究，一手着力于和平学的研究，两者互为目的，互为影响，互为促进，有什么不对呢？
经过我与遇难同胞纪念馆十几年的努力，南京的和平学研究卓有成效。
由南京出版的部分和平学书籍和刊物
在我20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引以自豪的是做了三个学术创新，一是于1995年率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机构；二是于2001年提出研究和平学；三是于2004年，在西柏坡第一个提出了研究抗战精神。
2003年9月3日，“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南京成立，它是中国社会上较早成立的具有鲜明特色与个性的和平研究机构，该所开始时挂靠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后又挂靠在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直由我担任所长，主要从事和平学的研究、教育和交流活动，所涉及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吸取历史教训与创造人类和平，反对战争、恐怖、暴力与谋求世界和平，维护人权与维护世界和平，地球环境与人类共同责任等。
从2003年12月起，该所创办了和平学研究内部刊物—《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截至目前已出了22期。主要是介绍和平活动的新动向、和平研究的新进展、和平教育的新内容，也着重介绍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些新活动、新成果。
2004年12月30日，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网站“和平南京网”正式开通。网站共有九大模块，分别为“研究机构”、“和平活动”、“和平研究”、“和平教育”、“和平宣传”、“和平交流”、“和平展望”、“和平书刊”、“网友交流”。
2005年3月，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科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与和解研究中心合作，在南京大学举行了中国第一届和平学国际研讨会，包括“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教授在内的50多位国际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和平研究机构的建立为和平学的研究、和平文化的传播和学术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客观地讲，从世界范围来看，南京开展和平学研究时间比较晚，但从国内来看，南京已率先进入了这个领域。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和平学研究状况和国际学术动态，南京组织力量翻译出版国外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教材。这套和平文化论丛均由南京出版社出版，成为该社出版物的一大特色，在国内出版界独占一席。如翻译出版挪威、德国、英国、日本等五位学者撰写的《和平学入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和平论》等。
除了翻译国外和平学著作之外，南京的学者还开始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和平学研究，其出版成果有《世界和平学概况》、《和平学概论》、《和平学》、《和平之声》、《和平之困》、《和平之殇》、《和平之愿》等。其中，《世界和平学概论》、《和平学概论》是由我和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同仁花三年时间编著的。
2003年和2004年12月14日，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与南京市青年联合会一起，共同举办了青年国际和平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青年热情参与。论坛围绕“青年人与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的希望在青年人身上”等课题举行了研讨，并分别发表了和平倡议书。
2006年9月24日至26日，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与遇难同胞纪念馆等有关单位一起共同举办了南京国际和平论坛。邀请了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菲律宾、中国香港等海内外120余位代表与会，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有影响性的人物，包括国际和平组织的领导者、国内和平学研究方面的先行者，代表性广泛，规模很大。此后，又多次召开了南京青年国际和平论坛。
2008年11月，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报》改版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创刊号正式诞生了，它是目前国内外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学术性刊物，并且配有英、日、韩文目录及论文概要。
该杂志在今年北京召开的“第七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上，不仅得到了与会的中国专家的赞许，同时，也引起了与会的日本、韩国、德国专家的关注，杂志的论文目录和概要有三种语言的翻译文本，使他们一目了然，他们纷纷表示要将杂志带回国内，向同行推介，以便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从2013年初开始，这本杂志又更名为《日本侵华史研究》，先后被国内中文期刊《新华文摘》、《社科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0多篇，还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等国际名牌大学图书馆所收藏。
四、建设南京和平城市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三个特大惨案之一，是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国耻，也是南京城市的伤痕和南京人民心头永远的痛。
还原历史，教育后人，照亮未来。引导观众回到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现场，在现实的背影中看见未来。历史的悲剧使南京人民最懂得和平的珍贵和价值，进而热爱、向往和追求和平。
2004年，首届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在南京举行，同时举办了“文化与城市性格高层论坛”，我提交了论文《彰显历史文化与构建南京和平城市的思考》，这篇文章在大会评比中获第一名。
我在文章中提出：要把和平提升到城市文化、城市特色和城市品牌的地位予以重视，在国际交往中，把和平作为南京城市的名片、城市符号和城市代码予以推广。
2004年5月，作者的论文《彰显历史文化与构建和平南京的思考》在中国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文化与城市性格高层论坛”征文活动中获一等奖证书。
让和平成为南京城市建设的特色和主题，既彰显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又把南京融入了当今世界性主流和我国全新的战略布局之中；既挖掘和利用了南京的历史文化资源，又体现了城市与时俱进的精神。这是南京既定的历史文化在新时期放射出的大亮点，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求的大课题，是一篇可以大书特书的大文章。建设国际和平城市，是与世界主潮流合拍、与中国新战略同步的城市文化建设新理念和方略。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和条件，为构建南京国际和平城市提供了基础和可能；而构建国际和平城市的新理念和新目标，也一定能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赋予时代特色，增添新的魅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遇难同胞纪念馆围绕着“历史+和平”的双主题，在南京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和平活动。如2002年3月，举办了中日韩三国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5月，邀请日本和平之船部分成员来南京，与南京青年联合会、南京晓庄师范学院师生共同举办和平烛光晚会；8月，南京基督教青年联合会邀请部分日本青年来宁，举办第七次中日青年和平友好交流会；12月，首次在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上增添“南京国际和平集会”内容，并组织了烛光巡游活动和南京国际和平青年论坛。
2002年5月6日，南京晓庄学院部分师生与日本“和平之船”部分船员举行“中日青年共同祈祷和平烛光晚会”。
是年，在连续开展各种活动的同时，着手成立相应的和平机构，如在南京新成立“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南京和平鸽艺术团”、“南京和乐团”。
与南京市教育局及团市委合作，在南京市的社区和中学，开展创建一批“和平社区”及“和平学校”的活动。2008年1月，正式命名并挂牌了江东门社区、爱达社区等10个社区为“和平社区”。
此外，铸造了“和平大钟”，举办了中日两国僧人祈祷世界和平法会，还分别在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举办“国际和平学系列讲座”，特别是新馆建设的过程中融入和平的理念，如我馆总平面图呈“和平之舟”；展厅南面高墙上开头呈“化剑为犁”形状；还新建了“和平公园”、新塑了“和平女神”汉白玉雕像等等。遭受过战争之苦的南京人民，并没有永远沉浸在悲剧的痛苦之中，南京人对“和平”有着独特而深刻理解。
怀着放眼和平未来，去认真反思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宗旨，南京人民正在为未来的和平事业做着不懈的努力，积极开展各种和平活动，并在活动中升华了和平的理念，彰显了南京人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张扬了南京这个博爱之都的城市文化内涵。
五、创办国际和平学校
遇难同胞纪念馆将普及南京大屠杀历史知识、对公众进行和平教育为已任。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组织与具体行动下，从2003年开始，和平教育开始进入南京地区的大学课堂以及市民学堂，国内外著名的和平学专家在宁高校作了多场关于和平学的专题报告，场场报告受到师生和市民的欢迎和强烈共鸣。
此外，还在中小学积极开展和平教育活动，先后有70多万名中小学生参与，2007年9月，召开了和平学校命名仪式，命名了琅琊路小学、力学小学等10所学校为南京和平教育学校。
这一切，不但标志着南京的和平教育有了良好的开端，也展示出南京的和平教育从一开始就进入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健康轨道。
201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的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是史无前例的决定，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我提出了编辑出版一套中小学校用《国家公祭读本》的想法，得到江苏省、南京市市委宣传部，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的通力配合，在短时间内推出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中学版、高中版）》。遇难同胞纪念馆方面决定以此为契机，开办南京国际和平学校，加大对民众普及南京大屠杀历史知识、宣扬和平精神的力度。
2014年9月9日，南京国际和平学校正式开办，由我兼任校长。当天组织了第一期培训，来自江东门小学的36名同学认真参加了学习。我和南京市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所长赵德兴研究员，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和平学概论》为题，深入浅出地向学生普及大屠杀历史及和平学知识。
2014年9月9日，南京国际和平学校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作为第一课的主讲人，我不讲理论不谈大道理，以生动的故事让学生们记住历史，同时树立和平的理想。我说：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讲了两个将军的故事，他们都在南京保卫战中为国捐躯了，一个叫朱赤，一个叫萧山令……朱赤将军很年轻，很有才华，打仗也非常勇敢，他所在的第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都是当时中国军队的王牌军……他守备在雨花台，最后战死在战壕里，将军战死在战壕里是何等荣耀！
我以国家公祭读本为大纲，将书中10位人物的故事娓娓道来，勾勒大屠杀的历史。这本书内容非常活泼，以故事的形式进行，既有通俗的文字还有图片、图表。我用书本配合讲述，相信这些孩子们的记忆将会是一辈子的。
我还讲述了李秀英老人的故事，李秀英与三个日本兵顽强抗争，后来死里逃生，并得到了美国医生威尔逊、牧师马吉和德国人拉贝等国际友人的救助与报道，为南京大屠杀留下了历史见证。我还现身说法，讲述了陪同李秀英赴日本打官司的亲身经历，这个故事也成为了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故事。
我将李秀英生前的那句话—“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告诉孩子们，叮嘱他们做热爱和平的好少年。
“九一八事变”83周年纪念日，我在盐城市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铁军精神大讲堂（九一八专场）”，作了题为《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学术报告。这是南京国际和平学校举办的第二期讲座，也是首次赴外地城市作报告。
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我简要回顾了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客观分析了中日两国目前在历史、领土、资源等方面存在的分歧和争端，理性预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来自盐城市直机关的机关干部、驻盐部队官兵、高校师生、市民近500人认真听取了讲座。
“铁军精神大讲堂”是新四军纪念馆于2013年精心策划的公益性文化讲座，讲座以“传承铁军精神，弘扬铁军文化”为宗旨，多方位多角度展现我党我军的光辉历程。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以及“九一八事变”爆发83周年纪念日之际，新四军纪念馆与南京际国际和平学校、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举办该讲座，旨在进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纪念和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
9月25日上午，参加“亲情中华—2014海外侨领寻根之旅江苏行”活动的150余名海外侨领，来到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并举行祭奠仪式。参观结束后，侨领们在学术报告厅聆听了由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女士所做的《从历史走向和平未来》的专题讲座，这是自今年9月9日南京国际和平学校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三期培训，也是首批海外学员讲座。
参加本次讲座的海外侨领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挪威、斯洛伐克、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南非、阿联酋、刚果、卢旺达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是海外华人华侨社团领袖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侨领，也有新生代侨团的骨干力量；既有事业有成的侨商企业家，也有学术造诣深厚的侨界专业人士，还有站在中外文化交汇点的侨学界朋友和传播中国好声音的海外华文媒体朋友；既有致力于女性发展的侨界女杰，也有对侨胞充满感情的青年才俊。海外侨领们纷纷表示，回到侨居国后将开展各种活动来呼应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10月24日晚，我应邀去北京大学举办讲座，这是我第三次赴北京大学讲座。第一次是1999年，我与东史郎应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邀请，与东史郎同台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第二次是2007年在北京办展时，我应北京大学团委的邀请，去该校作历史讲座，此次是应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邀请，作了题为《沉痛之后的反思—深度解读南京大屠杀》的讲座。
北京大学的学者、学生等100多人到场听课。在讲座中，我根据多年的研究成果，向听众详细解读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并且就设立国家公祭日的由来与意义进行了阐述。此次讲座是南京国际和平学校第五次讲座。我还代表遇难同胞纪念馆，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了由遇难同胞纪念馆编辑出版的56种130多本各类书籍，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则向我颁发了收藏证书。
10月26日下午，来自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的38位党员教师，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学术报告厅听取了我作的南京国际和平学校第六期讲座。在一个小时的讲座中，我从纪念馆的建馆历程、纪念馆的地位及作用、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及作用、国际和平学知识介绍等几个方面进行培训，从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内容、数字及人口问题等几个方面，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并向在座的教师赠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故事》图书一本，希望老师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能够参考应用。参加本次讲座的教师们纷纷表示，通过参观遇难同胞纪念馆及接受南京国际和平学校的培训，使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和平教育，回校后会将所学知识应用到教学当中。
开办和平学校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与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相类似的国外纪念馆、博物馆，诸如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等，每年均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界人士前往参观。同时，还设立专门的训练营、研究性学习班，主要对象是一些有进一步教育要求的学校、团体等，通过举办讲座、邀请证人证言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拓展人们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和思考。
毫不讳言，南京国际和平学校是我借鉴了国外对公民进行历史教育的经验而举办的。在以色列、美国、日本等国，学校或学术机构对青少年都会进行相应的专史教育。中国中小学历史教育沿用的是通史教学、课堂教学方式，不利于青少年对民族特有的历史记忆进行深入了解。
一直以来，我国对于抗战历史的教育仍有欠缺，尤其跟以色列这样的国家相比，对历史的知晓度和认识水平都存在差距。以色列法律规定三年级以上学生必须接受大屠杀专史教育，并将历史教育与参加相关纪念仪式、田野调查相结合，使得90%以上的以色列学生，对大屠杀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
南京国际和平学校是为顺应时势而专门设立的非营利性公益学校。这些专史教育是对国民通史教育有益的补充，对于国民的民族荣誉感、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引导与培育作用。
作者等编著的《和平学概论》封面
先期进行的几期培训针对少年儿童、机关公职人员、海外侨领等不同人群，普及了历史知识，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接下来，遇难同胞纪念馆将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与《和平学概论》为基础教材，从历史与和平的视角，对北京中关村中学、上海市西中学、香港九龙职业中学等100多所共建学校，以及来馆交流的外国学校师生开展培训。计划2014年内举办10期，2015年举办100期。
实践证明，让南京大屠杀历史完整地走进课堂，并让更多的公民进入遇难同胞纪念馆学习历史、培育爱国情操与和平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六、我对和平的理解
什么是和平？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其实要给出圆满而准确的答案也并非容易。
在2004年，笔者应邀前往日本东京，参加了联合国NGO组织东亚和平构筑的国际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俄罗斯、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专家学者。记得在一个晚会上，一位日本大学生就提出了什么是和平的问题。
韩国的学者回答说：“和平就是两双手握在一起，和平就是北韩与南韩的统一。”
俄罗斯的学者坚持说：“和平就是没有战争、没有血腥、没有恐怖、没有暴力！”
台湾的学者这样说：“和平就是宽恕，就是谅解，就是和合！”
香港的学者如是说：“和平是一种美好的理念，又是一种美好的实践。”
其实，现代人对和平的定义，早已超越了历史上“没有战争就是和平”的狭义范围。和平包括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开发利用、核武器的消除、南北贫富差别的缩小、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等等广泛内容的范畴。
和平已经递进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和平学，它是一门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应用学科，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如何获得持久和平。和平研究的先驱者，荷兰人贝特·罗宁先生称和平学为“生存的科学”。
如果从通过和平要解决的对象来看，狭义的和平要处理的是表面上看得到的“直接暴力”，譬如因战争或冲突所带来的伤害或死亡；而广义的和平要解决的是间接的、杀人不见血的“结构性暴力”，即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所造成的压迫、剥削、歧视、偏见，以及随之而来的流亡、贫穷、饥饿、疏离等等。广义的和平是要以社会公平与正义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就是在肯定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尊严的前提下，如何构建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结构。
和平到底是什么？如何来解读和平的概念？它包括两个方面：积极而言，是指自愿合作的个人、团体乃至国家为实现美好的社会目标，如一国为了追求建设与发展需要谋求实现国际、国内安宁的和平环境；消极而论，是指避免直接地施以精神及伦理的暴力。
从和平研究的角度，又把和平分为“内部和平”和“外部和平”，包括个人、家庭、社区、国家以及国际体系五个层面。在世界和平运动史上，早期比较重视国家之间的和平，然后逐渐地向国际体系，以及社区和平层面扩展，现在则包括家庭和谐以及个人的心灵平和。因此，和平的生活不仅要构筑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没有对抗，同时也包括在社区和家庭中没有暴力。因此，和平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家庭则是和平的细胞。
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有句名言：“和平属于我们大家。……和平生活中的一口粗茶淡饭，胜于敌对中的满屋佳肴珍馐。”
和平在哪里？和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既然和平属于大家，大家都应该做和平的传播者和推动力，不管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还是男人和女人。
倡导和平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想一想自己与和平的责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家庭和平、社区和平乃至世界和平，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在和平的阳光下充分地享受和平，在对和平的祈盼与思考中感受和平的责任，为和平的伟大事业出一份力，应该成为现代文明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我经常对来馆交流的中外人士坦言，我的两个肩膀上各挑着一副历史与和平担子。即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以及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我一直关注海内外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和交流；作为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我也同时用心关注国际和平学的研究和发展。
我觉得，历史与和平研究的目标具有关联性和一致性。要建设和平，离不开向历史学习，汲取历史的教训与经验；而学习历史经验和借鉴历史教训，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现在和将来的和平生存和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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