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难者纪念馆已成为国际和平交流的一扇窗口。该馆建成以来接待过众多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的总理、首相、总统、议长等政要，而副总理、驻华大使、部长等则难以计数。在该馆的馆史和大事记上，清楚地记录着这些外国领导人来此参观的记录。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年来，接待过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陛下，美国前总统卡特，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村山富市、海部俊树先生和鸠山由纪夫，韩国前总理姜英勋、卢信永、全斗焕先生，泰国前总理安南·斑雅拉春，澳大利亚议长玛格丽特·里德女士，叙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尤素夫·费约尔先生，世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阿斯特丽·海贝格女士，美国国防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上将、空军司令查理·博伊德上将、太平洋舰队司令大卫·查理万亚上将、海军陆战队司令约瑟夫·霍尔上将等外国政要，向他们宣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听取他们从国际视野对参观遇难同胞纪念馆陈列的评价及感受。
一、丹麦女王插种南京玫瑰
2014年4月27日，笼罩在阴雨中的遇难同胞纪念馆迎来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凭吊者—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陛下，她是该馆建馆29年来参观访问的首位在任国家元首。
上午10时许，玛格丽特二世女王和亨里克亲王一行缓缓步入遇难同胞纪念馆。女王身穿湖蓝色套装，戴着同色系帽子，身材高挑，气质优雅，在人群之中十分醒目。陪同她参观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王超、江苏省省长李学勇等领导同志，还有丹麦方面的有关官员。我随同前后为她进行讲解。
由于此次行程较紧，没有安排女王进入史料展陈区，但我还是简要地向她介绍了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史的一些基本情况。
在祭场走廊的墙壁上，我们特意为女王陛下增设了六块挂板，上面有一幅幅丹麦友人辛德贝格当年救助中国难民的珍贵照片史料，十分醒目，仿佛又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黑暗而血腥的年代。
女王驻足审视着那些铭记着历史的照片。辛德贝格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也是当时在南京保护中国难民的国际友人之一，我向女王介绍了辛德贝格在南京救助中国难民的历史：辛德贝格，丹麦人，1911年2月出生。在1937年冬到1938年春的100多天里，辛德贝格与德国人京特先生主持管理位于南京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先后收容保护了两万多名中国难民和中国军队伤兵，成功阻止日军进入难民营和工厂骚扰，使他们避免了被侵华日军屠杀。
在工厂里，辛德贝格等还建立了一个小医院医治难民伤病。同时，辛德贝格记录了关于日军南京罪行的许多案例，并将报告递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1938年离开中国后，他还来到瑞士日内瓦等地放映证实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把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公之于众。
看着那些微微泛黄的历史照片，女王陛下神色凝重，脚步缓慢，沉思良久。陪同女王来馆的省外办同志告诉我，她对这段历史是有所了解的。抵达南京后，她在江苏省政府的欢迎宴上曾致辞：“明天我将会参观一个关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之一的一个纪念馆，它纪念的是76年前在这个美丽的城市所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我们无法改变已成为历史的残酷故事，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经验和教训。在这个事件中，值得丹麦人骄傲的是一个叫辛德贝格的丹麦年轻人。由于一些巧合，他在大屠杀前的两个星期到了南京，并且在这个事件中，保护和救助了上万名中国人。今天，我们还要纪念他。因为他用了自己的力量，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救助了乡亲们。我们不但要回顾过去，也要面向未来。”
冥思厅里一片黑暗，只见两边水池中跳动的烛光在镜面的反射下连成一片，促使人们对历史进行反思：人类不要战争，世界需要和平。在工作人员的手电筒辅助光源的协助下，女王缓缓走动，我边走边对女王念道：“让母亲可以安睡，让孩童不再啼哭，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平永留人间。”
穿过冥思厅，来到和平公园。一抹光亮突然出现在眼前，仿佛从黑暗走向了光明，与场馆前面的压抑、悲愤、灰暗的色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平舞台上，我特意安排了两名身着白色长礼服的姑娘在此等候。她们都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是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具有艺术特长的讲解员。她们向女王深深鞠了一躬，接着，一位姑娘弹起了钢琴，另一位姑娘为女王陛下演唱了歌曲《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玫瑰》：
有一枝花儿名字叫辛德贝格玫瑰，
它从遥远的故乡丹麦带回。
辛德贝格先生的事迹已广为人知。丹麦的园艺师为褒扬辛德贝格先生的功绩，花了三年时间专门培育了一种黄色的玫瑰，并由辛德贝格的家乡所在城市奥胡斯市，正式将其命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玫瑰”，以此纪念在南京大屠杀中曾救助两万多中国难民的辛德贝格先生，祭奠在那场浩劫中逝去的人们。
2014年4月27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一行赴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丹麦女王在江苏省省长李学勇和作者的陪同下，为“中丹和平友谊树”培土。
2006年，辛德贝格的妹妹、80岁高龄的比坦·安德森和来自美国、黎巴嫩的六名亲属，从丹麦带来了几株玫瑰的幼苗，来到了南京，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公园内栽下了一批黄玫瑰幼苗，成为该馆一景—“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玫瑰花圃”。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花朵，正在南京的土地上争奇斗艳，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中丹人民友好的故事。
丹麦人褒扬历史人物的做法，令我感动万分，遂作歌词一首，并邀请海政歌舞团著名作曲家姜延辉作曲，制作了这首《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玫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旋律向世人诉说着，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侵华日军大屠杀的暴行，也没有忘记辛德贝格当年的义举。
为了陪同女王参观，辛德贝格外甥女玛丽安夫妇也来了。这对夫妇以前曾多次来过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是在2006年4月来南京时，还向该馆捐赠过当年辛德贝格从南京带回丹麦的几件文物，其中有中国难民赠送给他的刺绣布质横幅，上绣有“辛佩先生惠存见义勇为”几个字，以及落款为“余士和、曹诚之、李功霖、高永山、贝源旺、李福兴、郭仁旺、王福荣、蒋文华、郭仁鑾、王明仓敬赠”等11个人的姓名。
玛丽安性格开朗，见到本国敬重的女王时特别兴奋，她将一捧从丹麦带来的黄玫瑰花献给了陛下。
根据事前的安排，女王在“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玫瑰花圃”旁边，为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培土浇水，并正式命名为“中丹和平友谊树”。没想到的是，女王陛下从玛丽安女士献给她的玫瑰花束中，抽出一枝来，插在和平友谊树下的泥土中，插在南京的土地上。这是她的自选动作，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起劲地为女王鼓掌，记者们更是用手中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摄了这一珍贵的镜头。事后，我专门请来了园艺师，要求一定将女王陛下亲手插下的这一朵黄玫瑰培育好，让它在南京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永久地开放。
最后，女王在和平公园里接见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苏国宝。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提起那段往事就无比激动。他对女王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自己只有10岁。全家人与很多难民一起，住在辛德贝格参与建立的德丹国家合营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中。辛德贝格还亲手交给他一块大洋，还有一些大米，全家人才得以存活下来。老人向女王表示：“这个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感谢辛德贝格先生的救助！感谢丹麦国家和人民！
女王陛下在馆里只待了短暂的30分钟，我有幸全程为其作讲解。女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位热爱和平、可亲可敬的老人”。此次丹麦女王到访南京，到访遇难同胞纪念馆，到访和平公园，亲手为和平护绿插花，在回望历史的同时，也给中丹人民的友谊增添了更重的分量。
二、鸠山前首相故意错写名字
2013年1月16日晚11时，一串急促的手机铃声将我从梦乡惊醒。顺手摸过来接听，原来是江苏省外事办公室礼宾处处长周叶春打来的电话。周处长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夫妇一行今晚已经到达了南京，刚刚用完晚餐不久。明天早晨9时20分钟，他们来贵馆参观访问，请你们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2013年1月17日，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夫妇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并留言：“友爱和平”
周处长的一番话使我睡意皆无。此前，虽然我已经从日本日中协会、中国外交学会、江苏省外办和南京市对外友协等多种渠道，特别是日本和中国几十家媒体的记者给我的电话中，得知鸠山先生要来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消息，但全是“可能要来”的口径，并没有接到正式来馆的通知。现在，终于接到了“官方”的正式通知。
放下周处长电话后，我的脑海里翻腾着如何接待鸠山一行的思绪。在我当馆长的20多年职业生涯中，接待过许多位中外领导人，我清楚地知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所有重要的接待任务，从来不敢有任何的马虎和应付，必须周全地提前考虑和安排好任何细节。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至凌晨1时30分还不能入睡。我对自己说，这样不行，明晨还要和鸠山先生一行讲解与交流，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饱满的精神状态。于是，翻身下床，找了两片安眠药吃下，强迫自己休息。
17日早晨7时30分，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馆里上班。我对馆里参与接待的工作人员一一进行动员和具体安排，在现场进行了布置。
9时20分，载着鸠山夫妇的车队准时驶进了遇难同胞纪念馆3号门院内。连同鸠山夫妇，在贵宾接待室里落座的中日双方陪同人员有：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日本京剧院院长吴汝俊和鸠山先生的秘书芳贺大辅、中国外交协会副会长黄星源、江苏省外事办公室主任费少云和副巡视员蔡锡生等，陪同者都是我熟悉多年的老朋友。
我首先向鸠山夫妇一行简要介绍了遇难同胞纪念馆情况，充当欢迎辞说：鸠山先生、夫人及各位来宾，请允许我代表遇难同胞纪念馆全体员工，欢迎你们在寒冷的冬天，来到本馆参观访问。本馆建成于1985年8月，至今已经开馆27年。馆址所在地就是当年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和一万多名遇难者尸体丛葬地遗址，建馆的目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意即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作为教科书，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和和平警示作用。2012年，包括接待日本人士在内的世界各国观众达650多万人次。在一定意义上说，本馆是一座历史博物馆，同时也是一座和平博物馆。我指着坐在一旁的白西绅一郎说，白西先生每年春天都要带领日本友好人士来本馆植树，他们自称为“绿的赎罪”活动，已经连续坚持有26年，在南京成活的树木已经有6万多株。接着，又指着吴汝俊先生说，他是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使者、第二届南京文化名人，此前也多次来过遇难同胞纪念馆。
鸠山先生接过话来说：“尊敬的朱成山馆长先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待我们。”他指着吴汝俊先生对我说，“吴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告诉我，南京有一个遇难同胞纪念馆，您应该去那里看一看。今天，他陪同我和夫人、白西先生等一起，亲眼来看一看。刚才，我坐在车上，远远地看到了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有一尊高大的汉白玉雕像，雕像上那个手托和平鸽的妇女形象很优美，让我感动。我姓鸠山，在日语中，‘鸠’这个字就是鸽子的意思，所以我对鸽子的形象特别有感觉”。
我提出一起去看展览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在我的引导下，大家朝着展厅的方向走去。在路经“历史证人的脚印”铜板路时，鸠山先生停下脚步问：“这是谁的脚印？”我回答：“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脚印。”鸠山又问：“他们现在都还健在吗？”我回答：“其中的一部分近年来已经陆续去世，现在健在的不到两百人。”此时，白西先生走过来，示意鸠山先生面对镌刻有邓小平题写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石墙前，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致哀。鸠山先生点点头，向前走了几步，躬身向遇难者默哀数分钟。
进入展厅后，我向鸠山夫妇一行介绍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间和30万遇难者数字的出处，他们都表情严肃但很认真地听着。在入口处有一座名叫“历史之门”的设计，我告诉鸠山先生，门上有一副铜手印，是根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手复制的，这位历史老人现在还健在，只要触摸这副手印，这扇“历史之门”就会为我们打开。鸠山先生伸开双手，触摸了证人的手印。瞬时间，“门”被徐徐地被打开了，大家鱼贯而入。
在情景中庭，有按一比一复制的高大但倒塌破损的南京中山门城墙，以及正在放映的侵华日军当年侵占南京城墙的历史录像片。我指着说明牌上的一幅历史照片，对鸠山先生说：“这里复原的景观，正是根据这张历史照片复制的。”鸠山先生问：“当年进攻中山门的是日军那个部队？”我回答：“日军第十六师团，又叫中岛师团，因为十六师团师团长名叫中岛今朝吾。”鸠山先生又问：“他们来自日本什么地方？”我回答：“日本京都。”
在序厅，正前方那堵高大的墙体上，用三台投影仪投射出翻滚的江水中，不断浮现出许多张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照片，特别是中间的汉白玉花圈中间，每隔12秒，在悠远的钟声中，切换着一张张男女老少遇难者照片。
我指着墙体说：“30万不仅仅是一个沉重而冰冷的数字，而且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有着清晰的面容。”鸠山先生问：“遇难者的男女比例是多少？”
我告诉他：“当时的情况很复杂，整体的男女比例无法作调查认定，局部调查认定的档案资料是有的。”
在集体屠杀展室内，我给鸠山夫妇一行讲解到，日军为什么要在南京进行大规模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专门引用了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当时下达的进攻南京的命令中，要求日军部队“用武力迫使中国畏服”，这是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中岛师团长的日记中记载的“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造成了杀俘扩大化，也是原因之一。我还指着展板上展出的当年日本多家报纸上明确报道出在南京杀害58000人、36000人、30000人、17000人等数字。鸠山先生问：“是哪些报纸？”我回答：“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
在集体屠杀示意电子图板前，跳跃着20多处当年日军集体屠杀遗址所在地名的红色显示图，大部分集中在长江沿岸。我告诉鸠山先生：“当年日军集体屠杀的地点主要在长江边，其原因一是当时有许多南京市民和中国俘虏兵，他们想越过长江逃生，但没有渡江的船只，南京江面很宽，江水很急，只能在江边徘徊，被日军围住后，在燕子矶、草鞋峡等地集中大规模地屠杀，也有从安全区、市区搜捕的俘虏兵和平民百姓，押解到江边的煤炭港、中山码头等地进行屠杀的，遇难者的尸体被抛入了长江里。”鸠山先生问：“当时江边是不是很荒凉？”我说：“是的！很荒凉，有很多处是芦苇荡、柳树滩。”他又问：“纪念馆的位置在哪里？”我说：“在江东门，离长江不远，当年毗邻一条名叫江东河的小河，河边有几口小水塘，也很荒凉。”
在日本随军记者村濑守保拍摄的一张被抛入长江，又被江水冲回岸边的许多遇难者尸体照片前，以及展厅中陈列的遇难者遗骨前，还有被日军砍下的遇难者头颅等照片前，鸠山先生双手合十，不断地鞠躬致歉，这样的场面先后多达10多次。
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展板前，我告诉鸠山夫妇等人，当时留在南京的一些外籍人士，出于国际人道主义，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了3.86平方公里的难民区，并成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最多时一共有25万多难民涌进难民区。鸠山先生问：“当时留在南京有多少外国人？南京市有多少人口？”我明确地告诉他几个数字：“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一共有39人，他们来自美国、德国、英国、丹麦、俄国等不同国家，有教授、医生、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等不同职业，但共同的行为是履行人道主义义务。1937年初，南京的人口是101.6万人。随着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及一部分有条件逃难的南京市民纷纷逃离南京，到南京的沦陷前夕，仍然有50多万市民滞留南京，加上从上海、广东、四川等地调集来保卫南京的10多万中国守军，还有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逃难来南京的难民，当时南京的人口有60多万人。”
在展厅最后部分，我指着展板上有关日本政要来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的照片，对鸠山先生说：“前几年来本馆参观访问的有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海部俊树，也有时任日本自明党干事长野中广务，还有时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后来担任过日本众议院议长的土井多贺子，您是来本馆参观的第三位日本前首相。”听我这一番介绍后，鸠山先生走近展板，一一看了这些他熟悉的日本同僚们来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情形。
走出展厅，我引领着鸠山夫妇一行参观遇难同胞纪念馆外景展区。在遇难者名单墙前，他用手抚摸遇难者的名单后，再次双手合十，向遇难者鞠躬致哀。
在遇难者遗骨坑和“万人坑”遗址时，鸠山先生看到累累白骨，感到非常震惊。除了再次鞠躬致歉外，还问了句这遗骨是真的吗？我知道，日本右翼学者田中正明曾经在日本国会议员演讲时，胡说过本馆展示的遇难者遗骨是假的，为此，许多日本政要都对这些遗骸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我肯定地告诉他，这些遗骸都是真的，遗骨坑中的遗骸在1983年发现时，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本多胜一、日本学者藤原彰、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曾经在现场拍摄了照片。“万人坑”发掘的遗骸，是葬在水塘里的，共有7层堆积，每一具遗骸都经过考古学、医学、法医学等多种学科的科学鉴定，被证明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骸，目前被原貌原样地陈列。
在和平大舞台上，鸠山先生仔细地看着台口写着两排对仗工整的大字：“不为复仇誓言铭记南京历史遗训，为了大爱志愿谋求世界和平永续。”他对我说：“这幅对联太好了，使我很感动，希望大家一起为了世界和平出力。”
我赞同地点点头，没有告诉他的是，这幅对联正是出自我思考的结果。
在和平公园里，鸠山夫妇要与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和平女神塑像合影，邀请我与他们合影。这时，鸠山先生突然发现了在雕像上停歇着10多只白色的鸽子。他高兴地对我说，有那么多的“鸠”飞到这里来了。是的，鸽子是和平的象征物，在日语中被称为鸽子的“鸠”，今天真的为了和平来到这里后，受到了来馆参观的许多观众的欢迎。
在和平公园的一角，高大的和平女神雕塑之下，有一棵树龄约20年的银杏树，我们请鸠山夫妇一行为它培土浇水，作为此次来馆参观访问的纪念树。这也是鸠山夫妇的心愿，用鸠山先生自己的话说，培植一棵和平的树。
在植树现场，还有许多棵由此前来馆的日本友人种植的纪念树，每棵树的旁边都立着一根高约一米的不锈钢柱，柱上面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着何时何人种植的树。鸠山夫妇一行人饶有兴趣地观看，我一一地为他们作介绍：这是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涩泽利久先生种植的；这是日本铭心会访华团种植的；这是日本鹿儿岛教职员工会种植的；这是白西先生所在的日本日中协会组织植树访华团于1986年5月种植的，时间最早，已经在纪念馆成长了26年。鸠山先生问白西理事长：“你们今年春天还来这里植树吗？”满头银丝的白西先生肯定地点点头说道：“来！一直要种植到日本现任首相来该馆谢罪道歉为止。”
访问结束之前，我邀请鸠山先生为遇难同胞纪念馆题词。他拿起了毛笔，在事先为其准备好的宣纸上，写下了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友爱和平”。
在落款时，发现他将自己的名字鸠山由纪夫中的‘由’字，改成了‘友’字。当我问起是否有意而为之时，他点点头表示认可，说“等到银杏树开花时，我还会再来”。
当鸠山夫妇一行在汽车里与我们挥手告别时，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11时40分。他们今天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访问的时间为整整140分钟。
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与鸠山先生近距离对话和交流的时间达到了140分钟，比原定的80分钟超出了一个小时。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扬子晚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题为《我与日本鸠山前首相零距离140分钟》这篇通讯。
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来信。
鸠山在来信中主要表达了四方面的意思。一是感谢我的接待解说；二是表达其对日军侵略暴行的谴责和对遇难者的祈祷之心；三是希望承认国家间在这个历史事实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提倡通过对话避免新的纷争；四是深感修复中日关系的责任重大。
鸠山由纪夫并不是第一位到访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日本政要。1998年5月，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参观了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敬献了花圈，上面写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村山富市采取了正视这段历史的态度，他在观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录像、参观陈列展览后，曾经沉痛地向中外记者表示：“南京大屠杀惨不忍睹，我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2000年8月，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访问南京并参观了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过程中，海部俊树敬献了花圈，并为死难者默哀，最后他在纪念馆留言册上留言：“二十一世纪是和平希求的世纪。”
这次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参观遇难同胞纪念馆，引发广泛关注。在参观的两个多小时时间里，鸠山由纪夫认真观看了陈列的大量影像和图片资料，神情凝重。面对遇难者悲惨的图片和影像，鸠山多次双手合十默默祈祷，最后写下“友爱和平”四个字。鸠山先生署名时故意将名字写错，以表达中日友好之情，这一幕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也留在南京人民的心里。
三、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题辞
2012年12月14日下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及夫人罗莎琳·卡特一行，在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郑泽光，江苏省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徐龙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位于南京市江东门的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访问。
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EarlCarter）习惯称吉米·卡特（JimmyCarter），1924年10月1日生于佐治亚州普兰斯。1941年至1943年先后在佐治亚州西南大学和理工学院读书。1943年入马里兰州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即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学习，1947年获理学士学位。1946年至1953年在美国海军服役。1953年父亲去世，他退役在家乡经营卡特农场、卡特仓库等业务，并从事政治活动。当过基督教南方浸礼会执事、主日学校教师。
1955年至1962年任佐治亚州萨姆特县学校董事会董事长，1962年至1966年任佐治亚州参议员。在此期间还先后担任过平原发展公司、萨姆特县发展公司总经理，佐治亚州中西部计划和发展委员会以及佐治亚州改进作物协会主席等职。1970年至1974年任佐治亚州州长。1974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议员竞选委员会主席。1977年任美国第39任总统。1980年争取连任落选。1982年起在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任名誉教授。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一行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
在对华关系上，卡持承认中国为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8年12月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1979年1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8月，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访问中国。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5月，中国国防部长耿叙率团访美。自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后的两年时间里，中国与以卡特为首的美国政府之间签订了35个条约、协议和议定书，两国关系在外交、经济、科技、文化学术领域取得相当迅速的发展。
2002年10月11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把当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卡特，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
“我一生之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促成了中美建交”，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这样说过。
卡特先生访问遇难同胞纪念馆时已是88岁的高龄了，可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细致地观看馆藏资料，听取我的参观介绍，并不时提问了解细节。
年，明妮·魏特琳（Minnie·Vautrin）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
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魏特琳加入了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被派往中国。她花了两年时间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并根据她的姓Vautrin的谐音给自己起名华群，很多中国人习惯称她为华小姐。
当南京城沦陷前，魏特琳拒绝了美国大使馆的撤离命令，毅然留在南京城，为中国人撑起血海中的生命孤岛。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所。在这里，她积极营救中国难民，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和年轻姑娘，这使得她们避免了被日军送到军队慰安所和军营而遭受日本士兵性奴役的危险。被称作“华小姐”的魏特琳成了全南京城里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使”和“神的使者”。
由于长期劳累和过度的精神压力，魏特琳患了严重的忧郁症。1940年5月14日，在多方劝说下，魏特琳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国治病。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魏特琳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她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还眼看着自己一步一步滑向悬崖边缘。“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
1941年5月14日是魏特琳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这位一向坚强倔强的女性却选择了打开厨房的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她的墓碑上，用隶书刻着四个汉字：“金陵永生。”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有包括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纽约时报》的德丁、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及美国派拉蒙公司的门肯五位记者留在了南京。他们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城内烧杀淫掠的滔天罪行。作为记者，迫切的使命感让他们急于把这件事报道出去。然而，当时的南京已经成为一座孤城，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一切可能的发稿渠道都被切断。
这时，日军不愿意让这些记者们见到自己的罪行，急着将这些记者赶出南京。1937年12月15日，他们从南京城内经过下关长江边，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在船上，斯蒂尔把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拍发给了《芝加哥每日新闻》，由于时差，12月15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刊登了他的报道。12月17日，“瓦胡号”炮舰到达上海后，德丁给《纽约时报》拍发了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新闻稿，12月18日，《纽约时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他的报道。随后，美国、英国等其他报纸也刊发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2007年，现代快报记者赴美采访时，拍下了这期珍贵的《纽约时报》以及刊登在头版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危难时刻见真情！面对日军施暴的危险与危急，魏特琳等美国公民及其他国际人道主义者，曾经在南京庇护挽救了20多万人。他们所体现出的人类大爱，一直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卡特先生盛赞当年留在南京的贝茨、威尔逊、魏特琳、海因茨、米尔斯、马吉、史密斯等美国人为“英雄”。他说：“在这里，我看到上世纪30年代中美合作留下了许多佳话，他们在上世纪30年代就在为中美友好作贡献。”
卡特前总统还为遇难同胞纪念馆题词：“这里是世界各国憎恶战争与渴望和平的最佳诠释。”
四、韩国前总理和学者到访纪念馆
中韩两国地缘相近，文缘相通，人缘相亲。在近现代的东亚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进行长期的殖民统治，掠夺资源、奴役百姓，至今仍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如领土争端问题，尤其是“慰安妇”事件给韩国人民带来很大的伤害。
遇难同胞纪念馆曾经迎来韩国多位卸任领导人。1996年10月，韩国前总理卢信永夫妇到馆访问。2001年10月，韩国前总理姜英勋一行到馆参观。
2001年12月，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及其夫人一行到馆造访。其中，姜英勋前总理题词道：“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政府与日本军队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进行深刻反省。”
2001年10月12日，韩国前总理姜英勋（中）一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参观时，作者为其讲解。
中韩在历史问题上有着很多共同的感受和语言。对于日本而言，不仅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要反省，对于中韩“慰安妇”也要忏悔道歉。目前，日本政府对于韩国的殖民统治、对于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史实轻描淡写、极力美化，伤害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也不由不让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一旦机会成熟就会死灰复燃，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韩国前政要到访遇难同胞纪念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们与韩国学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两国在历史问题方面本来是可以进行很多合作的，但由于中韩日三国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长期以来中韩在与日本交涉历史问题时，大多是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
可喜的是，在2001年，不仅有两位韩国前政要连续造访遇难同胞纪念馆，而且从是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开始了在历史问题上合作和努力，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2002年3月28日，首届中、日、韩“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2001年12月，韩国学者姜昌一、梁美英等人，邀请中国和日本学者到首尔（当时叫汉城），在汉城大学与日本、韩国几位学者一起讨论如何应对日本扶桑社出版的右翼势力编辑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中国方面受到邀请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杂志社副主编荣维木和我两人，日本方面受邀请的也是两人，即日本著名的近代史专家荒井信一教授，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秘书长俵仪文。通过两天时间的激烈讨论，我们达成了一个共同结论：统一历史问题的认知非常重要，因此决定由中、日、韩三国轮流举办一个名为“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的国际学术论坛，第一个举办地点就选在南京。
2002年3月，第一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在南京东郊中山陵景区内的国际会议中心召开，韩国、日本各来了40多位学者，中国来了100多位学者，三国共有148位学者参加，主要议题仍然是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批判和对策。这次会议由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主办单位，我为该论坛策划人、召集人和组织者。
时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步平先生（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在会上说，“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扩张行径，曾经使东南亚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苦难，仅死亡、失踪的人数，越南200万，印尼200万，菲律宾100万；殖民统治韩国36年；殖民统治中国台湾50年，侵略中国大陆14年，造成死伤3500万人以上。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教科书提出，‘日军从开战后，把解放亚洲作为战争的目的之一，……而从欧美统治下获得利益的人们，兴起了抗日游击运动，但即使那样，日本使欧美在数百年间也不承认的独立，在缅甸、菲律宾、印度、越南、柬埔寨、老挝各国得到承认。’而历史事实恰恰是，日本殖民统治瓦解了。而欧美殖民者又无力恢复原来的统治，只能任凭这些国家纷纷争得独立。”
来自日本的学者井上久士引用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发表在《日本与中国》报刊上的文章。村山指出：“我在担任首相期间，在1995年8月15日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为了建立同亚洲近邻国家的信任关系发表了如下谈话：‘在不远的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我国国策有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又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道歉。’这一谈话为后来的几任首相所继承，并写进了1998年的日中共同宣言等文件。”这位前首相还说：“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下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闭眼不看历史事实，企图使殖民统治和侵略正当化，完全无视政府审定教科书的‘邻近国家条款’，从根本上否定了迄今建立起来的国家间的信赖关系，日本的信誉在国际上也被动摇。坦率地认识和正确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才能开辟睦邻友好的未来。”
韩国学者尹辉锋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因侵略而变得非常不平静，在东亚日本殖民主义下，战争与分裂以及相互对立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1世纪的今天，东亚，特别是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人民应当从过去的战争和矛盾、对立当中摆脱出来，相互协作，开创美好的未来。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不友好的关系进行整理，面向未来合作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应当从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刻反省，希望对在侵略战争中受害的人民给予赔偿。同时中国和韩国两国人民也要从受害历史中走出来，本着宽容的姿态与对方相处和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但日本社会最近反而出现遗憾的事，将过去的殖民地侵略战争美化，日本总理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右翼势力编撰的教科书发行，从而使问题更加严重。”
在南京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还专门召开了一个专题学术讨论会。会上，有日本学者提出，我们光是批判日本右翼教科书，坐而论道还不够，应当编写一本面向中、日、韩三国青少年的共同历史读本，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历史。
这种提议得到了其他两国学者的响应。虽然如此，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底气不足，感到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三国历史分歧如此大的情况下，要共同编写一本历史读本，简直是天方夜谭。尽管如此，编写历史读本还是作为此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肯定和赞同，形成了初步合作的意向。后来，三国分别组织了历史读本的编写委员会。2002年8月，在韩国的首尔召开了第一次关于编写工作的国际会议，编写工作由此启动。
任何事情形成动议相对容易，可是要付诸实施，才是真正面对困难的开始。万事开头难。来自三个国家40多位学者和教师（每个国家吸收一至两位中学教师参加，听取他们是否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意见）坐在一起，编一本面向三国读者的书，这是前所未有的事。究竟应该从哪里着手呢？引起了大家的思考。
还是先明确该书的框架结构，三国学者找到了下手的共同点。首先确定了按年代纵线编目，但很快遇到该书跨越的年代究竟有多长的困境。诸如要不要把三国古代的历史放进去？要不要把三国现代历史也吸收进去？中国的学者认为只要搞一本近代史的书籍就可以了，不要放古代史和现代史，而日本和韩国学者意见正好相反。最后经过热烈的讨论，意见相对得到了统一。即不放入古代史，否则篇幅太长，一本书的容量根本不够，还是从三国近代历史开篇较好。最终敲定写一个序章，简单交代一下近代三国的相互关系和国内状况。正文写四章，即第一章“开港与近代化”；第二章“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与中韩两国的抵抗”；第三章“侵略战争和民众的受害”；第四章“战后的东亚”。第四章在时间跨度上属于现代史，但角度仅仅局限在战后东亚三国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历史问题的影响。最后加了一个终章“为了和平的未来”，旗帜鲜明地指出战争遗留问题如何处理，直接影响到东亚三国和解与和平。
其次是研究和确定该书读者对象到底是谁，是政要、是专家、是中青年、还是青少年？因为既不是政治书籍，又不是专业书籍，又不可能形成学校里的教科书，最终确定还是以中青年学者为对象，以浅显的语言概括了三国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以及日本侵略中、韩的历史事实。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日本右翼否定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的确是促成三国学者下定决心在一起共同编辑该书的起因，但在实际编写过程中，我们没有完全针对扶桑社那本有问题的历史教科书，而是按照历史事实的发展来考虑纲目的。我们并不是以谴责为目的，我们在历史读本之中从来没有以谴责什么人为目的，都是以摆历史事实、用事实来说话，能够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讲道理。
在编纂过程中，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学者之间是否会有分歧呢？有争论、有分歧这是很正常的，毕竟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差异也会不小。我们的分歧点很多，而且有时争论还十分激烈。
记得有一次在首尔开会，为一个问题争论了17个小时。如果按照通常每天工作8小时计，那一天我们等于耗了两个工作日的时间。
在刚开始前，我们主观地认为，中韩两国都是战争受害国，日本是加害国，中国学者与韩国学者之间比较容易沟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结果在实际编撰讨论的过程中，恰恰是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沟通比较顺畅，因为日本右翼学者根本不可能与我们坐在一起编书，与我们坐在一起的正是能够正视侵略与加害历史的日本学者和教师。相比较而言，韩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以前沟通交流的机会较少，经常形成对立和争执，但这种争论，只是表现在事实的认定等具体问题上，不管是日本学者，还是韩国学者，乃至与中国学者之间，在根本问题上，譬如在历史观和侵略加害历史的态度上，是完全一致的。
三种文版里面，内容是一样的，文字的内容包括照片的使用也一样，只是在个别的地方有差异。如在使用“朝鲜”这个词组时，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与韩国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中日两国学者认为，使用“韩民族”、“韩半岛”是有时间性的，最早只能在1897年改国名为大韩帝国之后。而韩国学者认为，“朝鲜”这个词特指“北韩”，韩国宪法中规定了必须使用“韩民族”、“北韩”、“大韩民国”等词，希望中日两国学者理解和尊重。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形成争论，一直到付诸印刷时，韩国学者仍提出希望允许韩国版本与中日两国的版本，在这一点上能够有所不同。成为个别地方有差异的例举。
人们都比较关心在涉及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等历史事实的认定上，日本学者与中韩学者之间一定会有相当的差距，三方是怎样达成共识的。我正好是负责该书第三章编撰的中方主编，也就是1931年至1945年时间的跨度，上述几个问题都在这一段历史范围内，因此最有发言权。
值得庆幸的是，日方第三章主编是笠原十九司教授，他是日本南京事件调查会的成员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展有关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的调查研究，并且与我们有着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彼此间不仅熟悉，而且有着许多相近的观点。
在具体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时到底有多少、被强奸妇女的人数是多少这些敏感的数字时，有的学者提出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下称“东京审判”）审判的数字，有人则提出要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下称“南京审判”）审判的数字，再有就是用中国人普遍知晓的30万这个数字。一开始中方比较坚持30万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不仅是一个刻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上的一个历史符号，表明日本在侵略战争期间非常典型的一种暴行，在史书记载上很多处就是用了30万这个数字。但日本学者不同意，因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这个问题在日本是非常敏感的。经过讨论，我们尊重了日方学者的意见，不作主观的评论，在书中没有直接写出30万这个数字，而是采用了东京法庭和南京审判的两组数字，即东京法庭判定的“20万人以上……不包括抛尸长江、挖坑掩埋和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在内”的数字，以及南京法庭认定的“集体屠杀28案，19万多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多人，死难人数达30万人以上”的数字，都客观地写上去，既尊重了历史的判决和法的定论，又减少了不必要的历史评论可能带来的分歧，让三个国家的读者可以看到历史的全貌。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两个法庭的判决并不矛盾，只是直接和间接地说了30多万人的数字。诸如此类，不一一例举。
2005年5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中文版、日文版、韩文版分别在中、日、韩三国出版发行。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秉孟教授在新书首发式讲话中所评价的：“三国学者在编写过程中，相互切磋，求同存异，最终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也说明只要我们有着为三国人民负责的共同认识，有着促进东亚未来和平发展的共同心愿，在历史问题上是能够达成一致的。”
特别可贵的是，中、日、韩三国学者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自发合作，这件事情是非常令人感动的。11次会议，除了在南京召开首次会议，在北京、东京、首尔三座城市，三国轮流坐庄各三次。
还有一次例外，就是在中国安徽省的马鞍山开了一次会。期间，不仅没有任何报酬，所有的差旅费用都是各位学者自己负责。由于经费有限，每次会议只有两三天时间，所以每次会议都安排得非常紧张。尽管如此，大家没有任何怨言，都能够积极地全身心地投入，保证了该书按照预定计划顺利进行，按时得以完成。
2005年6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同时出现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媒体上：中、日、韩三国学者历经3年时间共同努力，先后召开11次编写工作会议，6次修改统稿，用中日韩3国文字印刷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终于在东亚三国亮相了。
读本一上市就在三国掀起了抢购热潮。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三国学者共同编撰完成的第一本权威历史读本，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我作为该书中方的主要编纂者之一，除了应邀参加南京、北京两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以外，还接受了众多媒体关于这方面内容的采访，特别是撰写题为《东亚三国（中日韩）历史纠葛与书写》的文章，介绍参与编撰和出版的全过程，发表在马来西亚的《当代评论》杂志上。
中日韩三国学者创造性的工作成果，填补了东亚近现代史上一项历史的空白。《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编撰和正式在三国出版发行，实际上是一项创新，中、日、韩三国又是如何评价这一成果的呢？
第一，虽然暂且还不是三国的历史教科书，但提供了一本正确的历史教科书辅助教材。
第二，对凝聚东亚近邻国家的历史共识，必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提供了一种通过三国学者合作的模式，解决日本与周边国家在历史问题上存在巨大反差的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此后，遇难同胞纪念馆与韩国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和韩国的同类型纪念馆、历史研究所的交流与合作就愈发多了起来，如与韩国独立纪念馆、韩国济州岛四三惨案纪念馆、四三研究所、光州五八研究所、韩国东北亚研历史财团等，进行了许多人员交往、学术研讨、参与对方组织的纪念性活动等，不断增进了解和共识。
我曾经应韩国东北亚研究所的邀请，专门写过一篇《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的论文，用大量的史实和数据说明，当时是没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发表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东北亚历史问题—主要现案分析》期刊2009年11月刊（总第32刊），同时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10期上，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0年第3期全文转载，该篇论文在中韩两国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
我一直认为，中韩两国应该多加交流与合作，在与日本的历史问题上形成合力，这不仅有助于遏制日本右翼分子翻历史案的企图，也可以在现实问题（如领土争端）上打压日本政府的强硬立场。日本政府只有客观面对历史遗留问题，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才能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共建东亚和平友好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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