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共包括六个子项，即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世界记忆文献遗产、世界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世界景观遗产。
世界记忆文献遗产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项目。世界记忆文献遗产侧重于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史的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其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
我们人类记忆里应该记取什么呢？我们中国人的记忆里应该存储什么呢？
至2013年6月，世界上100个国家的299份文献集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如埃及苏伊士运河的相关文献；贝多芬、肖邦、舒伯特的音乐曲谱原稿；歌德、易卜生的著作原稿，以及德国古登堡1455年印制的欧洲第一部印本书《四十二行圣经》、俄帝国时代的地图、法国占领毛里求斯的文件等。
中国有9份文献遗产入选，分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代内阁秘本档、东巴古籍文献、清代科举大金榜、“样式雷”建筑图档、《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侨批档案、元代西藏官方档案。
从已经入选的名录看，除了文献所必须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在时间、地理上的信息含量，以及与重要历史人物的相关性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注重文献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当然档案文献的完整性和惟一性也是决定其是否具有世界意义的主要原因。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文献超越了国界成为滋养世界人民的精神食粮，成为全人类记忆的珍贵组成部分。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罕见的惨案、人类文明史上的特大浩劫“南京大屠杀”，是不是应该成为世界意义的文献记忆呢？
一、卡门夫人的提议
民间艺术国际组织，简称IOV，是一个致力于世界传统文化、民间传统艺术以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也是联合国教科文唯一一个以保护和挖掘国际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遗产为主要工作的国际机构。
2008年5月，应南京市政府邀请，联合国官员、IOV主席卡门女士、秘书长汉斯先生、IOV中国主席陈平女士、IOV首席法律顾问兼美国分会主席乔治先生赴南京进行考察，同时接受了为南京云锦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国际运作工作。
卡门夫人参观了位于南京云锦研究所对面的遇难同胞纪念馆，面对残酷的罪证与令人战栗的历史事实，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如今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均已被列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我认为贵馆也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2009年4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人类记忆”委员会亚太地区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文化委员会主席、民间艺术国际组织主席卡门·帕迪拉女士一行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作者为其讲解。
卡门夫人在与时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皓先生交谈的时候，介绍了世界记忆名录这个项目，同时建议遇难同胞纪念馆应该申报该项目。叶皓先生立刻叫来了我。
当时我还不清楚什么叫世界记忆名录。我马上就此展开了谈话，请卡门夫人为大家介绍了名录的情况，并就申报名录的细节进行了可能性讨论，并委托陈平女士尽快跟国际社会和教科文相关官员取得联系。
为什么一名外国人在参观遇难同胞纪念馆时，能够发出“这里理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感叹，而中国人却无人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波兰人和日本人都把自己同胞（有的还不是自己的同胞）的遇难地申报了世界遗产，而同样是二战中三大惨案之一的遇难同胞的纪念馆竟成了唯一被遗忘的呢？
中国人不是喜欢争“世界之最”、“国际领先”的吗，为何在这儿卡壳了呢？这些问题令人深思。
原因之一恐怕是国人习惯于张扬成绩而羞于谈论国耻。是的，南京30万同胞被日军野蛮屠杀的确是奇耻大辱。然而，正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热衷于正面张扬，在国耻教育上更几乎是一片空白，于是国人总是“健忘”。甚至出现了“在历史疤痕上掘金，在民族伤口上找乐”，专门化装成“日本鬼子”当“导游”、“导购”，拿国耻当有趣的怪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耻而后勇”，如果我们不敢正视耻辱，民族兴旺必然缺少一分勇气。何况，忘记历史，不敢正视历史，也是一种“背叛”。为此，我写过一篇《不要轻视悲剧文化》的文章，发表在《南京日报》2011年11月25日A1版上（见《站在历史与和平的视角—朱成山研究文集》第859—852页，南京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那就是风景名胜、历史文物、古城古镇、传统产品申遗后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而像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样不能带来多少收益的项目如果申遗可能是“得不偿失”。的确，申报世遗是一件“烧钱”的事，如河南龙门石窟申遗时洛阳市政府投入1亿多元，武夷山在申遗中也花了1个多亿，湖北武当山、重庆大足石刻等也“烧”了不少钱。可是，如果我们处处用金钱和效益来衡量我们的文化遗产，那么即便是已经申办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其“文化”含量恐怕也要大打折扣。
相比较一些地方千方百计而又一掷亿金的申遗热情而言，遇难同胞纪念馆实在不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何况比较二战时期另两处已经申办成功的惨案遗址而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申遗几乎是铁板钉钉而又不需要多少投入的事。如果遇难同胞纪念馆能够申遗成功，不仅是对国人而且对一些国际上爱好和平的人士都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日本人再想篡改这种已经被国际承认的历史，再想否认南京大屠杀恐怕也难上加难了。
对文献遗产来说，将其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会大大提高其地位。名录的申报工作是提高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其遗产的重大意义的认识的重要工具，并且有助于从政府和捐助者那里获得资助。
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可以使用世界记忆工程的标志。这个标志可用于各种宣传品，包括招贴画和旅游介绍等。它将大大提高该文献遗产的知名度，以及收藏这份档案的档案馆、博物馆的知名度。
卡门夫人的建议触发了我的想法，我热切希望遇难同胞纪念馆能够早日提上申遗日程。
程瑞芳日记
二、三馆合作联合申遗
2009年，在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由我撰写提案、其他10名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议案，被南京市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列为当年五项重要议案之一。
人代会之后，南京市正式启动申遗项目，成立领导小组，并按我的建议，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馆联合申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国家档案局所属的国家级档案馆，集中保管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各个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档案，卷帙浩繁，截至2003年，共收藏有932余个全宗，计180多万卷，排架长度达50000余米，收藏的民国时期图书资料有5余万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东北，嗣后其在中国占领区先后扶植与建立了若干伪政权。这些日伪政权在统治期间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档案，该馆所藏日伪政权档案以汪精卫伪政府档案为主，共有91个全宗，10余万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部分档案曾被国民党政府接收，留存至今，这些档案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日伪在沦陷区残酷统治和对华掠夺的历史面貌。特别是保存了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所有档案，以及《程瑞芳日记》等当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有关档案。
在南京档案馆里，集中保管了汪伪南京特别市政府的档案共10794卷，包括日军入侵南京初期网罗汉奸组织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维新政府时期的“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和汪伪“南京特别市政府”三个时期的档案。主要有记载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慈善团体掩埋尸体的文书记录，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政府相互勾结镇压中国人民、进行疯狂经济掠夺，对我国人民施行奴化教育、进行反动宣传的档案。
我们三家单位所在地都在南京，都有大量的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献，于是共同合作，挑选了一批原始档案文献进行申报。共有形成于1937—1948年间的五组档案，分纸质、照片、胶片三类，列入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五组档案分别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京字第一号证据的16幅日军暴行的照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女士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南京市档案馆珍藏的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遇难同胞纪念馆珍藏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战犯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判决书的原本，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原始胶片及摄影机。
这五组档案具体是什么内容？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日记等资料如何穿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保留至今？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为世界留住了这段不容忘却的血色记忆？在此我攫取二、三件为大家进行介绍。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了一份非常完整的档案全宗，是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档案，被称作“593卷宗”，这也是此次申遗的档案中最“厚重”的一组档案。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是一部真实记录当时中国政府对战犯审判全过程的卷宗。据介绍，这组档案一共有几千卷之多，其中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有900多卷。这些档案形成于1937至1948年间，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性。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对战犯谷寿夫的起诉书。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为战后审判乙、丙级战犯的同盟国法庭之一，当时审判的日本战犯主要是四个人：谷寿夫，作为指挥官类军官进行审判；官兵类的三个代表，分别是田中军吉与另外两名“百人斩”向井敏明、野田毅。
据史料记载，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开始为期3天的公审，先后有80多名证人出庭陈述谷寿夫等日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金陵大学外籍教授史密斯？贝德士就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客观事实作证。开庭审判时，上千人出席旁听。庭外装有播音器，许多市民聚集庭外收听审判实况。从日本罪犯调查到法庭质证、辩护、判决书等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文本记录都包含在内，另外还包括了所有作为呈堂证据的相关照片和影像资料。
当年3月10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战犯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犯罪事实，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这份判决书的原本，正是这次申遗的档案之一。这是份由当年该法庭庭长石美瑜亲自保存、后由其子石南洋捐赠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珍贵档案。
在那段国破家亡的日子里，作为美国教会所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负责人之一，62岁的程瑞芳白天和同伴们撑起一顶已然千疮百孔的“保护伞”，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们提供着庇护，晚上她就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和着泪水的墨水写下一篇篇日记：12月10日……搬进安全区的人路上不断，进到学校的也是如此，洋车没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飞机声、大炮声他们也不管，真是凄惨……我们这里只住妇女、小孩，也不许烧锅弄饭，有的自己家里送饭，没有饭吃的不多，我们给他们吃，早上给他们水洗面，给他们三次水喝，有一千多人，忙极了，预备水、开水，一日送两次。现在预备在大门外对面开一粥厂，过两天就有粥吃了……12月11日……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今日大炮打得利（厉）害……我军（注：指国民党军队）要逃了，警察没有了。下关我军放火烧了，烧的地方很多……12月14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从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里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12月17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11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强奸），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程瑞芳日记的发现者之一、“程瑞芳金陵女大日记整理与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郭必强说：“这本日记发现的意义在于，它填补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中的一个空白，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东史郎日记》形成连环证据链，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者的日记证言相互印证，这也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铁证。”
日军坦克、装甲车正在疯狂地炮击南京城，城内一片断垣残壁，被蹂躏、奸淫后的妇女痛苦万分，被汽油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街道上、水塘中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展厅内，这段真实记录大屠杀惨况的影片，始终吸引着众多参观者驻足。这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利用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拍下的唯一真实反映日军暴行的动态画面。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律师家庭。1912年，作为圣公会的一名传教士，他被派赴中国南京挹江门附近的德胜教堂工作。侵华日军的凶残，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冒着生命危险，他拍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1937年12月21日，马吉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残害的市民，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当年怀有6个月身孕的李秀英，是他拍摄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因反抗日本兵强暴，李秀英身中37刀。幸存下来的李秀英曾多次赴日本参加和平集会，控诉日军暴行。
从日军攻陷南京起，马吉共拍摄了4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真实史料。1938年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美国人乔治·费奇，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将马吉拍摄的部分胶片带到上海。在上海，费奇与英国记者田伯烈一起到上海柯达公司，对这些资料片进行了紧张的编辑制作，并加上英文说明。这部纪录片面世后，立即引起轰动，侵华日军的暴行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
2002年10月2日，举行“约翰·马吉牧师拍摄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摄影机捐赠仪式”，大卫·马吉先生将其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使用的16毫米家用摄影机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002年10月，马吉牧师的儿子大卫·马吉将父亲当年所用的摄影机捐赠给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拍下的电影资料是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是对那些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的有力回击。
南京大屠杀最初的档案是由日军自行“提供”的。而这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则是一组16张日军军官连续砍杀中国人的照片。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时，当时只有16岁的罗瑾正在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1938年1月的一天，有个日本少尉军官到这家照相馆，送来两卷胶卷冲洗。罗瑾发现，这些照片竟然都是日军屠杀同胞的现场。为了保存罪证，他悄悄地多洗了几十张，并用硬纸自制了一个小本子，选取了最触目惊心的16幅日军暴行的照片装订成册。
这个相册的封面有一颗“滴着鲜血的心”，旁边是一把日本刀，又在右上角写下一个“耻”字，大概是为了表达心中的震惊和愤怒。罗瑾做完这个相册，就把它藏了起来。
1941年，已经离开了照相馆的罗瑾把相册拿到了毗卢寺里警察通讯培训所的厕所，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墙缝藏好，并用泥糊了起来。不放心的他隔三差五就去厕所查看。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本血证相册不见了。为了防止意外，因为培训班的教官就是日本人，他逃离了南京，一直隐居在福建省三明市。应毗卢寺主持传义大和尚的邀请，我专门书写了这一段历史故事，至今仍然刻写在该寺庙内。当然这是后话。
罗瑾洗印的16幅“血证”照片集封面
50多年后，罗瑾回南京为其母亲上坟期间，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发现了自己当年冒死洗印的血证照片。后经我的联系和介绍，罗瑾与吴旋在遇难同胞纪念馆见面，才知道这本相册当年被同在培训班的吴旋捡走，吴旋把它藏在了大佛的底座下，后辗转多处收藏并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后，交给了临时参议会。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被提交法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中国记忆遗产申报成功
世界记忆工程鼓励建立地区和国家名录，这两个名录主要收集具有地区和国家意义的文献遗产。地区和国家名录并非在重要性上次于世界记忆名录，而是保护地区和国家文献遗产的手段不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就是中国的国家级名录。
为唤醒和加强全社会的档案文献保护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抢救、保护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工作机构由“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领导小组、国家咨询委员会和办公室组成。“国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均是国内文献、档案、图书、古籍、史学界著名的学者、专家。“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工作与全国重点档案抢救工作紧密相联，选择的档案文献均是重点档案中的珍品。
实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既是为了加强对我国重点档案的抢救，也是为了配合“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在中国的开展，做好中国档案文献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前期准备工作。
2010年2月22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召开会议，按照“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入选标准对第三批申报的档案文献进行了认真审定。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捆绑申遗”，以其权威性和真实性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从“档案文献”到“记忆遗产”，体现出国民对历史问题认识上的提高。
这不仅是历史档案文献的丰富，更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档案”上升到人类的共同记忆财富。
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献成功入选为国家记忆遗产，这为2014年的申请世界记忆遗产打下了基础。
四、世界记忆遗产申报进行时
今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提名表。在原先三家单位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进行联合申报。
档案名录也由过去的5组扩充为11组，分为纸质、照片、胶片三类，既有单件档案，又有全宗。
这11组档案具体包括：
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中国人吴旋向南京临时参议会呈送的日军暴行照片；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判决书的正本；美国人贝德士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证词；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罪证档案；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外国人日记：“占领南京—目击人记述”。
这11组档案都是真实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性，对于研究当年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这些档案历史线索清晰、记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从不同角度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的大肆杀戮、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的大量罪行。这些档案遗产有助于让世界人民认识战争的残酷性，牢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同捍卫人类尊严。对于研究中国抗战史、日军暴行史，有力回应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申遗相对于其他内容的申遗项目，在国际上引起了特别的关注与反应。
消息一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就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中国就南京大屠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一事表示遗憾，称中国将日中之间过去的负遗产进行“恶作剧”式的展示，并要求中方撤回申请。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进行申报，目的是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捍卫人类尊严，以防止此类违人道、侵人权、反人类的行为在今后重演。对于日方的撤回申请的要求，中方不接受，也不会撤回有关申报。
近期日本右翼势力抬头趋势比较明显，对历史问题等都采取否定态度。
所以，日方这种反应也在预料之中。
就中国政府单独将日军慰安妇相关文献申报为世界记忆目录一事，韩国也有所反应。据悉，韩国原登记“慰安妇”人数为237人，现阶段仅剩54人在世。韩国政府去年年底表示，3060份“慰安妇”档案将作为“国家指定记录”永久保存，包括她们的证言、接受心理检查、在记者会和抗议集会中的影像数据以及画作和遗物。这些文件将保存在韩国光州在世原“慰安妇”居住的“分享之家”。韩国官员此前表示，韩国计划于2015年正式提交慰安妇相关资料，争取2017年将其列入世界记忆名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镒表示，韩方的申报与中方的申报是两码事。
据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不参与“世界记忆”计划的评选过程，只是作为中间机构，协调申报者和评审委员会的工作。独立的专家将会通过一系列评判标准，决定申报内容的真实性、重要性和独特性。接到一项申报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先会将申报内容发送给注册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让委员们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将再转给拥有14个成员的国际顾问委员会。
该委员会将形成最终的推荐意见，并由委员会主席将其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目前，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已经接受了中国的申报，将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定，一旦南京大屠杀等档案申报成功、列入名录，即代表对申报材料的肯定，对历史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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