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4年12月13日开始，每年的这一天，江苏省暨南京市都要举行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仪式，迄今已经连续坚持20年。每年都会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属代表参加活动，他们多次提出请求，国家应当重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活动。
最早提出这一建议者是来自海外的华侨。在20世纪90年代，林伯耀、林同春等日本华侨，陈宪中、邵子平等美国华侨，均纷纷提出应当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建议我国领导人也要参加每年的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活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一批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数次提出，仅仅停留在江苏省暨南京市地方性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活动的层面是不够的，应当提高层级，由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席这样的仪式，以表示对死难者生命的尊重和对历史的责任。
一、国际上的公祭活动
回顾二战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采取种种不同的方式悼念在二战中牺牲的民众，并且这类纪念性活动一直坚持至今，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人们缅怀战争受难者，同时对历史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
波兰在战后建国之初，在国会上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马伊旦奈特集中营等五处战争期间遭纳粹集中屠杀的遗址，确立为波兰国家博物馆，隶属于波兰国家文化与民族遗产部管辖，尽管这五处集中营遗址均不在其首都华沙。近10年来，波兰对许多博物馆进行了改制，成为地方性博物馆或者民间博物馆，但这五座博物馆受国家立法保护，仍然隶属于国家。正是由于如此，每年的1月27日，当年的幸存者、参加过解放集中营战役的红军老战士以及相关国家的政要，都会被邀请来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参加纪念活动，届时波兰全国各地也都要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人们不仅通过类似的活动纪念那些死难者，更表示永远记住那段悲惨的历史，并且认为此举正是建立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的目的之一。200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月27日设立为“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纽约、巴黎等国际性城市，都会在同一天举行这样的纪念活动。
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仪式上向遇难者敬礼的人们美国纪念珍珠港事件也是如此。1941年12月7日凌晨（夏威夷时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从而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二天宣布这一天为国耻日，并对日宣战。每年的12月7日，美国政府、军方和民众都会以各种形式纪念“珍珠港事件”。从夏威夷到华盛顿特区，各地政府部门降半旗，军方举行敬献花圈等仪式，追思在该事件中殉难的逾2400名美国人。在美国，规模最大的纪念仪式是在珍珠港事件纪念馆游客中心一块濒海草坪上举行，不远处就是1941年12月7日在日军空袭中爆炸后沉没的“亚利桑那”号战舰残骸，里面埋葬着1177具美国海军官兵的遗体。纪念仪式还包括军乐队表演、鸣枪、献花等活动，美国战机还在著名的“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上空举行了低空通场表演。美国总统奥巴马曾于2011年12月宣布，把12月7日命名为“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日本纪念广岛和长崎的原爆遇难者也是这样。战后，除了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没有举行公祭外，每年的8月6日和9日，日本均要分别在广岛和长崎举办大规模的“原子弹死难者慰灵暨和平祈念仪式”活动，日本现任首相，众、参两院院长以及日本各大党派负责人，都会出席两地的纪念仪式。
从1999年起，在纪念日以前发函邀请各持核武器的大国派代表出席仪式。
美国过去一向不给予回应，但从2011年却决定派代表参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曾应邀参加广岛的祈念仪式。
二、我的“国家公祭”情结
1994年8月，我应日本民间组织铭心会邀请，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夏淑琴赴日参加缅怀亚太地区战争遇难者活动。这次访日是我国首次公开派出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和以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身份赴日访问，引起了日本舆论界、教育界、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扩大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宣传影响面，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1994年8月7日，作者在日本广岛市原爆死没者慰灵式·和平祈念式会标前留影。
我在广岛和长崎看到日本对“原子弹爆炸”纪念的规模之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集会最大规模超过10万人，首相、各大党领袖、议会议长等核心人物都参加，首相还发表简短讲话。正是通过这样的纪念形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舆论上，原本是战争加害国的日本，却渐渐地扮演起了受害国的角色。
我当时很感慨，相比之下，我国虽然近现代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但是为此所做的事情太少了。回来之后，我立即建议省市有关部门也要举办相关隆重的仪式，以警醒后人，不忘历史。1994年12月13日，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57周年祭日，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第一次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悼念30万遇难同胞的纪念活动。
每年“12·13”举行的悼念活动，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但是，我对30万遇难同胞的悼念活动一直没有满足感。这是因为，这种悼念活动一直停留在地方层面，规模和级别既不匹配其历史地位，且不符合国际惯例。纪念规模一直没有超过1万人。倒是海外华人，每年都会在各自所在地举行隆重集会进行悼念。我在许多公开场合大声呼吁要将祭奠提升到国家公祭的级别。
2007年正逢南京大屠杀70周年，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开放。2月3日，日本《朝日新闻》上海支局长塚和仁来纪念馆采访，他问道：“2007年70周年的悼念活动仍然会以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名义举办吗？”
我回答道：“如果2007年没有变化的话，应该仍然如此。”但是我个人认为应该由国家来办。日本的广岛与长崎悼念的同样是普通老百姓，国家领导人都能前往参加，奥斯威辛集中营等世界同类型的纪念馆也均如此。对生命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应该是一样的，是没有国界和东西方之分的。
2008年11月19日，日本《东京新闻·中日新闻》上海支局长兼记者小坂井文彦先生来本馆，就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人数、寻找幸存者与征集文物等相关问题采访了我。小坂井问道：“2008年的悼念活动有中央领导来吗？”我说：“没有。”小坂井又问：“你希望中央派人来参加吗？”
我回答：“不仅是我们，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这方面提案，这是对死者的尊重，对和平的尊重，也是国际惯例。广岛、长崎每年都有日本领导人参加，还有美国的二战纪念馆、俄罗斯的卫国战争纪念馆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我也去看过的。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馆目的在于记住历史教训，面向未来，外国的领导人可以来参加，我国的领导人也应该来，至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应该来。”
对于设立国家公祭这一提议，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等人也都一直在为其呼喊奔走。我的心情非常急迫，但我本人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想到了要把这个提案拿到国家议事平台，同时争取媒体的广泛报道和民众的大量支持。
三、全国“两会”上数提建议案
2004年底，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民建江苏主委赵龙带着在新加坡上学的儿子参观遇难同胞纪念馆后，除了他本人感到沉重和悲痛，第一次来馆参观的儿子更是感到震惊。他找到办公室与我交流，说不久他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希望为遇难同胞纪念馆做点事，问我有什么要带到全国“两会”上去呼吁的？我当时很感激赵龙的主动关心，就提出来能否像波兰、日本、美国等国际上其他国家一样，在我国实行国家公祭的想法。他当场表示，这个想法好，可以带到全国“两会”上去。
2005年3月，第十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召开，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先生首次提交了两份提案，建议把遇难同胞纪念馆升格为国家级博物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建议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每逢此日在大屠杀遇难同胞遗址处举行公祭活动，并有国家领导人出席，社会各界人士、国际友人及外国政要参加。还要“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永不忘记，让国人永世铭记”。
他的这一提案，虽然是手写的，全文不到700字，得到了4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纷纷响应。被媒体广为报道，成为当年全国“两会”的热点新闻，获得了民意广泛的支持和赞同。后来，赵龙还收到了上万条网友的回复，他们都对赵的提案表示赞成。
提案提出来以后，国家相关部门含糊其辞，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关于这一个提案，多年来，赵龙一直有这样一个“纠结”在里面，他非常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南京大屠杀也只停留于书本的模糊印象。另外，这么多年来，赵龙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对于“国家公祭日”的愿望，我们的看法始终保持一致。
首位国家公祭案提案人赵龙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时隔七年，在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民建江苏省委主委赵龙再次提交南京大屠杀相关提案。赵龙认为，南京大屠杀与另外两件二战惨案—奥斯威辛集中营、日本广岛原子弹事件相比而言，后两者的两座纪念馆不但是国家级，而且都已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世界警示性文化遗产，我国目前还是零，而中国最具有条件、最应该首先申报的，就是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会使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宣传面更广，影响力更大。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了解这一重大的历史。而遇难同胞纪念馆目前仅为市级，把该馆升格为国家级以后，参观的人数会更多，与国际上同类型场馆的交流会更对等和便捷，宣传的手段和方式也会逐步多元化。
由于时隔七年，赵龙在全国政协的提案没有着落，使我产生了能否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去促一促的想法。于是，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找到了与我同在南京市人大建邺区代表团的孙达华，他是江苏省政协常委、国民党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绿溢集团的董事长。
在孙达华的办公室里，我开门见山地谈到请他帮助找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最好是民主党派人士时，他翻开了小小的电话号码记录本，突然说：“邹建平行不行？”
我问他：“邹建平是谁？”
“是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是国民党江苏省委副主席。”孙达华告诉我。
我与南京艺术学院的两任党委书记文晓明、米如群很熟悉，但对其院长还真没有联系，但我觉得这是个满意的人选。
当着我的面，孙达华拨通了邹建平的电话，向其简单地介绍了我。于是，把话筒交给了我。
邹建平在电话里对我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愿意帮忙，但因为他第二天早晨就要去北京参会，恐怕时间来不及了。
我忙对邹院长说，材料是现成的，只是希望以你的身份提出来就行？
邹建平忙说，那请你派人尽快送到南京艺术学院来。
我说，没有问题。连忙派我的司机俞森林，把相关材料送给了邹院长。
就这样，在2012年3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邹建平代表提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入罪”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两份建议案。关于“否定南京大屠杀入罪”建议，是因为是年初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我希望把所有否定侵华史的日本右翼势力，均作为新的犯罪加害行为，制订法律，限制他们入境中国。
邹建平提出这两份建议案，均是受了我的提议与委托。我心里打算：全国人大提一份、全国政协提一份，希望能引起更高层面的关注和重视。并且盼望2012年12月13日就能举办首次“国家公祭日”，这对于不久前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更是一个有力反击。
在“两会”期间，邹建平一直与我保持着电话联系，他告诉我，开始时是把国家公祭作为代表提案提交给大会的，一直没有回应，后来改为建议，立即就被接受了。但“否定南京大屠杀入罪”案，涉及国际影响，比较复杂，难度较大。
邹建平代表作为一个南京人，和众多市民一样，每逢12月13日都会听到城市上空响起的警报声。他认为，南京大屠杀不是南京城一地的事，应该通过国家公祭的形式悼念遇难的同胞，振奋民族精神和爱国意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对生命的尊重、对和平的诉求，更好地表明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立场。2012年正值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5周年，根据逢五逢十举办较大规模悼念活动的惯例，邹建平建议当年12月13日即举办首次国家公祭，邀请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一位副职领导出席悼念仪式，在更广的范围表达对和平的诉求。
之后，全国政协委员吴为山，江苏省及南京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多次就此事提案。他们的提案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意愿，为“国家公祭日”的法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然，就一个立法而言，当中会有很长的过程，包括其他的立法建议，人大代表提出后也并不会期待很快就见到结果。2012年虽然没有如我所愿设立“国家公祭日”，不过，重要的是有全国人大代表来提出，得到媒体的呼应，表明了人民的心愿。
四、新华社内参引发中央关注
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顾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多国人民感情毅然参拜靖国神社，并发表讲话。他的这一行径遭到了我国、日本国内、韩国、美国等多国舆论的声讨。我外交部发言人建议其“应该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看”的巧妙回应，赢得了国内民众的强烈支持，有民间人士甚至表示愿意出资，将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在内的七名日本甲级战犯做成跪像，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一跪万年”。
安倍晋三的倒行逆施显然是不得人心的，我国国家领导人及外交部比较强硬的回应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与赞誉。但针对安倍的参拜、演说等一系列动作，仅仅通过外交言辞进行应对，我感觉还是缺少手段、威慑不够。我认为，若能借助此次时机，将南京大屠杀悼念日定为国家公祭日，提升悼念的规模和级别，将会取得诸多积极效果：其一，有力回应并震慑日本当局和右翼势力，不断提醒他们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及日本作为战争加害国的身份是永远无法否认和回避的，必须在承认历史的前提下才能赢得他国的尊重。
其二，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这段受难历史，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南京大屠杀历史是“有国才有家，国强家不贫”的最好教材，正是国家不强，民族才遭此大劫。通过国家公祭，全民不断缅怀历史，有利于更好形成奋发向上的氛围，推动民族复兴。
其三，赢得国际社会尊重，进一步树立大国形象。当前我国在钓鱼岛、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展现出的强硬姿态在国际上赢得了好评，如能按照国际惯例进一步设立国家公祭日，则可以在更广范围内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对生命的尊重、对和平的诉求，更好地表明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立场，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尊重。同时，我们不因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国民党执政期间而轻视其意义的做法，也能进一步彰显党中央、国务院的开明姿态，获得台湾有关爱国人士的共鸣和支持。
实行国家公祭活动，是为了不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训，振奋民族精神，同心协力去实现中国梦，同时也是为了未来不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大悲剧、大惨案，使人类和平相处与共存。籍此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以及捍卫和平的决心。
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忘记历史教训有可能导致和平创伤，甚至于历史悲剧的重演。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先生告诉我们：“可以原谅，但不可以忘记。”代表中国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的国际大法官梅汝璈先生提醒人们：“忘记历史有可能导致未来的灾难。”当然，重温历史不是要复仇，更不是要雪恨，而是为了警醒。正像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生前说过的：“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这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身体被日军戳了37刀而大难不死的19岁孕妇，在活到80多岁时说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值得每一个人深省。
战后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作为加害国的日本，总有一些人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已有法的定论和历史判决的史实说三道四，或者闪烁其词，或者百般抵赖，或者故意狡辩，或者拒不承认。尤其是以安倍首相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混淆视听，美化侵略与加害史实。更有日本NHK高管百田尚树之流，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行径令人发指。这一系列日本政治急剧右转的动向，牵动着有识之士和爱好和平人士的神经，也时刻引起国人的强烈关注。
在此历史与现实背景下，通过国家立法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进行再一次的法的定论，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进行国家公祭，既是为了维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更是驳斥日本右翼势力无耻滥言，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作者接受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蔡玉高（左）采访面对媒体和群众的呼声，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蔡玉高找到我，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有多份建议和提案，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着落和实际回应，想采访我，在12月13日前后，在媒体上发发声，促一促。
我对蔡记者说，鉴于当下中日关系这么敏感，此事最好不要公开炒作，你们新华社能否就此事发一个“内参”？
蔡回社里请示后答复我，新华社江苏分社领导认为可以这么办。由于12月13日前后我一直比较忙，写内参不同于新闻，要抢时间节点，就一直拖到12月28日上午，当天是个星期六，我与蔡玉高、蒋芳就此事谈论一个上午的时间。巧合的是，26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了靖国神社，蔡、蒋两位记者首先就安倍参拜为话题，采访了我。对他俩来说，是一举两得。
在此基础上，他们写成了一份有份量的“内参”，引起了中央、国家和地方主要领导的关注，“12·13”国家公祭活动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为此，新华社江苏分社领导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分社建社以来所做的一件最值得做的事，并特意邀请我到分社去，为全体记者上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其中讲述了有关国家公祭的意义和看法。期间，我很高兴地得知，记者蔡玉高同志新近被提拔为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成为整个新华社系统年纪最轻的“副老总”。当然，这都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之后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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