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伴随着凄历的警报声，伴随着天空飞翔的白鸽，伴随着名单墙前素雅的菊花，伴随着祭坛前跃动的火苗，我在忙碌中思考着怎样把仪式做得更好些。
年年祭奠，次次有新动力，新的内容、新的感悟。我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这个岗位上承担着历史的责任，体验到人生奉献的意义。
虽然临近退休之年，但我仍然“壮心不已”，满怀“国家公祭”的渴望之情。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多次提出建议，强烈要求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将国家公祭活动制度化。
祭奠遇难者们、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是所有爱好和平与维护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
一、北京突然来电
在平凡生活之中，有些大事，会在突然之间发生。
2014年1月，从南京市到省里，由省里到中央单位，立法部门的同志逐级逐层寻找我、联系我。
23日，南京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占立波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省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同志有事要找我，询问能否把手机号给他们，方便省里的同志直接与我联系。
第二天，江苏省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宗连永跟我联系上了，他跟我打招呼说，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有紧要的工作要与我联系，他已经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们，具体事情由我们直接谈。
2014年1月26日，我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电话那头自我介绍是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的王曙光处长。
王处长说：“我从江苏省人大和南京市人大的同志那里了解到，您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权威专家，因为工作需要，我委需要向您了解下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定性问题、其国际国内的影响、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以及历年来南京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活动的情况。我们想到南京来一趟，向你当面请教。”
当时，出于工作保密的谨慎态度，王处长没有向我透露调研的目的。
我也没有敢往国家公祭立法的角度去想，不知道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我竟然脱口而出：“还有五天就过年了，你们还要来南京？”
听了我的话，王处长收住了话题，说向领导汇报后再说。
可能她误解了我的意思，其实当时我们并没有放假，更没有不愿意接待他们的意图。
过了一会儿，王处长又打来电话，请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两份3000字左右的文字材料，在春节前发给他们。由他们先熟悉整理下，春节后再来南京请教修改。
全国人大直接交办的事，遇难同胞纪念馆不敢大意，认真编写了下述两段文字材料，当天就发给了他们。
时过境迁之后，我才反应过来，这些文字，竟然就是国家公祭法案的最初素材：
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说明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六周内，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纵兵屠杀无辜，手段野蛮残忍，且奸淫、掠夺、焚烧和破坏并举。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同盟国BC级战犯法庭之一）均设专案调查审判，其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其作为判例，在判决书中最前面设“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两个专章，对南京大屠杀案做出明确的判定和法的定论。
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内涵
（一）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南京大屠杀的过程包含了六个星期，即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1月。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开始日，也是一个国难日、一个国耻日。
（二）南京大屠杀30多万同胞遇难的数字是历史的判决和法的定论。
战后，由中、美、英、法、苏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简称“东京法庭，负责对A级战犯审判）和作为同盟国BC级战犯法庭之一的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设专案调查审判，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1946—1947年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多人；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多人，死亡人数达30多万。在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第十一条中，日本政府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各同盟国军事法庭在日本国内国外的判决，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和认定。
（三）南京大屠杀的范围。南京大屠杀的地域范围以当时南京特别行政市政府管辖的地区为限。南京沦陷前，市政府共管辖城内7区（含第七区下关区）及第八区（浦口）、孝陵卫、燕子矶、上新河等4个郊区。另外还包括总理陵园区。
（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南京大屠杀包括了集体屠杀和零散屠杀，还包括强奸、焚烧、破坏、抢劫等，即通常所说的烧、杀、淫、掠四个方面。
1．集体屠杀：日军在南京大规模搜捕俘虏的过程中或搜捕之后，根据“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的命令，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大肆屠杀俘虏。
与此同时，日军部队“杀俘扩大化”，大批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据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共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
2．零散屠杀：日军在疯狂地进行集体屠杀的同时，还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庭院住宅、寺庙庵堂、村庄田野等处随意杀人，南京城内外多处尸体横陈。根据1946年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调查立案，零散屠杀共有858案，确认被零散屠杀、尸体经过慈善团体掩埋的达15万多具。
3．强奸：日军在疯狂进行大屠杀的同时，在南京不分场合、不管老幼，大肆奸淫妇女，每天发生的强奸暴行多达数百起，甚至上千起。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一个月内，市内就发生了两万多起的强奸、轮奸暴行。
4．焚烧破坏：日军攻城之初，曾明火执仗，大规模地焚烧房屋。日军还用飞机轰炸、炮弹击、炸药炸等方式，任意毁坏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古城。
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这类放火在数天之后，就像按照预定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都被毁了。”
5．抢劫掠夺：日军还大肆抢劫，不论是私人住宅或机关、商店、仓库，还是金银钱财、文物古玩、交通工具以至难民的粮食、医院的被服、民众的牲畜，均为抢劫的目标，即使外侨的财产也难以幸免。
（五）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日军占领南京后，为用武力迫使“中国畏服”，妄图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的，即纵兵屠杀无辜，制造极端恐怖，开展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焚烧破坏、抢劫奸淫等暴行。
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在国际上的影响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六周内，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纵兵屠杀无辜，手段野蛮残忍，且奸淫、掠夺、焚烧和破坏并举。是日军侵华史上一系列暴行中最集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案、广岛原子弹爆炸一起，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三个特大惨案。
南京大屠杀从开始之时就受到国际上广泛的关注和揭露。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南京沦陷前，一批留在南京的包括美、德、英等国家的外籍人士组建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和救助了25多万的南京难民。他们同时也留下了关于日军暴行的记录，如拉贝日记、贝德士文献、魏特琳日记等。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最早向全世界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如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刊载了美国记者斯蒂尔发自南京江面奥胡号的电讯，首先将日军在南京屠杀的暴行大白于天下。《纽约时报》在1937年12月18日和1938年1月9日则发表了美国记者都亭，关于日军在南京残杀数万中国战俘和平民的报道。美国传教士、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会长约翰·马吉先生用一架16毫米的摄像机，现场拍摄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记录片，等等。这些记录对于人们知晓并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正式开放以来，接待了世界上诸多国家的领导人前来参观指导，如美国前总统卡特、韩国前总理姜英勋、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海部俊树、鸠山由纪夫等都曾访问过纪念馆。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法国冈城国际和平中心、日本立命馆大学和平博物馆等国际上10余家同类型的场馆建立了友好馆关系。此外，还在丹麦奥尔胡斯、美国旧金山、意大利佛罗伦萨、日本东京、菲律宾马尼拉、俄罗斯莫斯科等地曾举办过南京大屠杀史展览，受到国际友人的认同和支持。美国也有一些华侨组织和美国学者，专门写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如华裔作家张纯如女士1997年写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美国出版，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为西方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海外拍摄了一批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视片，如美国好莱坞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德国拍摄的纪录片《拉贝日记》、加拿大拍摄的《张纯如日记》、香港拍摄的故事片《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纷纷搬上了世界各国银幕，以艺术的方式传播南京大屠杀历史。
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传承与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我们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国耻和历史创伤，也是一本对国人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同时，它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为了永远记住这样的国耻，南京于1983年12月13日开始立碑，开始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5年2月，邓小平亲笔为该馆题写了馆名。同年8月15日，该馆建成正式对外开放。同时，在南京燕子矶、草鞋峡、中山码头等遗址，建立了10多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和记忆南京大屠杀历史，该馆经过了1994—1995、2005—2007年两次扩建，现占地面积7.4万平方米（111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展陈面积近1.2万平方米，每年接待中外观众约600万人次。已累计接待来自国内外的观众3000多万人次，并在北京、武汉、沈阳、广州等国内20多座城市巡回举办展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展览。举办了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暨南京国际和平集会等各类历史与和平相关的活动。与省内外近百家学校和单位签定了共建协议，配合学校和单位开展入党、入团、入队、成人宣誓、专题会、主题现场会、祭奠等活动。该馆还组织专家学者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先后赴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以及部分企事业单位，做过100多场爱国主义教育演讲及南京大屠杀专题报告等。
在该馆建馆20多年的期间内，先后有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李长春、尉健行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纪念馆来参观。如2004年5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来馆参观并留下三句话：“这里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任何时候都要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惨痛的历史。”
目前，该馆已经成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工会系统外事接待先进单位”、“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等。
南京大屠杀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沉痛历史。传承历史的目的既是为了传播历史真相，也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首先，我们传承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正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曾经说过“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其次，记忆与传承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开创未来”16个大字，这是该馆建馆的宗旨，也是多年来宣传南京大屠杀历史、传承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目的所在。该馆扩建后在展厅的结尾处将胡锦涛总书记于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的四句话“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醒目地刻在展墙上，提醒和教育每一个前来纪念馆参观的观众。实际上，该馆现有展陈的“历史”与“和平”两大主题，二者所要表达的主旨在内涵上是一致的，都是提醒每一个世界公民，我们要远离战争，杜绝战争，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共同去维护世界和平的未来。
目前，该馆正在开展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胜利为主题新的扩容工程，主要内容展示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投降典礼这段历史题材。新扩容工程占地2.5公顷，将于2015年9月正式建成开放胜利广场和胜利纪念馆。届时，该馆展陈将形成“历史”、“胜利”、“和平”三大主题。
历年来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活动情况简介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30多万同胞遇难的祭日。从1994年起，在全国率先举办“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至今已连续举办20次。
该项仪式由江苏省和南京市共同主办，主会场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简称“南京馆”）内，同时，在燕子矶、中山码头、北极阁、花神庙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所在地，由南京市栖霞区、下关区、玄武区、雨花台区等区级政府组织分会场悼念仪式。江苏省暨南京市主要领导，在逢“五”逢“十”的年份（南京大屠杀和纪念抗战胜利）均要参加仪式并讲话，规格控制在一万人左右；小年则由江苏省、南京市副职及分管领导参加，邀请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及海外友好人士出席，规格控制在5000人左右。仪式上，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同时鸣笛，祭奠遇难者，铭记历史教训。自2002年起，该仪式增加“和平”的内涵，每年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日集会”系列活动，在保留原有仪式内容的基础上，发表《南京和平宣言》、敲响和平大钟、放飞和平鸽、演奏和平歌曲等。
1997、2002年、2007年、2012年四年为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大年，活动的规模和规格比较高。如200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遇难70周年，也是南京馆二期扩建工程竣工日期。该项活动由江苏省委、省政府主办，南京市委、市政府承办。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省政协主席许仲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寿亭，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陈一远，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南京市人大主任胡序建，市政府市长蒋宏坤，市政协主席汪正生等领导及江苏社会各界人士、国外友好团体约一万人参加了悼念仪式和国际和平集会。仪式由南京市长蒋宏坤主持，江苏省政协主席许仲林致辞。举办了向遇难者献花圈、鸣放防空警报等活动，省歌舞团在现场演唱了《五月的鲜花》等歌曲，还举办了撞和平大钟和放飞和平鸽等项活动。中宣部宣教局副局长王开忠、中联部副部长刘洪才、中央外宣办二局副局长丁小鸣、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副主任等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一同出席了活动。
再如2012年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遇难75周年的祭日，出席当天和平集会的有国务院新闻办代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代表，江苏省、南京市各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驻宁部队代表，南京市大中小学生代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代表，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葡萄牙、捷克、希腊、尼泊尔、韩国、日本等国际友好人士代表。
此外，在1995年与2005年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60周年期间，国家博物馆、南京馆均举办了大型的纪念活动。如2005年在北京国家博物馆成功举办了《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此后在沈阳、武汉、广州等地举办了《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巡展，观众达21.6万人次。9月3日，在南京馆内悼念广场上举行“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集会，以此告慰死难同胞，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祈祷世界和平。
9月9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等领导，以及海峡两岸100多名抗日老战士齐集纪念馆，举行“九·九两岸同歌”活动悼念仪式，与南京和台湾的合唱团成员一起凭吊遇难同胞。12月13日，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和海内外和平友好人士5000人，在南京馆举行“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8周年暨南京国际和平日集会”，在该仪式上同时举行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期扩建工程开工仪式。
该次仪式由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主持，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为工程奠基石揭幕，时任江苏省长梁保华在开工仪式上讲话。
1994年、1996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3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3等14年，均属于小年集会，此14年的活动规格和规模基本一致。江苏省暨南京市五套班子的副职领导出席。由南京市政协主席或副主席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致辞。此外，这14年中参加活动的还包括江苏省暨南京市各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南京市大中小学生代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代表，国际、国内同类型场馆代表和国际友好团体。自2002年起，每年由南京团市委从当年南京十大杰出青年中指定一位青年代表，在会上宣读《南京国际和平宣言》，并举办向遇难者献花圈、鸣放防空警报、撞和平大钟、放飞和平鸽等项活动。在2010年和2011年的集会上，还增加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副馆长米哈尔切夫·米哈伊尔和斯克良宾·维克托，分别代表出席活动的外国友人讲话的项目。
系列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中日两国僧人国际和平法会”、“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守灵烛光晚会”、“和平烛光巡游”、“南京大屠杀史料新书出版发行会”及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项活动。如1995年在南京馆内举行《南京大屠杀》电影开拍仪式暨烛光祭奠晚会。2002年12月13日，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300000万同胞遇难65周年和平烛光巡游”活动，从南京馆出发，沿着水西门大街巡游至莫愁湖公园南侧的和平广场时，100架钢琴齐奏《和平颂》。此外，每年的12月12日晚，都要在南京馆内“万人坑”旁，举办“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守灵烛光晚会”。每年的12月13日早晨，都要组织南京毗卢寺和日本妙心寺等中日两国僧侣，以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遗属参加的“南京国际和平法会”，中日两国的僧侣分别用两国佛教仪式，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祈求冥福，祭奠和抚慰亡灵。
每年在举办12·13纪念活动期间，均要举办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研讨的学术活动。如1997年举办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美国的60多位专家学者提交了60余篇论文参会研讨。
2007年12月13日，召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100多位专家学者和嘉宾参会。2008年12月13日，召开“纪念东京审判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学术年会”，来自美国、日本以及国内各地60多位专家学者，就“东京审判”的有关学术问题展开研讨。2010年12月13日，举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2010年学术年会暨学术报告会”，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泰国的学者6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2011年12月13日，举行“二十世纪的战争与暴行—2011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学术年会暨国际学术报告会”，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的学者7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2013年12月13日，举行“日本侵华暴行暨2013年南京大屠杀史学会学术年会”，来自美国、日本、菲律宾、韩国等国际学者共8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这两份文字，前一份为3722字，距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要求多出722字，但后一份为2650字，少了350字。但我们觉得该说的基本都说了，完成了一份命题作文，一项由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直接交办的任务。
二、紧张忙碌的甲午年春节
2月3日是大年初四，下午2时56分，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王曙光同志突然给我发来信息：“朱馆长，您好！明天下午，我委副主任郑淑娜亲自带队来南京，在你馆里召开座谈会，除了征求你们对我们起草文稿的意见和其他建议外，还想了解两个问题：一是大屠杀遇难同胞30多万数字认定问题；二是遇难同胞纪念馆名称中用了“遇难”两字，有何出处？另外，如果您那儿有相关史料书籍也请给我们提供下。明天我委共五人到会，不用惊动其他领导，不用打座签，一切从简。我们快到时给您报车号。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春节长假期间加班工作，我既为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又感到他们可能肩负有重大使命，而且一定与南京大屠杀历史有关系，有可能与国家公祭有关，何况此前他们已经让我们提供两份各3000字的材料呢。
嗯，一定是这样。
我暗暗地在想，使劲地在猜，心里犹疑不定而又波澜起伏。
我有过在机关工作的经历，知道不该问的不问，也知道机关工作人员的不容易。于是迅速回复信息，表示欢迎。考虑到他们远道而来，从未到过遇难同胞纪念馆，我提出了接站的想法。
然而，王曙光处长婉言谢绝了我。
2月4日（大年初五）下午2时，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一行自行抵达我馆。
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会议室，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国家法室巡视员郭林茂主任、国家法室处长王曙光、国家法室干部张晶和郑主任、秘书刘艳阳与我们见面。遇难同胞纪念馆有我、网络宣传处长刘燕军、研究保管处编研科科长袁志秀硕士、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王山峰博士、研究保管处编研科干部张国松硕士五人参加座谈会。
2014年2月4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一行5人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法案草稿进行座谈。
双方相互介绍出席座谈会人员的身份后，郑主任简单地说明了来意，正式告诉我全国人大拟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立法。她说得很平静，我心里却是激动万分。
接着，郑主任拿出两份材料，一份是“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另一份是“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要我们帮助论证修改。
我这才知道春节前要我们提供文字材料的真实意图所在。
面对这件国家大事，我们尽心尽力而为之，大胆进言毫不含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修改意见：
一是对“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国家公祭日的意义”的标题，建议修改为“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意义”。
二是对“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我国南京市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六周惨绝人寰的屠杀，30多万人惨遭杀戮”这段文字的修改。我们认为这段文字有点累赘，大屠杀时间概念不够连贯清晰，建议改为“1937年12月13日起，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原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进行了长达六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多万人惨遭杀戮。”
三是对“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疯狂的一次灭绝人性的暴行，铁证如山，国际社会早有公论”这段文字的修改。我们认为这段文字分量还不足，建议改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疯狂的一次灭绝人性的暴行，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无数暴行中最集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其罪行铁证如山，国际社会早有公论。”
四是对“设立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国家公祭日，哀悼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这句话的修改。我们建议修改为：“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以及所有在抗日战争中惨遭侵略者杀戮的民众。”
五是对“设立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国家公祭日，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有利于提升公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民族向心力，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这段话的修改。我们认为还应该增加“世界和平”的文字，建议修改为“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有利于提升公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民族向心力，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同时有利于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六是对“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屠杀无辜平民和其他战争受害者”的修改。建议修改为“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的领土，屠杀无辜民众”。
七是对于“遇难”还是“受难”的用法，我们认为它们定义比较宽泛，包括受到伤害在内。而南京大屠杀30多万人是指死难者而言，建议使用“死难”更为准确。
八是对“同胞”一词的修改。我们认为“同胞”意味着是同一国家或同一民族的人民，但是对于今后要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外国人士来说，让他们说祭奠“遇难同胞”显然不对，因此建议将“同胞”改为“者”，用“死难者”，对内对外都可称谓。
关于对“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我首先对开头关于“中国人民坚持8年抗日战争”的表述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修改为“坚持14年抗日战争”，另外也提出了其他多处修改建议。
郑主任还要求我们帮助整理一份关于南京大屠杀背景的说明材料。同时，邀请我于大年初十（11日）赴京参加修改“两个决定”的专家座谈会。
最后，郑主任慎重交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通过之前，这些都属于国家秘密，一定要注意保密，不得向外泄露。
郑主任一行当天返回北京。望着他们的背影，我的心中充满了敬意。
别人都在欢度春节，他们却在为国家的事千里奔波，紧张着、劳累着、奉献着。
这件事也使我异常地高兴，给我的春节带来了福音，因为这正是我多年所期盼的结果，我的策划、我的呼吁、我的拜托、我的努力，终于露出美好的端倪。
晚上我激动得睡不着觉，干脆加班完成郑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忙到深夜也不觉得困，难怪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对于我这位30万遇难同胞守灵人、对于我所从事的事业、对遇难同胞纪念馆全体员工，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呀。
2月5日（年初六）黎明我就醒了，满脑子都是全国人大布置的材料说明。
5点50分，我发信息给王曙光：“王处长：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说明，我已经修改好，何时发给你？”
6时29分：我再次发信息给王曙光：“王处长：昨天修改时有三处请注意下，一是‘意义’的标题受害者应改为死难者；二是杀戮的军民、屠杀无辜的‘军民’应改为‘民众’，不用‘军民’二字；三是两处‘日本翻案’的文字，应保留一处，建议保留后一处。”
王曙光处长醒得也很早，在我短信的催促下与我一起讨论起工作来。一个上午，我们短信频发、邮件互传。
7时44分王曙光处长回信息：“江苏省暨南京市历年来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活动情况说明，麻烦您在之前的基础上，根据目前的需要，也帮助我们再看看！”
10时03分：我回复王曙光处长回信息：“好的！刚才我又接到新任务了，要我写篇文章批驳日本NHK高官百田尚树，明早见报，今天看来得忙一天。”
大概知道我有新任务了，一天时间内，王曙光处长没有再给我来信息。
这一天，我的确也没有闲着，赶写了一篇题目是《是历史无知还是包藏祸心？—驳日本百田尚树否认南京大屠杀无耻谰言》，次日的《新华日报》第2版（要闻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这篇文章。
第二天，即2月6日上午，我与王曙光处长再次为工作展开了频繁的联系。
10时44分（周四）：“朱馆长：我们于10日上午9点在我机关新办公楼召开专家座谈会，邀请您参加。您订好票后告诉我一下，我们安排接站和住宿。谢谢您，欢迎您！”
16时30分，王曙光处长再次发来信息：“朱馆长：珍爱？和平，开创？
未来，您再帮助我们扩充中间的表述。”
16时40分，我给王曙光处长回信息：“珍爱人类和平，开创和谐未来。”
16时41分，王曙光处长回信息：“收到，谢谢！”
19时03分，王曙光处长第四次发来信息：“193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这个说法成立吗？当年是三省吗？是目前的三省名字吗？”
20时40分，我回信息给王曙光处长：“不成立。不能说是在1931年被日军占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全境是在1932年2月5日，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
21时24分，王曙光处长第五次发来信息：“我想问的问题是区域问题，有人说当年非东北三省，还包括热河共四省，日本侵占非东北三省，而是四省？”
22时，我打电话给王曙光处长：“当时东北的确是四省，包括热河，其省会在承德，此外，还应包括内蒙的一部分，也称塞外四省。但史学上一般是以黑、吉、辽三省沦陷作为标志的。因为热河省沦陷较晚，是在1933年3月沦陷，是在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才沦陷的。”
2014年春节是一个紧张忙碌的节日，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这可是人一辈子很难遇到的幸事呀！
三、制订法案始末
2月10日，我来到北京，见到了王曙光处长。她告诉我，这个月要通过这“两份法案”草稿，时间很紧。到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全国人大的这些同志放弃春节长假休息，加班加点开展工作的原因所在。
与他们交谈方知，春节他们只放了一天假。
我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宾馆，这里与全国人大办公楼只隔一条路。北京城的天气很冷，道路上还残留着积雪。
王处长说：“你是北京城之外唯一被邀请的，据了解，对“两份议案”，还是有不同声音的。明天会上，领导要我转告你，一定要发言，而且要争取多发言。”
说完，她急冲冲地回办公室加班写材料去了。
我从王处长的这段谈话中，知道自己获得了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心里十分高兴。但听说对设立国家公祭仍有不同意见，我心里生出忧虑、焦急之情，担心发生一些节外生枝的事。
19时22分，王曙光发来信息：“朱馆长，晚上、早上、中午，请用自助餐。我们太忙了，照顾不周。”
19时31分，我回王曙光信息：“这样安排很好，我很随便自在。感谢你们为国人不能忘记的这段历史，春节假日期间一直在忙碌着，您们的辛劳和奉献将被历史所铭记。”
19时41分，王曙光处长回信息：“我们的工作微不足道，能参与这项工作也是我们的荣幸！万分感谢您的帮助！”
2月10日上午9时，在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第四会议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法案”和“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法案”专家座谈会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专家有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部长王卫星（正军职、少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专业技术少将）；军事博物馆原副馆长阮家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王建郎；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刘金田；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局长陈夕，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以及我共八人。
作者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赠送《国家公祭》图书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副主任郑淑娜，国家法室巡视员郭林茂、副主任武增和孙镇平。
主持人为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
郑淑娜副主任简要介绍了“两个法案”起草的过程和背景。她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原为国家纪念日，现在名字加了“中国人民”字样，并且上升至国家立法的层面，有了新的提升。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是新设立的一个国家级纪念日……会上，专家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方案中，有“前中央人民政府”的表述，不需要加“前”。
也有专家表示担心，如果以法的形式决定每年举行国家公祭，以后中日关系好了怎样去应对。也有人说，我们要有大国心态，对此事留有回旋余地，不同意设立国家公祭日。
我不同意这样的意见，立即发言指出，举行国家祭奠与中日关系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国际上同类型场馆通行做法。如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波兰在建国第一次国会上，就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立法，每年举行国家公祭。日本广岛、长崎，除1951年朝鲜战争外，每年都在8月6日、8月9日举行国家公祭。此外美国珍珠港、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也年年举行国家公祭。日美关系紧密，但两国并没有因此各自取消珍珠港惨案、广岛和长崎原爆的国家公祭。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史上的特大惨案，我们应该且必须举行国家公祭。
阮家新老馆长赞成我的说法：南京公祭从地方性提升至国家层面，世界上早有先例。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天；是民众集体受难，不是一件小事。
王卫星说：我们有些同志思考问题的角度有问题，总是考虑日本人的感受，考虑本国民众的感受太少。在中日关系中，我们应当首先考虑本国民众的价值观、恩义观，不仅今天要这样做，未来若干年都应当这样，因为今后若干年日本不会对中国示弱。日本应当充分尊重国际法庭的历史判决。
王建郎：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有利于进一步揭露日本侵略与加害历史罪行，纪念抗战中牺牲的民众非常有必要。
最后，李适时主任作了小结，并感谢各位专家的发言。
这天会议结束后，我立即飞往广州，与何镜堂院士研究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改造与扩容。
2月11日8时47分，王曙光发来信息：“朱馆长：我们整理了参阅资料，已经发到您的邮箱，请您帮我们再审改一下。万分感谢！”
此时，我刚结束广州方面的工作，从广州回宁，飞机刚落地。
我不敢怠慢，因为知道这“两个法案”要在本月内通过，这样的大事耽误不得。于是，我从机场直接回到馆里，开始工作。当天晚上，就把相关稿子发给了王曙光。
2月12日10时34分，我在接待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结束后，立即给王曙光发去信息：“昨晚发的修改稿收到了吗？”
王曙光答：“收到，感谢！”
14时37分，王曙光又发来信息问：“根据谁的命令‘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我回答：“南京大屠杀主要参与屠城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日记中明确记载。”
王又问：“具体谁的命令，谁发布的？”
我答回：“没有明确的谁发布，是日记中的记述。中岛是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是中将。
王回答：“明白！”
在与全国人大近一个月的接触中，我真切地感觉到这些从事法律起草的人，工作非常细致认真，有时为了一个用词，刨根问底，深查细究，令人佩服。
2月13日6时19分，我发给王曙光信息：“王处长，今天下午接中宣部通知，让我们下周一报告今年国家公祭方案，明天上午省委宣传部来人面议，不知你们的情况如何？”
王回答：“我们进展很顺利，一切进行中。”
2月14日10时40分，王曙光发来信息问：“有座机吗？领导就一个表述让我请教您”。
在电话里，王曙光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判决书使用的是死难者还说受害者？”
我回答：“‘两个法庭’的判决书中，均没有明确使用上述两种提法，只是有‘杀害’、‘杀戮’等提法。”
我接着问：“请问现在使用的是‘死难者’还是‘受难者’？是‘公祭’还是‘国家公祭’？”
王回答：“目前名称还是您在专家会上看到的情况，以后是否变化预判不了。”
我说：“怎么会这样固执，听不进意见，遗憾！”
这是我第一次很直率地向全国人大的同志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表达自己的不满。事后想想情绪上有点儿过，我后悔自己不够冷静。
2月17日14是47分；王曙光发来信息问：“南京大屠杀是‘长达六周，还是为期六周’？”
我回答：“两种提法均可以，一般习惯性提前一种较多。”
王问：“六周后还有杀戮吗？”
我答：“一直存在，只是规模程度不同而已。六周后不再具有大规模屠杀的特点。”
王问：“我们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打算推荐您参加今后的普法专家，对‘两个法案’进行解读，行吗？”
我答：“可以，谢谢！”
2月18日晚19时30分，先是王曙光，后是郑淑娜副主任亲自与我通电话。告知准备使用“死难者”，但是否会与现有的遇难同胞纪念馆名称有矛盾？
我回答：“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一谈。一个是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的对象，另一个是南京大屠杀涵盖的内容。”
他们又问：“遇难同胞纪念馆是纪念30万遇难者吧？不是要揭露杀、烧、淫、掠四个方面的内容吗？”
我回答：“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的对象很明确，就是30多万死难者，不可能是纪念日军杀、烧、淫、掠暴行。在对南京大屠杀内容的深入解读和展示中，才涉及杀、烧、淫、掠四个方面的内容。”
2月19日，王曙光处长来电，催要我关于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论文。我让秘书芦鹏发1997年我在首届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其中有我对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名的认识和评议。
我深深地体会到，围绕着国家公祭日的设立，相关的法律文件，从用词到形式都经过了十分严密和慎重的讨论。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案
2014年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16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李适时简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起草过程、主要内容，以及必要性。
2014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分组审议中，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全国人大代表一致表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做出决定，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声，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是完全必要的。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做出两个“决定”意义重大，将更好地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人们，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历史，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两个决定”，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使全体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必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必将更加坚定全国各族人民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与会人员完全赞成两个法律案的说明和决定草案，一致建议将决定草案交付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2014年2月27日，这一天将永远铭记在历史记载中。
这一天，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全文如下：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27日下午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闭幕会。张德江说，本次常委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审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和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确立这两个纪念日，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隆重地举行法定的、国家层面的纪念和悼念活动，目的是要牢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充分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充分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的重要基础，永远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斗争；牢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全世界人民时刻警惕日本为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翻案，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和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共同奋斗。
五、社会各界热议公祭日
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公布以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坚决支持，也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广泛回应和支持，正义之声不绝于耳。舆论认为，作为承载、传递精神文化的“双日”活动具有极强的内在向心力和氛围感染力，它将会进一步凝聚中国人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激发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努力的热情，坚定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的立场和信心。
2014年2月25日，在《决定》（草案）审定期间，看到媒体上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讨论“两个法案”的消息后，26日上午，我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和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双重身份，迫不及待地在馆内组织召开“南京各界人士就拟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专家座谈会”。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纷纷支持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2014年2月26日，作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持南京社会各界人士就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座谈会。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74岁的老专家孙宅巍坦言：“多年来我一直期待，能对南京的那场浩劫有一个与其规模惨案等级相适应的纪念方式。”30年时光倾注在这位研究南京大屠杀史老专家的记忆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除了1994年南京为纪念遇难同胞首次南京全城拉响警报，就是希望能有朝一日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孙宅巍认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对30万死难者最高级别的祭奠。国家级公祭可促其警钟长鸣，把日本军国主义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则认为，国家公祭日的举行，能够进一步扩大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团结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士一起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言行。
听到12月13日将被设为全国性的公祭日，白发苍苍的夏淑琴老人还未开口，搭在桌子上的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她作为特邀代表在会上说：“我是从死人窝里捡出来的苦孩子，日本兵用毒辣的手段，将我一家人活活地打死，家里人死了七位亲人，当时我身上被戳了三刀，但是我能活过来，活到现在八十几岁，很不容易。我听到有这样的消息，当然高兴，非常高兴。能够让世界上更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对我们曾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佘子清老人，轻轻抖出一张微黄的旧报纸，平静却坚定地说：“2005年3月11日，这份报纸上提到申请设立国家公祭日，当年我就很激动，保留它到现在已经有第十个年头了，现在这个事情真的就要实现了，我万分地赞成。”
幸存者岑洪桂老人讲述了自己去年冬天去日本的经历时说：“一位从中国过去的老翻译，有七八十岁了，他告诉我，日本的小学生、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后来我去学校讲我的经历，一个日本年轻人问我，说我们杀了你们30万人，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他，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中国，去江苏的南京，你到那里的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岑洪桂觉得，现在要有这样一个国家的公祭日，把这样的一个历史完完全全传达给日本人、传达给年轻人太重要了。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遗属冷柏平获悉这个消息也非常激动，赶到会场的时候眼眶还红着。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冷柏平父亲的心愿。冷柏平的父亲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生于1919年，今年春节前去世。冷柏平回忆说，父亲逝世前在医院卧床一年，神智也不清楚，但每每听到南京大屠杀几个字就格外惊醒，每年到了12月13日，听到警报声音，他硬要家人把自己扶起来站着默哀。
那天的会议，我还专门邀请了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人大副主任、国家公祭日提案人赵龙参加。时隔9年，当得知公祭日即将确定的时候，赵龙先生说：“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是感慨和期待，这是许多人的努力成就了这件事。它明确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尊重生命，维护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的崇高信念。”
中国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抗战老兵、战争幸存者和遗属们、世界各地搜集史料的专家学者，多年奔走呼号的民间人士，都从中得到了慰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也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最早一批的常务理事，曾长期从事中国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他说：“抗日战争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我们应该在国际上宣告，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应该举行国家级的公祭，来告慰死难者，教育年轻人。”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认为：“以立法的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对近期日本右翼势力谬论的回击，也是以‘国’之姿态告诉每一个人：远离战争，珍爱和平。”
曾任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说：“一个历史事件的纪念日成为国家公祭日，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该事件必须在社会上形成历史共识基础。只有把历史做实，才有可能，所以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不容易。”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是国家公祭日建议案的提出人，他当时正在北京开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连说了三个“真高兴”。他说：“我高兴，不是因为我们江苏人连续几年的建议眼看要成为现实，而是作为中国人，为这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而由衷赞叹高兴！”他告诉记者，“南京大屠杀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不仅仅是南京一个城市的悲剧和灾难，还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灾难，也是一场人类的浩劫。通过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形式悼念当年的遇难同胞，体现了对这段历史史实的尊重，能更好地教育青少年了解认识历史、传承历史，充分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日本“铭心会”访华团团长松冈环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很有必要，有助于让日本政府早日认清侵华战争的历史史实”。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中国人大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的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国家公祭案提案人全国人大代表、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在新闻发布会上。
美联社发表题为《中国称日本为“麻烦制造者”》的报道中，报道了中国拟设抗战胜利纪念日与南京大屠杀公祭日的消息。美联社引述新华社的报道称，这项决定目的是揭露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同时纪念中国人民的抵抗侵略的精神。
法新社发表题为《中国拟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与南京大屠杀公祭日》的报道称，在与日本就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关系紧张之际，中国正在考虑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与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报道指出，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领导人决定设立公祭日的做法，是意图揭露日本领导人试图推翻二战结果的想法。
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报道中，也介绍了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历史背景。
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报道指出，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报道称日本政府2012年宣布“购买”钓鱼岛是中日关系开始走向恶化的肇因。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刊登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长篇报道。文章在谈到南京大屠杀时强调，日本“犯下巨大的罪行是显而易见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决定立法确定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纪念日，是要“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为悼念死难者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从上述国际传媒来看，均是对中国设立“两日”予以肯定和正面报道。
而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则在记者会上称：“日方对中方为何在二战后69年后才设立国家公祭日抱有疑问。”对于菅义伟的“疑问”说法，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言论，我觉得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二战结束近70年的今天，日本国内仍不时出现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否认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论，日本极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定，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强调牢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在铭记历史的基础上，维护正义与和平，避免战争惨祸重演。我们敦促日本领导人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切实正视和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停止反复伤害受害国人民感情的错误言行，以诚实态度和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受害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对于设立国家公祭日一事，网民们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赞成和拥护的“一边倒声音”，这在中国当下的网络环境中是不多见的。
以下是具有代表性的网友观点：
冬至春望：虽然有些晚，但是必须的。
sherrycafes：南京每年到那一天都会拉响警报，怎敢忘，怎能忘？国弱必被欺，希望国家越来越强大。
天上掉下来的星：纪念“9·3”表明任何想或准备侵略、颠覆中国的一切势力都是徒劳。纪念“12·13”表明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在生死存亡之际3500万华夏儿女的牺牲，同时也是告诉后人勿忘历史，以史为鉴，忘战必危，好战必亡！
王小奥chester：因为历史，我们要更加铭记那些给予我们现在和平美好生活的烈士们！记得以前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没有嘈杂声没有讨论声，甚至连步伐都显得沉重……人生就像一滴水：好！好！好！和平难得，忘战必危！
现如今，网民们爱“吐槽”，敢“拍砖”，是网络上的普遍现象。有人曾评议，现在凡是与政府有关的事项，只要拿到网上来说事，基本上都是遭遇“拍砖”、遭遇“吐槽”，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但这次却是例外，绝大多数是“顶”，“吐槽”和“拍砖”的现象寥寥无几。
网络被称为第四媒体，参与群体庞大、结构复杂，而且参与者的表达方式自由。网络舆情说明：设立国家公祭日，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各年龄层次、各知识结构的民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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