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事实像玉石一样，既难得到，也难鉴定。

    ——张五常（香港）

    1973年，张五常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时，曾从合约及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美国养蜂者和苹果园农场主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调查。蜜蜂采蜜于苹果花，苹果树靠蜜蜂授粉，在许多人眼中，没有什么事物之间的关系比这更简单的了。但张五常为此却走访了华盛顿州大批养蜂者和农民，仔细阅读他们之间的会计记录与合约，并极认真地研究了1970—1972年华盛顿州与蜜蜂有关的植物定价体制和预期蜂蜜产量的曲线图。有感于发现事实真相的艰辛，张五常在随后发表的一篇题为“蜜蜂的寓言：一项经济学调查”的论文的首页，写下了这样一句极朴素的话：“事实像玉石一样，既难得到，也难鉴定。”

    同样，关于温州炒房团，已经有太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曝光和揭秘冲击了我们的眼球。然而，仍有事实需要我们去发掘和鉴定，真相与谎言之间仍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厘清。

    “10万人1000亿元”之惑

    “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多少钱？”这是有关温州炒房团最具诱惑力的第一大悬念，其结论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温州炒房团一切判断的基点。

    到目前为止，这一悬念出现过四个版本的答案：第一，10万人，1000亿元；第二，10万人，1500亿元；第三，10万人，3000亿元；第四，10万人，5000亿元。其中，第一个版本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与最广泛的引用。

    关键是，“10万人1000亿元”的来源在哪里，依据又是什么？就像张五常教授笔下的小蜜蜂一样，我在如花海一般的媒体报道堆里追根溯源，反复寻觅筛选，发现这一说法的可以确信的最早源头，是一家上海媒体。

    2003年9月22日，该报一篇题为“温州千亿民资全国炒楼”的长篇综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温州人不仅在本地炒房，而且还把目光瞄向全国各大城市。多位人士告诉记者，没有人能统计出温州有多少人、多少资金在全国炒楼。经多方求证、讨论，各方比较认同的数据是：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000亿元。

    据悉，温州目前有专业炒家5000人左右，多为个体户老板、城市拆迁户和房地产界人士，1个人能连带周围20—40人。按照1带30计算，约为1.5万人。一般来说，这些专业炒家的炒房资金在200万元上下，预计1.5万人投入炒房资金300亿元。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市）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为了炒楼，保守预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一般来说，每人手里都有1—3处房子（除自己居住需求外），如按1个人购买2套房子动用资金60万元计算，总资金额在420亿元。

    目前，在外温州人有160万，以经商、办企业为主。市场人士认为，多数在外的温州人拥有上百万元周转资金，购置多处房产相当普遍。保守估计在5万人以上。按照1个人1套50万元计，共为250亿元。国外的温州人在国内投资房产的资金也不下几十亿。

    紧随的另一个疑问是，这番数据从何而来？几经周折，采写该篇报道的记者周金易（化名）坐在了我的面前，这位籍贯温州的率直的年轻人给出了如下采访说明：2003年9月18日，按照报社领导的报道选题意图，他赶赴温州。当地政府对炒房团从未有过公开披露的统计分析，一切都得靠自己。茫然之中，他找到了既是同行又是朋友的《温州商报》一位房地产版记者。共同的职业兴趣，使这两位年轻人围绕温州炒房团话题进行了一个下午的热烈讨论，“10万人1000亿元民资”的讨论结果逐步清晰起来。但他承认，讨论结果“主要是根据新闻感觉和推论，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佐证”。兴奋与忐忑之下，在随后两天，他带着这个讨论结果分别造访了温州市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处、市房地产协会、市人民银行及两家房产中介公司，同样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数据佐证，却得到了几乎一致的回答：“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有关部门的默认坚定了周金易的自信。

    周金易是不该受到太多责难的，为了这几个谁都“说不清”的数据，他花费了整整三天时间，试图接近事实的源头，从而有幸采写了11.6万条有关温州炒房团的媒体报道中至多不超过5％的基本靠一手素材的独家报道之一。出乎他预料的是，由于更多媒体不假思索的复制、链接，凭借强大的传播力，不经意间，他竟成了温州炒房团有“10万人1000亿元资金”这一“事实”的权威发言人。

    然而，这一从未遭遇过怀疑的“权威说法”的种种疏漏是显而易见的。仅举一例：该“权威说法”称仅被列为第一类的温州专业炒家即有5000人，按照1人连带周围30人计算，约为1.5万人，并预计这1.5万人人均炒房资金200万元以上，共计投入300亿元。一个致命的疏漏出自最基本的乘法计算错误，5000乘以30的结果应该是15万人而不是1.5万人，这个看似微小的错误实际上已经足以从根本上摧毁“10万人1000亿元资金”的数理基础。糟糕的是，凡是引用该“权威说法”的媒体对这一致命的错误均视而不见，无一不陷入“小数点门”。

    由于温州购房者的纯民间性，其购房行为是广泛而分散的，地域跨度极大，至今又没有任何政府部门为此进行过艰苦却有益的调查分析，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对温州炒房团作出所谓精确的统计无疑是一种苛求。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成为似是而非的“感觉派”，分析和考证仍是必要的。只是分析和考证必须建立在数据扎实、外延清晰、逻辑严密的基础之上，哪怕它将是多么烦琐和枯燥。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不断地进行还原事实真相的努力。在此，我十分愿意与每一个人分享这种努力的一些收获。你姑且不妨将以下分析列为温州炒房团究竟有“多少人、多少钱”的第五个版本。

    根据2003年温州市统计年鉴，温州总人口为738万，约160万人（含子女）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以出卖劳力为生者寥寥，主要是经商办厂，累计投资1050亿元，开办工业企业1.57万家，经商户70余万户。另外，开始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三次移民浪潮，使温州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目前共有40多万温州人活跃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

    这样一种特有的人口区域分布，催生了温州购房行为的五种主要形式：

    ——遍布各地的160万温州人约有数十万个家庭，长期落户异乡投资创业使购房成为必需，同时由于相对当地居民拥有较多的资金积累，购房数量户均基本在一套至数套之间，庞大的家庭基数造成其购房总量巨大。目的以安家置业为主，兼带投资升值。

    ——以扎根于各地城市的温州人为天然的“房产信息员”，以根植于传统乡土、宗法社会的“经济互动联盟”为纽带，拉动家乡人到所在城市购房。这种购房行为比较分散，规模不大，目的各异，如果是发展前景良好的沿海城市，安家置业的诉求比例往往较高。

    ——由温州本地头脑灵活、社会关系广泛的消息灵通人士作为牵头人，聚集身边部分亲朋好友，前往某一个或数个城市群体购房。这类购房者以万人计，目的以投资获利为主。

    ——温州数家媒体及一批房产中介公司出面直接组织购房团，成建制、有计划地向全国出击，目的大多是中短线炒作升值。这类购房行为声势最为浩大，但有据可查的实际累计总人数不足万人。关于这一现象，将在第三章中作详尽描述。

    ——侨居海外的温州人回国购房。地点相对集中于经济活跃、景色怡人的几座沿海大城市，目的为安家置业、投资获利兼有，其人数及购房总量有限。

    同样由于人口区域分布的原因，温州购房资金有三种类型：

    ——温州有关部门曾通过跟踪定量分析，测算160万在外温州人的总资产超过1000亿元。在购房家庭众多的前提下，由此分离出来的购房资金应以数百亿元计。

    ——海外温州人在国内购房资金至多为几十亿元。

    ——需要着重掂量一下的是本土温州人的购房资金。主要有这样几个数据可供分析。据温州市人民银行截至2004年4月底的统计，包括100亿元外币存款在内，全市各项存款的总额为1846.27亿元，扣除政府存款、政策性存款及各类企业存款，居民个人存款为900多亿元。另有传闻称，全市百姓尚有手持现金1000亿元。但温州市人民银行货币信贷与统计科负责人斥之为“无稽之谈”：这意味着包括山区80岁老农和刚出生的婴儿在内，全市平均每人手里捏着2万元现金，根本不可能！他认为按照当地经济水平与合理规律测算，躺在温州百姓手中的现金只有200亿元左右。900亿元居民个人存款加上200亿元现金，再加上企业存款中来自民营企业的可能挪作购房的资金，总数应该在1200亿元上下。考虑到2004年4月之前各地购买商铺最低40％首付，购买住宅最低20％—30％首付，以及温州人喜欢现金支付的习性，本土温州人可以调动的购房资金的理论最大值将上升到2500亿元。这个数据也正是许多媒体对温州炒房团“千亿概念”深信不疑的最大支撑点。然而，这个数据建立在两个完全站不住脚的假设之上：假设温州人不吃不喝不穿不玩不做其他任何投资，全心全意炒房；假设全市无论城市乡村的100多万个家庭齐心协力，百分之百地全民炒房。对这两个假设进行合情合理的剥离后，源自温州本土实际用于购房的资金总额达几百亿元将是比较令人信服的。

    还有必须厘清的是，炒房是一个内涵清晰的行为概念，应该符合以投机为目的、在较短时间内买进卖出等基本特性。而在上述分析中，无论是购房者人数还是购房资本量，显然包含了常态的中长期安家置业以及非常态的追涨杀跌型投机等各种购房行为。综合多种事实依据，我们大抵可以判定，温州累计购房总人数及购房资金总额将在“10万人1000亿元”以上，而准确意义上的温州炒房者及炒房资金总额肯定在“10万人1000亿元”之下。

    但现实是，许多媒体在广泛传播中，有意或无意地将相关概念彼此混同，除了爆炒还是爆炒。

    “炒房路线图”之谜

    “温州商会现象”是最近10年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大热门。

    在温州，这个听起来怎么也得和旧中国工商业者联系起来的玩意儿亮相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目前，温州本土市、县两级的各类商会达40多个。而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最早一个是1995年8月28日成立的昆明温州总商会。截至2003年底，异地温州商会的数字已上升到69个，正在筹建的还有13个。

    虽然只是自发的自治组织，你可千万别小瞧了温州商会。上海温州商会的首任会长刘际潘，竟然是一位退役不久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堂堂的海军少将；内蒙古温州总商会会长周永年曾经位居呼和浩特市政府副秘书长……光是听听这些领军人物就知道温州商会不是吃素的。游荡四海的温州人很明白，在家靠父母，在外就得靠组织，有组织才会有力量。

    一位北京学者在考察了温州商会的运行后感慨：有了钱又有了组织的人真的是很厉害的。

    现在，这句话同样又适用于温州炒房团。有钱自不必说了，温州炒房团有组织的主要证据是两个：一是成群结队，群体性炒卖；二是在他们四处“流窜”的背后，还有一张神秘的“炒房路线图”。当年，一些坚定的左派人士将温州人遍地开花的商品经济行为斥之为“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进攻”，不幸的是，温州炒房团顽固不化，“有组织有预谋”的恶性至今不改。

    温州炒房团的“罪孽”如此深重，使我们不得不对作为其重要“罪证”之一的“炒房路线图”认真考证一番了。此图曾被大小媒体津津乐道地广泛引用，对其描述也基本一致：

    温州炒楼者按照房产升值空间及市场环境等因素，把全国房产市场分成四个等级，依次梯度推进炒作。

    一级市场是上海、杭州、北京等钻石级城市，房价在5500元∕平方米以上；二级市场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大连、烟台、南京、苏州、福州等城市，房价在4000—5500元∕平方米；三级市场是东西部结合地带的省会城市或西部经济发达城市，如武汉、长沙、合肥、南昌、成都、乌鲁木齐等，房价在2500—4000元∕平方米；四级市场是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均比较特殊的地级城市，如广西桂林、安徽黄山、海南三亚等，房价在1000—2500元∕平方米。

    这样的路线图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就像是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一野、二野、四野根据来自延安的战略部署，在辽沈、平津、淮海的广袤土地上纵横驰骋，分割包围，彼此呼应，百战百胜。温州炒房团的强大和凶悍由此暴露无遗，这不是“有组织有预谋”又是什么？

    问题是，如此缜密完美的“炒房路线图”是怎么出笼的，究竟是谁的杰作？虽然有小范围抱团集聚秉性，但总体上仍属各自为政的温州炒房者是否真能将全国一盘棋运作自如？一次极偶然的聚会，一次新闻同行间随意的闲聊，使一连串的疑问烟消云散。

    向我揭开谜底的刘建生（化名）是温州媒体圈颇具声望的资深人士，新闻人的职业敏感使他对家乡人的全国炒房现象兴趣盎然，他一直期望能与高层智者就这一话题作深入的探讨。终于有了机会。2003年8月，刘建生接到邀请，飞赴昆明参加中国住交会主流媒体宣传联盟昆明年会。春城最豪华的佳华·威思汀酒店流光溢彩，大腕云集：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的高官来了，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住宅产业商会轮值主席任志强，北京万通集团总裁、中城房网轮值主席冯仑等名声早已如雷贯耳的中国地产领袖们来了。国内房地产业的各种资讯扑面而来，刘建生的大脑皮层异常兴奋，他深知，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充电机会。

    会议间隙的晚上，他叩开了一位地产领袖人物的房门。一杯浓茶入口，思想开始飞扬。大腕终究是大腕，谈论什么都能高屋建瓴、纵览全局：“温州购房团是温州经济和温州人富有活力的最新表现，必将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要说温州购房团的整体构架和未来走势，我认为将会呈现出梯度清晰的多级化市场，一级市场是……”刘建生自始至终都听得极认真，唯恐遗漏了一个字。辞别这位领袖人物后，他又将关于温州购房团全国多级化市场划分的新鲜理论一一求教于到会的其他几位地产大佬。“炒房路线图”终于日渐清晰完善起来。

    这一“思想者的结晶”堪称刘建生参加本次年会的最大收获。带着这一收获，刘建生回到温州。依然是一波波前来温州试图发掘“猛料”的媒体记者，接待、介绍、交流，刘建生乐此不疲。以他为资讯中心圆点，经由媒体传播，“炒房路线图”一说就如同池塘中的涟漪快速地扩散，并最终衍变成“温州人民的又一伟大创举”。

    分析至此，如果我们就此认定“炒房路线图”与温州炒房者毫无关联显然会过于武断。他们没有这么去规划宏图，不等于他们不会这么去做。

    支撑“炒房路线图”的还有一个民间流传的所谓温州炒房团“37.5℃”理论。其大意是，37℃是一个人的正常体温，37.5℃则表明人开始出现低烧。而温州炒房团往往是在某个城市房价出现37.5℃低烧的最佳时机切入，并手持大量房源等待房价的不断高烧升温。到了39℃任何人都烧得快不行了，房价也将会到达危险的拐点，此时，温州炒房者必然及时脱手抽身，转而寻找另一个37.5℃方兴未艾的城市。如此循环往复，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房产市场梯度推进也就顺理成章。有人进而算了这样一笔账：以一位温州炒房者持有100万元炒房资本计，当上一级房产市场房价已涨到一定高点，100万元只能炒一套房子，而且房价进一步上涨空间不大；如果他及时转向房价较低的下一级市场，同样100万元就可以炒几套房子，房价上涨空间也更大，投入产出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可以确定的是，炒一套房还是同时炒几套房并无差别，在一定的资本量情况下，促使炒房者转移市场的关键仍是房价涨跌的幅度。而导致房价涨跌的关键是一个城市房产市场的基本供求关系。所谓“供”，离不开土地的有效供给，而越是沿海发达城市——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城市——土地供给就越捉襟见肘。有资料说，浙江的许多城市2003年时已用完了2010年的土地指标，省会杭州甚至已深陷无地可征的窘境。所谓“求”，即房产购买需求。它受两方面的拉动：一是现有城市人口的购买力大小，二是城市人口的流入膨胀快慢。很显然，越是沿海发达城市，现有城市人口的购买力越大，城市人口的流入膨胀越快。最终的答案是，越是处于上一级房产市场的城市，房产供求关系只能是越紧张，由此必然带来房价的更快上涨，其幅度的大小与房价的起点高低并无直接关联。

    温州炒房者眼中的黄金屋上海正是凸显这一规律的典型样本。

    1998年，上海开始步入本轮房地产上升周期，在高起点上，房价一路走高。2004年3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市场景气状况报告》显示，2003年，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2379元，同比增长3.8％。而上海市商品房平均价格达到每平方米5118元，首次超过北京成为全国房价最贵的省市。此外，上海还以24.2％——全国平均增幅的6倍——的增长速度成为全国房价增长最快的地方。同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再次发布调查报告，2004年二季度，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4％，上海又以21.4％的涨幅继续一骑绝尘。

    早在2003年底，不少人士就信誓旦旦地分析称上海房价的上涨空间已经十分有限，房产泡沫隐现。温州炒房客开始大面积撤离上海滩（关于这一事件在第三章将会详尽描述）向二、三线城市转移的传闻也甚嚣尘上，一时难辨真假，但随后的事实使之很快不攻自破。

    虽然万元房已不再是新闻，甚至屡屡惊爆所谓的“天价楼”、“宇宙价”，然而无可争辩的中国经济最强劲“发动机”的优质概念、当仁不让的长三角都市圈的龙头地位、极具购买力的境内外成功人士的疯狂涌入等长期利好趋势，都为上海房价再创新高给出了清晰注脚。人的39℃高烧的比喻固然形象，但显然忽略了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本质差别：只要具备适当的外部条件，一座城市的经济增长并无既定的“拐点”，完全可能出现持续升温。同样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还透露，2004年二季度，全国35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同比平均上涨11.5％，上海涨幅达24.8％，高居前三甲。面对这些注定会使今后房产走势继续坚挺的数据，上海官员一再谦逊地表示，在未来几年，将努力把本地楼价涨幅“控制”在10％之内。

    除了房价涨幅的致命诱惑外，炒房者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还有，外来人口总量的相对不足，会导致越是低端城市二手房市场就越是相对委靡，缺乏充足的接盘能量，自己手中的房子如何变现将会麻烦不小，不小心成为“房东”终究是件很不爽的事儿。

    这一切，精明的温州炒家再清楚不过了。当然，由于中国房产市场是如此庞大、混杂，部分温州炒房者必然四处寻找商机，这也符合温州人已有的商业秉性。但是，他们按照所谓的“炒房路线图”大规模、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梯度市场转移是不合逻辑的。至少，在我们已知的2003—2004年，这样的故事并未发生。

    “炒房还是炒铺”之别

    温州人炒房究竟炒了些什么？到目前为止，几乎极少有人认真地厘清过这个问题。尘土飞扬间，混沌不清反倒是极自然的事。

    “炒房”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炒房”至少包括普通住宅、高档别墅、产权式酒店、写字楼以及商铺。狭义的“炒房”一般仅指住宅（含别墅）。在本章节的论述中，与“炒商铺”概念相对应的“炒房”指的显然是“炒住宅”。

    从我们所获知的多个城市的官方统计资料看，可以肯定的是，商铺是温州人炒房的最爱，在整个炒房总量中至少超过四成，其比例与各地普通购房者相比是十分惊人的。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温州炒房团之所以惹得天怒人怨、口诛笔伐，缘于其被普遍认为哄抬了房价。而各类房价中，真正敏感的是住宅价格，涉及最广泛的利益群体。商铺炒作虽然对一个城市的房产市场仍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并不直接撩拨住宅价格这根绷得最紧的社会神经。承认这一发现，将会使我们注视温州炒房团的目光多几分冷静与理性。

    与那些腰间挂满22把、35把、50把甚至是72把钥匙，却难以考证的神秘炒房豪客相比，我们更愿意详细述说如下一位真实的温州“铺王”的故事。

    根据《理财周刊》记者的追踪调查，47岁的黄爱国之所以被称为“铺王”，是因为他手里捏着整整1.6万平方米全产权或长期租赁权的上海商铺。1.6万平方米是个什么概念？差不多相当于一家中型百货商店，而且是在上海。

    黄爱国与商铺的缘分是命里注定的。那一年，他出生在温州一间临街的“商铺”内。这“商铺”地处温州市鹿城区百里奚路，窄窄的，有3个楼面，共50来平方米，正面朝着街道，是祖辈的产业。当时，他家的门面并未辟作商铺，也很不起眼。1978年，黄爱国花4000元从二弟手里买下了房屋的另二分之一所有权，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自己的“商铺”。“有了产业，心里才能踏实。”黄爱国说。

    20世纪80年代，温州家庭作坊遍地开花，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商铺也变得越发金贵。1988年，黄爱国瞅准时机，将三层楼街面房祖居转手出售，成交价竟达10.8万元，10年涨了13.5倍，黄爱国算是掂出了商铺沉甸甸的价值。就在那年前后，黄爱国干脆从市运动鞋厂辞了职，与朋友合伙以48万元的年租金租下共4000平方米的温州杏花楼1—6层，1楼开服装市场，2—6楼用作客房和办公，裙楼改建成桑拿房。生意竟是出奇的红火：年均纯收益70万元，年投资回报率达到了90%。然而，由于原始资本不足，当年黄爱国与房屋产权人仅签了5年租期。期限一到，产权人立即表示要想续租，房租得加价到80多万元/年。无奈之下，黄爱国只得放弃，两手空空的他品尝到了从未有过的酸楚。

    1994年夏，黄爱国悄悄摸进上海，靠什么二次创业？他无数次地徜徉于被誉为中国第一商业街的南京路。如潮的人流、无与伦比的消费氛围令他兴奋不已：整个上海滩就是中国最大最火爆的大商铺，在这里，不做商铺无异于放弃财富！当年10月，黄爱国与合伙人以1.1元/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年租金向上海红双喜集团租下了斜土路上的8000多平方米商业用房，租期一签11年。在随后短短11天内，他们就将其中4000平方米的商铺用房以17元/平方米（使用面积）高价全部出租。真正是“商铺一开，黄金万两”。

    2000年12月，黄爱国再度下单，从上海锦凯房地产开发公司手里一口气买断了6000平方米临街商铺的永久产权。他介绍说，挑高7米的底楼共2570平方米根据经营者需要可自由分隔成两层，而出售价仍以一层建筑面积计算，自然大受欢迎，2002年一转手起价已猛增到2.5万元/平方米。二楼则暂定出租，待兴市后再出售，捂热的商铺增值空间将更为可观。

    当黄爱国正将自己的“商铺帝国”打理得热火朝天，上海滩的房产热也渐成气候，家乡人炒卖住宅、别墅赚得心惊肉跳的传奇一次次地在他眼皮底下上演。黄爱国却不为所动：“一铺养三代，这句老话肯定错不了。像商铺这样的商业房产才是真正长远靠得牢的。”

    做着“商铺梦”挺进上海滩的温州人，黄爱国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批温州乐清人就悄悄杀到上海，在北京东路一带租买商铺，开出了一溜100多家低压电器商店。当时的沪上媒体惊呼北京东路几成“上海的温州街”。

    1995年后，又有一批乐清老板不声不响先后投资25亿元，摸进上海开办占地460亩、铺位达数千个的轻纺市场。现在，该市场日人流量2万人次，日成交额超亿元。

    2001年10月，“温州人4亿元买走上海半条街”的消息又把一向傲气的上海人吓了一跳。那年，上海七浦路新建了五大服饰市场，温州商家投资建了两个，砸下4亿元。其中兴浦市场当年10月开业后半个月内，每个铺位的年租金从10万元飙升到15万元。新七浦市场一期1000多个铺位，温州人豪气冲天吃下了近一半。

    ……

    温州人在上海滩的商铺之旅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兵分多路渗入上海各街区，租赁或买断临街店面，基本自用，销售家乡作坊式小企业生产的服装、纽扣、眼镜、皮鞋、低压电器等中低档小商品。由于喜好集聚以旺市，形成了一些规模不等的类似北京东路这样的“温州街”。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在上海市区及近郊多处“圈地”，投巨资开办集中铺位式专业市场，在出资购买铺位者中，温州人同样占据了很大比例。所购铺位用于自身经营及转手出租、升值抛售皆有。第三阶段，2000—2004年，开始转向购买繁华路段、高档商住区的各类商铺，这一阶段的商铺购买以投资获利为主，炒作气氛渐浓。来自当地一家权威房产中介机构的调查数据，2003年，温州购房者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达30亿元，而商铺是其购买行为的首选，比例超过50％。

    温州人商铺淘金，在上海如此，在全国亦如此。他们对商铺的偏好不是心血来潮，而有着渊源性的必然。

    众所周知，温州是靠市场起家的，官方的评价是“温州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在市场”。20世纪80年代最初一两年崛起的乐清柳市低压电器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苍南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苍南金乡徽章标牌市场等名闻遐迩的十大专业市场，堪称中国市场最早的东方启动点。在它们身后，是温州400余家各类商品市场或产销基地，还有走遍全国神通广大的10万购销员。久而久之，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有了所谓160万温州人起舞大江南北这出好戏。他们中间有70多万经商户，而且以经销温州地产五光十色的小商品为主，属典型的全国范围的前店后厂。如果没有借此编织起来的庞大的触须——极为灵敏的营销网络，温州商品经济的勃兴是不可想像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不是“造”出来的，而是“卖”出来的。这就造就了温州人商铺情结的现实土壤。对遍布各地的70多万经商户来说，商铺是他们最基本的生存工具，属生产资料，而住宅虽然在房价猛涨的背景下也有了投资生财的属性，但终究应该归于生活资料。温州人普遍认为，即使从投资角度看，商铺与住宅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劣区别：第一，投资商铺比投资住宅更具有稳定性；第二，住宅随着房龄增长将降低其投资价值，相反，好的商铺会因商圈的发展成熟而不断升值；第三，商铺具有高回报率，平均比住宅高出5个百分点；第四，投资商铺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投资潜力也就更大。目前各地炒作住房能赚大钱已人所皆知，但商铺投资的概念还较淡薄，先行一步获利空间自然相对较大。

    炒铺甚于炒房，温州人自有温州人的道理。这一字之别，却被许多激昂慷慨的温州炒房团批判者们忽略了。

    “谁唱炒房大戏主角”之辩

    “豪客”、“大鳄”是许多人在描绘温州炒房团时用得最多的字眼，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印象，参与炒房的都是前些年靠经商办厂发了财的温州精英级大老板，他们出拳重、下手狠，无往不胜。

    随后的推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温州大量创业者及民间资金介入炒房领域，凸显温州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资本出现流向性转移，温州经济空洞化、泡沫化危机四伏。2003年8月之后，“温州模式不行了”的灰色忧郁频频出现于报端，有关报道的标题让人的心都提了起来——“温州模式要在挽歌中落幕？”“温州经济怯步：温州模式即将没落？”“温州衰落中的反思”。这些论点的主要依据是温州GDP增速的下滑：杭、甬、温历来占据浙江经济前三甲，优势难以撼动，但2002年，温州的GDP增速出人意料地跌落到全省第七位；进入2003年更是每况愈下，上半年名列全省倒数第二，7、8月份则连续倒数第一；2004年1月，在杭州、湖州、绍兴三市工业总产值增幅达20%以上的情况下，温州居然下降了1.9%。

    温州老板拿着大把的钞票都去炒房了，温州经济能不没落吗！人们对曾经创造改革神话的温州模式越是赞赏，温州炒房团的罪孽就越是深重，而这一悬疑也就越是有了说个清楚的必要：到底谁在炒房？究竟谁是温州炒房大戏的主角？

    面对人海茫茫、区域广泛并纯属个人行为的资本暗流，而又没有官方权威的统计数据，任何专业调查机构都会对精确地给出答案感到棘手。以下几则个案片断也许有助于我们触摸到温州炒房者的脉动，算不上全面，却很真实。

    【炒房者片断一】大巴VS私家车

    2003年9月，炒房目的地——安徽芜湖。出发前，作为本次温州购房团领队的谢先生心烦了好几天。团员家庭资本背景参差不齐，按他用旅行社的行话归纳，一拨是数十万元经济型的，另一拨是百万元以上豪华型的，对于如何出行争吵个没完。复杂问题有时需要简单处理：购房团一分为二，经济型为第一分团，统一乘坐大巴；豪华型为第二分团，自带轿车列队前往。出发！

    “阶层”分类清清爽爽，颇具优越感的私家车一族自然是笑声朗朗，一路好心情。但这样的力量对比在回程时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本次购房战报显示，豪华团下单仅2套，金额48万元；而经济团下单14套，总金额380万元，差不多是豪华团的8倍。

    虽然在路途中，经济团的一些人为了盒饭的质量竟然还要与他这个领队评理，可面对沉甸甸的购房战报，谢先生不得不承认，这才是最可爱的人。

    【炒房者片断二】“讲政治”的吴太

    称她为吴太，其实她年龄并不大，才40出头。十几年前刚嫁人时，她没有更多的本钱做大买卖，和先生商量了半夜，一咬牙买了辆出租车。谁料想，如今在温州一本出租车营运证连带车身被炒到了百万元，吴太水涨船高，算是“有产”了。加上身体状况也不如从前，她干脆把车租给了别人，每年坐收近10万元租金。

    闲着无事，吴太就每天颠到市区松台山公园打打太极拳。虽然极少出远门，她对外界的市面却拎得很清，炒房这样的大事是无论如何不会落下的。哪里的房子最能赚钱？吴太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家，未来几年最大的政治是什么？你不知道吧？——当然是台湾统一！福州、厦门离台湾最近，台湾一旦统一，那些地方房价上涨最快。

    终于，当地有机构组织了一次福州购房团，吴太兴奋了好几天，但又想省下近千元的参团费。巧了，一起在松台山打太极拳的一位小姐妹也计划随团去福州。吴太马上从银行里提出10万元，一甩手交给这位小姐妹代为购买，就如同托邻居张大妈到菜场代买两根洋葱。

    再后来，这位小姐妹真帮她买回了一套房子，还掏出一张福州地图，比画了半天告诉她房子在哪个地段。吴太没去过福州，自然是听得云里雾里，但她坚信：这单生意包赚不赔。讲政治，一定没错的！

    【炒房者片断三】三个女人一台戏

    就像吴太一样，温州女人与炒房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当地有关部门的一项调查说，2003—2004年，温州各类房展会差不多每个月举办一次，由于温州炒房团声名大振，全国各地的楼盘蜂拥而至，几乎占到这些房展会参展楼盘的95％以上。据房展会上的抽样测算，看房者中女性约占70%—80％。她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看得细，问得清，舍得花大把的时间。一个三天的展会她们甚至可以来来回回转悠上两天半，若是没有平时逛时装店、百货商场使她们养成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优良传统，谁能撑得住？

    你可别因此以为温州女人只有绕着灶台转的本事，杀遍全国的炒房团中，她们娇小的腰身也随处可见，比例极为可观。正是缘于此，2004年“三八”节，《温州都市报》牵头成立了轰动一时的温州“太太购房团”，成为足以在中国市场经济史上留下曼妙一笔的炒房“娘子军”（这段有趣的事实将在此后的第三章详细描述）。

    女人在温州人的财富故事中的确可圈可点。十年前，一位新华社记者就曾在一篇题为“温州丽人多老板”的报道中由衷地赞叹：“唯有市场经济才为男女平等造就了真正的舞台。”后来，该文还被收入了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大型画刊《中国妇女》，引得白皮肤、黑皮肤的各国女人们好生羡慕。当然，我们更愿意将这类赞叹理解为一种美好的祝愿，毕竟，在刀光剑影的温州生意场上，更多地弥漫着的仍是呛人的烟草味，炒房军团应该可以视作一个例外。

    一位多次参与炒房的炒房团“职业领队”对温州炒房者主体人群做了这样的概括：“有点钱又有点闲”的人。主要包括，来自永嘉、苍南、乐清等农村家底殷实的各类小业主；公务员及其亲属；社会中介机构中低级白领；成分复杂的城镇闲杂人群。其中女性比例高，购房行为往往凭直觉，随意性强，非理性色彩浓郁。他们对炒房信息的获取和研判远远不如人们想像的灵敏、精确。之所以组团购房，重要动因之一就是希望下单时有人可以商量，并同进同退。他们相信一个人买房难免会看走眼，而集体看中的准没错。

    这一切，早已预示着温州炒房团绝非外界广泛传闻的那般神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在四处攻城略地的风光表象背后，往往是被“套”甚至被“骗”的一把辛酸。

    2003年7月15日，300多名温州人在两小时内与苏州市大学生公寓开发商签订了预购协议，将该楼盘470余套房子顷刻瓜分一空，并每套交纳了9000元订金。三个月后，他们没有等来约定中的正式购房合同，而是开发商单方取消定购的一纸函件。有知情人士分析，突发变故的原因，极可能是三个月间，该楼盘周边住宅价格已猛涨至每平方米4200元左右，大大高于温州人预定该楼盘的2100元均价。但当时温州购房者竟然都没有注意到原预购协议中的一个重要条款：“若超过三个月未能签订购房合同，则由开发商退还定金，并按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给予补偿。”徒劳的奔波，无望的交涉，杭州《每日商报》在报道中惊呼：“在全国各地所向披靡的温州购房团，这一次却着实让别人给‘下了埋伏’。”无独有偶，2004年初，另一家媒体的记者在调查沈阳一个著名商业广场投资者因被套牢而将开发商告上法庭的事件时无意中发现，数百名业主中，温州炒家至少占了三成。

    的确，在炒房军团的著名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真正的温州老板的身影，也只有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催生耗资巨大的“烂尾楼的春天”。然而，从总体来看，在20多年来靠制造业打出一番天下的温州，在浓厚的以实业论英雄的商业理念氛围之下，温州老板们始终把炒楼生财视作缺乏荣誉感的“偏食”。

    45岁的炒房者吴春波可以算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1986年，出生于“中国皮都”温州平阳县水头镇的吴春波以两三万元起家，十几年后，其制革小作坊已一跃成为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像模像样的企业。但吴的出名，却是因为作为炒房团的活跃分子，他接受了央视《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栏目的专访，还参加过温州市政府等召开的购房团研讨会。

    “我为什么要买房？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总不能让钱躺在银行里吧？”吴春波说，2004年上半年，同样因超常发展的制革业而被称作“中国第一污染源”的水头成为温州市违法排污企业重点整治和监管对象，他的制革企业也因为污染问题不得不停产。但吴反复强调，购房并非自己长远的主业，他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其实，温州老板参与炒房的又有几个是丢下自己的实业的？”

    很显然，从整体经济形态上看，量大面广的温州炒房大军的主角，属于温州的相对边缘人群及社会闲散资本。近年温州市域所谓GDP增速的相对滞缓，一是由于改革先发优势的淡出，周边地区急起直追——这本身是中国改革开放均衡推进的必然要求。事实上，以2003年为例，温州GDP达1220亿元，同比增长14.8%，创6年来的新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7个百分点。二是受区位劣势和资源禀赋不足等要素的制约，不断发展壮大的温州本土经济出现了“馒头大于蒸笼”的现象，外溢呼声日益强烈。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底，温州向全国扩张的资本总额已超过1000亿元。最新的轰动性事件是，2003年6月，中国十大真皮鞋王之一的温州奥康集团宣布投资10亿，进军重庆璧山县，欲打造“中国西部鞋都”。这个占地2600亩的鞋业工业园区全部建成后可引入百余家制鞋企业，皮鞋年产量将超亿双。鞋王振臂一呼，下游大小配套企业纷纷趋之若鹜。奥康的西进，拉动的将是温州主导产业产业链的整体对外扩张。

    在温州经济的新一轮成长期，其“成长的烦恼”是本土产业资本为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自然呈现的井喷式异地扩张，而与所谓“炒房的诱惑”带来的资本流向城市房产并无本质关联。

    ［观点］温州是一粒水果糖

    以下是我在2003年底应一家媒体之约写的一则短文。温州的潮起潮落从来是经济规律的天然造化，对其“好得很”或“糟得很”的命运评说往往是旁观者们的好事之举。温州炒房团也一样，它是在恰当时机下温州人又一次自发性的财富探险。炒房者既没有兴趣使温州“再创辉煌”，也根本不可能“毁”了温州。

    温州是一粒水果糖

    温州让中国人神魂颠倒。20世纪80年代是“妖”，20世纪90年代是“神”，21世纪之初似乎又有了重新做“人”的可能。

    温州有可能重新做“人”，缘于2003年后开始浮出水面颇有点“刺眼”的事实：眼镜、皮鞋、打火机之类还是走红花旦，产业升级缓慢；资本的外溢或外逃严重；GDP增长滞缓，在浙江的排名步步后退……

    “温州不行了”之类的流言四起。虽然，流言的背后是关爱和怜惜。

    “神坛”之上，盛名之下，今天的温州怎么了，对明天的温州怎么看？有些话是不能不说的。

    说法之一：水落而石出，“温州人精神”方成稀罕之物

    2003年10月，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召开。既然是世界温州人大会，又是首届，搞清楚什么是温州人精神极为必要。我专门拜访了温州市委李强书记，身为温州人的李强对此给出了如下答案：一是敢闯敢冒敢试，敢吃第一只螃蟹；二是恋乡不恋土，走南闯北筑码头、打天下；三是不断进取，永不言败；四是自主意识强，善于创新。

    答案不算新，但十分准确。其实对什么是温州人精神，民间也有精妙的概括：“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头发是空心的，里面藏着智慧”等等。20多年了，在无数批来自各地取经官员的无数次津津乐道的赞叹中，温州人精神早已升华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图腾”，高深莫测，高不可攀，几乎不可复制。

    关于温州人精神，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的一番话可谓语出惊人：说白了，温州人精神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应该是公众普遍共有的基本精神形态。我们不必争论中国人如何才能拥有所谓高尚的贵族气息，长期以来，许多国人缺失的恰恰是求真、务实、创新的基本要素。水落而石出，相形之下，质朴的温州人精神竟成了稀缺之物，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本无神话，也就无所谓神话的破灭。

    说法之二：经济学悖论不应该成为经济学规律

    早20年，说温州是浙江的穷乡僻壤绝不为过。然而，黄山的云松竟从几乎没有一点泥土的岩缝里破将而出：不通公路的苍南宜山成了全国最大的再生腈纶基地，山坳中的桥头冒出了东南亚最大的纽扣集散地，偏居浙南一隅的温州崛起了中国最早的十大专业市场。

    成群的经济学家面对温州的市场之谜大跌眼镜，百思难得其解。交通、人才、信息、资本是市场发育的基点，但温州有什么？1990年才通飞机，1997年才有铁路，2003年底高速公路才全境贯通。1987年我从杭州前往温州采访，380公里路程竟颠簸了整整38个小时，简直匪夷所思。说到人才，小学文化居多，全市90％的人口满嘴艰涩难懂的温州俚语，普通话说得比香港人还差。

    温州市场的旺盛几成中国乡土经济学研究中不可理喻的悖论。狂热的追捧之下，悖论成了取经学习的对象，成了理所当然的规律。

    然而，悖论终究不是规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些年，当交通更便捷、物流更畅达、人才更优化的义乌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乃至省会杭州诸多市场日渐如日中天之时，当年风光无限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却大多已香消玉殒，黯然淡出。

    经济规律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拨开躁动与喧哗，温州市场的兴或衰皆为规律使然。同样，温州人至今一如既往地坚守产业传统，亦是适者生存的规律使然。这一切，都不是温州的错。

    温州之于中国的意义，不是单纯的GDP所能够承载的。以温州的经济地理视角的固有定位，以温州算不上优越的资源禀赋，假如期望温州成为肩负中国哪怕是浙江经济勃兴重要职责的一极，恐怕都只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温州之于中国20多年的特殊价值，在于其所昭示的强烈的发展冲动，在于其所揭示的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无限可能。这一标杆性意义早已定格于历史，不因一时一地的起落而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温州出现的相对的增长滞缓不是什么“异常”，而是规律性地从“异常”回归到“正常”。

    说法之三：水果糖可以融化，但甜味犹存，日久弥香

    有学者称温州是“中国改革者朝觐的麦加”，温州人是“中国本土化市场经济的鼻祖”。追根溯源800年，作为永嘉（历史上温州的别称）学派代表人物的宋代大家叶适极力倡导功利之学，讲究经世致用，堪称温州市场经济的当然“理论鼻祖”。

    然而，多少令人感到几分惊诧的是，今天的温州老板们秉承了800年前的叶适理论，并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对他本人却好像没太给面子，知之者少之又少。

    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对此的理解是：叶适的经济思想在温州人中间就像是一粒水果糖落到水里，融化了，但总有那么的一点儿甜味。

    推而广之，我们不难发现同样有趣的现象。

    由于赢利最大化的驱动，越来越多的温州老板从温州出发，遍及全国，他们的主要投资及创业舞台已远离温州。有时，你也想不明白究竟该把他们称作温州商人、浙江商人抑或是中国商人，温州只能标明他们的出生地和籍贯。

    在其他许多地方，在市场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即使那里并没有闪动温州商人的身影，你也会清晰地感受到温州理念、温州人精神早已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在。

    温州不是一具永恒不变、仅供瞻仰的“木乃伊”，其力量也不会囿于温州方圆一万多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把今天的温州理解为一粒水果糖，它曾经令中国人初尝市场经济的甜蜜。水果糖的融化是迟早的事，但甜味犹存，日久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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