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汽笛鸣响,火车轰轰而动,萧红靠着窗,看着远方的天际,满眼的伤感愁肠。
她不敢回往,离开一座愁城,就算是告别一段愁情,这是她所愿望的,回头探望,除了的徒增伤感,已经再无任何意义。
虽然未来是一路的迷茫,但也好过一段伤愁过往。所以,她选择一直向前。
萧红,这个尘世里的浮萍,在感情的吹动下,流转向了另一个座城。
一重重山山水水,一步步人生歧路,她来到北平,前程未卜。
落地北平之后,萧红先到中央饭店住下。然后,她按萧军开出的地址去找他讲武堂时期的一位周姓同学,辗转多处,却是人影空空无迹可寻。萧红开始寻她的旧居。而那个曾经给她梦想、快乐和忧愁的地方。萧红匆匆赶去,一路上回忆不停的撞进脑袋里,一幕幕,都是那样清晰,如水般的光粼岁月,如花般的青春好梦。想着,她的步子也就越发轻盈。然而,等到了那里才发现,已经改成一家公寓了。物是人非,光年不在,她有的,只剩满心的回忆了。
萧红有些迷茫,所有美好,都只能在回忆里翻看,那么她的未来又会在哪里。
萧红又去找了姓胡的旧同学,而旧友已经远嫁他方……萧红失落地转身离去,风沙扬起,迷了她的眼,不经意地揉出泪。萧条的街景,萧索的人心。到处是一种破落的荒凉。一抹艳艳红影,在风沙漫天的人生歧路,孤独地行走……
还能去哪里?不觉间,脚步已经走到了学校。萧红立刻想到了李镜之,在他的家里,看到了他的一大群儿女。他带着萧红去找李洁吾,这时,李洁吾已经做了父亲,有了一个周岁的女儿了。
旧友相见,免不了的一番热切攀谈。
在李洁吾的帮助下,萧红住进了灯市口一家叫北辰宫的旅馆。但是,房间不算好,房租也贵。没有一个满意的住处,萧红也难以安下心来。
原本一片阴霾的心,在连日里的沮丧和失落中,更加痛了。所有郁结的情绪,在心海里狂啸,却找不到一个出口。
在她心中唯一想要诉说的人,是萧军。可提起比来,却又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向他倾诉,犹豫之下,她还是把信写了下去。一字字,她诉着心中泪。
在信中,她说:“我一定应该工作的,工作起来,就一切充实了。”对她来说,工作确实是最重要的,然而她无法进入。她努力取悦自己,在同一天,看《茶花女》的电影,读《海上述林》,但她说,“心情又和在日本差不多,虽然有两个熟人,也还是差不多。”其实,比在日本时差得远了。
时间才过了一天,正是5月4日,她写给萧军的信简直是一场哭诉: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知道,明明又做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刻,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这几天我又恢复了夜里骇怕的毛病,并且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我常常怀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经或者比丝线还细了吧?-
我是多么替自己避免着这种想头,但还有比正在经验的还更真切的吗?我现在就正在经验着。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锁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我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痛苦的人生,服毒的人生,她在信中竭力嘶喊。字字是泪,声声啼血,被痛苦浸泡的萧红,渴望着救赎。自己亲手带上的灵魂的枷锁,枷住了自由,甚至是连哭泣的自由也没有了。敏感地神经无数次地伸展,渴望汲取幸福,然而一次次地却得来满心痛楚。迷茫的路上,她始终没有见到救赎的光,有的只是一次次更痛。
萧军算是及时给萧红复信的,他的字句,总是能轻易地勾出萧红的泪,萧红每读一封他的信,就要哭一次,而且,几次写好了复信,都没有寄出。
粘了感情的事物,总是会牵动人的情绪,而爱得深的人,总是能掌控人的喜悲。
所以,萧红流泪,是因为他是她心底始终放不下的牵挂。他每一个字,每一丝情绪,都还在她的心里。
爱过几番,恨过几轮,他们曾经结成伴,一起趟过天真,一起逃出岁月苦海沉沦。不管未来怎样,他们彼此始终是占据了互相的一段生命。沉淀下来的不管是爱恨情怨。他们注定了都是彼此今生一个特殊的人。
在5月6日发出的信中,萧军说他一时烦乱的心情已经过去,有了工作的欲望。几日来,他把整部的精神沉浸在读书里,正在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发现里面的渥伦斯基,好像是在写他。他告诉萧红说报上介绍说的,女人每天“看天”一小时,一个星期会变得婴儿似的美丽!信中还建议萧红计划长篇或“印象记”的写作。此外,报告说他正在学一种“足声舞”,准备学好了将来教萧红的。萧军的信中,多是一些美好的展望。
9日,萧红复信。她说:“你来信说每天看天一小时会变成美人,这个是办不到的,说起来很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一直看到现在还是喜欢看,但我并没变成美人,若是真是,我又何能东西奔波呢?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
美人何在,他盼她成为一个快乐健康的美人,而她偏偏却是一个在苦海里沉沦的孤女。
她心里的结不但没有解开,反而因“美人”一词的刺激给打得更紧了。她说得很含蓄,但也自知这话的重量,不愿太多地损伤萧军,于是在这话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添上这样一句:“这个话开玩笑也。”但她接着便说:“我已经是离开上海半月多了,心绪仍是乱绞,我想我这是走的败路。但我不愿多说。”在同一封信中,写到最后,萧红禁不住用了讥讽的语调,发泄久积的怨愤:
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呵!自私呵!”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就是忘了性命也是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
最后一句话写下来,又被她用笔划掉,然后加了一条附注:“这一句似乎有点特别高攀,故涂去。”欲说还休。
情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在幸福与痛苦的情感天平上,他摘下了给她幸福的砝码,她不幸地堕入了痛苦的一端。她是多么看重和留恋这曾经有过的两人之间的调谐,她视萧军为命运的恩遇,在她痛苦无助的时候,萧军给了她一段难得的爱情,带着她一同走出苦寒的岁月。
曾经过往,只剩一声叹息。
萧军晚年曾写道:“如果按音乐作比方,她如同一具小提琴拉奏出来的犹如萧邦的一些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发丝那样的小夜曲……”
当爱成了回忆,曾经的琴瑟合鸣,也就变成了各自高歌一曲,再也不复当年同音同弦。如梦一般,成了如花往事。
一把孤独的琴,再也演绎不出欢快幸福的曲调,只能在寂静的留念了,默数哀伤如水。
舒群年初便来到了北平,住在沙滩的北京大学宿舍里。听说萧红来了,非常高兴,即刻到李洁吾家里找她。随后,他们和李洁吾的太太一起游了北海。
踏着海浪,吹着海风,她无数次的想,就让海风将满心的忧愁吹散,该有多好。
舒群经常来找她,有时一起去中山公园散步,看美国明星嘉宝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去听富连成小班演唱的京戏,或者去逛逛王府井大街和东安市场,去吃东来顺的涮羊肉。
如此一来,生活丰富了起来,气色也是好多了。在朋友的眼中萧红俨然是个坚强的女子的。
有一个细节,舒群注意到,每逢路过儿童服装店的橱窗,萧红便踌躇不前。她的眼睛里透着哀伤。舒群猜得到,她是在想念那个失掉的孩子。
萧红用尽方法来驱逐心中的悲伤。在舒群的陪同下,他们还一道游了长城。
遥遥万里长城,尽显雄浑而壮阔,站在长城之上,远远望去,心中定会生出一番豪情。
这伟大而悲壮的风景,震撼了萧红的灵魂。萧红觉得自己非常渺小,自己的悲伤和喜乐更是如此。在苍茫的历史中,她只是那渺渺一粟。也许该要放下心中的包袱,让过去过去,让未来到来。真正的从灵魂深处坚强起来。
多少人,爱过、伤过、痛过之后,下定决心要走了出来,然而,当那个你深爱的人,那个曾经深深伤害过你的人忽然轻轻对你说一句,想你了,需要你。多少人都会奋不顾身地再回去。
就算是飞蛾扑火,也是爱不够。
15日的信刚刚发出,就收到萧军12日发来的信。信中说他连夜失眠,恐要旧病复发,如萧红愿意,请束装返沪。
萧红当即动身离京。原因很简单,他需要她。所以,不管曾经他给她诸多伤害,不管他是否还是向从前一样爱她,她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回到他身边。
萧红来和舒群匆匆地告别了一番,萧红把鲁迅用红笔修改过的《生死场》的手稿送给了他。
对于萧红来说,她十分珍视这一段友情。
萧红再一次回到上海,又是一番新的感受,她焦急地盼望见到萧军,她满心里都装满了对他的惦念。因为他的一声召唤,她仿佛觉得爱又重新地复燃。果然,再回到上海之后,萧红同萧军的关系相对稳定了很多。
更有一件事,使得萧红心情大好,因为,在5月间,她的一个短篇散文集《牛车上》出版了。其中,主要收入旅日期间的作品,这也使她得到不少精神上的慰藉。
隐约中,似乎是有了雨过天晴的气息。
2.热火岁月
1937年7月7日。民族革命战争掀起了新的一页。
8月12日夜晚,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带了一只小猫来萧红家,告诉他们日本即将开战的消息。第二天早晨,鹿地就来了。他证实了池田的话,用中国话夹着日本话,一边打手势,一边讲述目击日军开枪射杀的事实。他说:“日本这回坏啦!一定坏啦……”
次日,他们搬到许广平家里去住。在萧红这边不方便,邻居知道他们是日本人,还有一个白俄在法国捕房当巡捕,街上打间谍,日本警察曾经到他们从前住过的地方找过他们。在两国的夹攻之下,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随时有可能陷进去。
萧红去看他们时,鹿地劝说她参加救亡团体,鹿地还说他们现在写文章,以后翻译成别国文字发表,有机会还要到世界各国去宣传。
他的一切言行,萧红都看在眼里,她觉得他们俨然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这使萧红十分感动。因为,现在有许许多多留着流着华夏民族血的人在干着卖国的勾当。而这对日本夫妇却在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感动之余,她又觉得格外地讽刺。
两三天过后,萧红又去看他们,他们已经不在了。许广平说,他们昨天下午一起出去以后就再没有回来,至于去哪里也不知道。一连几天,萧红都在打听他们的下落,然而一点消息也没有。
一个月以后,萧红正在家里准备午饭,有一个从前认识的人进来,告诉她说,鹿地夫妇昨夜又回到了许广平家里。萧红听了,正在替他们高兴,但接着听他说下去时,就不禁痛苦起来了。他们在别人家里躲了一个月,那家人非要赶走他们不可,因为住着日本人,怕被当做汉奸看待。住在许广平家里是很不便的,外界已经谣传她家是一个能容二三十人的机关,而且她又正做着救亡工作,怕被日本暗探注意到。
在萧红的帮助下,帮助他们把安排到了一个德国医生处。
在那里,没有人敢去看望他们,只有萧红和萧军常做“不速之客”,萧红去得最多,这使在寂寞和恐怖中度日的鹿地夫妇非常感激。
天萧红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池田不在屋里。鹿地见到萧红,立即在桌上摸一块白纸条,摇摇手之后在上面写着:“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门外偷听了,一下午英国巡捕、中国巡捕,从一点钟起停到五点钟才走。”萧红最受感动的是,
后来,萧红在白条上写着“我已决心被捕”
那时候,他们已经断绝了经济来源,证明书还没有消息。在租界上,日本是有追捕日本或韩国人的自由的。然而,要脱离租界也不行,到了中国地面,又要被中国人误认为是间谍。
萧红感到,他们的生命,就像系在一根线上那么脆弱。
萧红当即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她要把他们的日记、文章和诗,包在一起带回家里保存。这样一来,他们帮助中国的事情,就没有了证据、
鹿地为此非常感动。
萧红去世以后,许广平在一篇追忆文章中特别提到萧红为鹿地夫妇所做的一切,把这称做“一件侠义行为”。她写道:“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地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地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萧军晚年回顾他与萧红的关系时,他说:“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萧红确实有着林黛玉般的脆弱、善感的一面,但也有着史湘云、尤三姐的倔强、刚烈、侠义的另一面。
她对鹿地亘夫妇的救助,本不是一般的柔弱女子所可以具有的。在关键时刻,许广平看到而且惊叹她身上发出的炫目的光彩,而萧军,这个她深爱的人,却始终看不到。他看到的只有她所有的不好,她的孤傲,她的脆弱,她的懦弱……
当她的好再不是好,当她的光,不再他的眼中映现。如此,也便不需要再多言辞的离别。因为,在灵魂上,他们已经再不是一对爱侣。已经生生分离成了两个人。曾经爱过,各奔向天涯。
战争不断,激荡着中国人民一波波的情绪汹涌,在这样大的苦难之中,萧红也暂时能够将她个人的情感放下。
广大的人们的灾难、战士的死亡、为共同的命运所凝聚的集体的斗争,不能不激发着萧红的工作热情。
金剑啸殉国的消息传来,萧红深感悲愤,随即写成悼亡诗Ⅸ一粒土泥》;接着,又写下《天空的点缀》《火线外》二章--《窗边》和《小生命的战士》,都是燃烧的火一样的文字。字字烫心,句句热泪。
萧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参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事务。她希望尽力把新闻报道收集得更齐全些,校订更精准些,把属于自己的部分做得更完善些,不要留下遗憾。她十足地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可以让她一次次地回忆着那些温暖往事。
上海战事发生以后,许多刊物停刊了。胡风计划筹办一个刊物,约请萧红和萧军等一些作家商谈,端木蕻良也在这里面。关于刊名,胡风原先拟定为《抗战文艺》,萧红建议改为《七月》,既有象征意味,又有诗意。最后,萧红的建议被采纳。然而,命运周转,好景不长,《七月》半月刊出版了三期,上海即将沦陷,倾国倾城不知是为了成全什么。却又给许多人的命运转了弯。
胡风决定将刊物迁至武汉,并邀请其他同人也迁往那里,坚持将刊物办下去。
萧军和萧红最先撤退。9月28日,他们从上海西站乘火车出发了。又一次离开,两个心中各有感慨。
下了火车,萧军和萧红转坐轮船,驶往江汉关。
入关前,要进行例行的检疫。当检疫船靠近时,他们意外地发现检疫官是哈尔滨时代的朋友于浣非。他是东北人,也写诗,笔名字飞。通过他的介绍,他们认识了船上的一位诗人蒋锡金。
蒋锡金是江苏宜兴人,1934年到武昌,在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任职。抗战开始以后,在汉口与冯乃超、孔罗荪合编Ⅸ战斗》旬刊,又与穆木天合编《时调》半月刊。
宇飞告诉蒋锡金,他们就是萧军和萧红,要在武汉长住,由于太多难民涌到武汉,住房紧张,问蒋锡金有没有办法安置。蒋锡金当时还没有读过两人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但他们的名字是知道的,在上海一些刊物上也读过他们一些文章,多少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于是答应把卧室腾出来给他们住,自己住书房,而且不收房钱。这样的盛情相助,对于萧红和萧军来说的确是一件天降的喜事。
萧军、萧红随即搬进了蒋锡金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寓所。萧红庆幸,也有些迷惘。她内心深深地明白,武汉这座城市里,她一样是个过客,这里并不是她最终的归处。然而,未来她将走向哪里,她不知道。前路迷蒙,每一个正在成长的人都会经历这种心情。
三个人在一起生活,互相照应着。萧红忙完家务,正好利用书房的桌子写作。这时,她写的是一部伟大的心灵史:《呼兰河传》。
第一部才进入第二章。蒋锡金读了,惊异于框架的宏大、调子的舒缓、乡情的深阔,仿佛无须河岸、码头,登船就立即到了茫茫海面,既不见人物,也迟迟不见情节发生。他不知道萧红将怎样写下去,但是告诉她,他心中是充满着狂热的期待,他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作品的。他要萧红一定要写下去。
她的另一个知音张梅林也来到了武汉。他住的地方离小金龙巷不远,所以常来看萧军和萧红。
三年不见,张梅林发现萧红的脸色似乎比以前白净和丰满些了,握手也是西洋式的:侧着头,微笑着,伸出软垂的手。
接着,端木蕻良也来了。萧军与端木蕻良是辽宁老乡,是他写信邀端木蕻良前来的。他的热情有点过分,端木蕻良来的头一个晚上,甚至邀过来睡到他和萧红的床上,三个人一起过夜。蒋锡金觉得这样很不便,第二天到邻家借了一张竹床、一张小圆桌,让端木蕻良住进书房里。
从此,房门钉上了一张卡片,写着三个人的名字:萧军、萧红、端木蕻良。
张梅林初次见到端木蕻良,印象很深刻。长头发,背微驼,脸色黄白,声音嘶哑,穿着流行的一字肩的西服,还有长统靴子。当他走了进来,从瘦细的手上除下棕色的鹿皮手套时,笑着对萧红说:“我的手套还不错吧?”
萧红试着戴上那手套,坦直地大声嚷着他的手真细呀!
萧军坐在一张木椅上,听了哈哈大笑……
这是萧红许久以来最忙碌,也最感快乐的日子。忧愁渐渐地被冲淡了。她的心情也渐渐明朗起来。状态也恢复得很好。
她参加了蒋锡金为电台组织的诗歌朗诵活动,出席《七月》同人的聚会和座谈,在家里忙大家的饭食、洗衣服,只要有空隙就写她的呼兰河。当时的萧红无法预知这一部呼兰河传给她带来怎么的影响。但是,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声音在告诉她要将这部作品写下去。仿佛是呼兰河的召唤,仿佛是命运的催使……
《呼兰河传》以闭塞的呼兰城为背景,展示了这里的风土、民俗和居民的生存状态、思想性格。这里,有明亮的天空、美丽的后花园、慈祥可爱的老祖父和自由自在的童年,“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树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也有荒凉、贫穷、冷漠、愚昧和野蛮,人们顺应自然、依附土地、信仰鬼神,不允许有任何个性、差别和改变,扼杀一切不驯与生机是全体居民共同的责任,而做这些又完全没有恶意甚至是出于善意。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仅仅因为“太大方了”,“不象个小团圆媳妇”,就被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被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打出毛病后又被视为有鬼怪附身,被当众剥光衣服,放到热水缸里烫三遍又用冷水浇三遍--而这一家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善良,“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
呼兰河上,这里有她最美的梦,最深的痛。
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是经常在一起,开怀畅谈。而遇到蒋锡金不出去的时候,四个人就更加热闹了。他们有时就起兴唱歌,唱中国的歌、外国的歌,萧军还会唱京戏、平戏和大鼓书。或者跳舞。萧红和萧军都会跳却尔斯顿舞,还会跳萨满舞。
热闹的气氛里,萧红变得鲜活起来。她不再是那个满载悲愁的女子。而如今可以大声地欢唱,开怀地笑。
3.欢声光年
所以美好的故事都将在光阴的里逝去,但同样所有苦难终将过去,当萧红再展笑颜的时候,那些带给她无数伤痛的过往都只是一种成长的历练。再深的苦难,一笑而过。
几个人在一起,有时候也会讨论文艺问题,也讨论时事。
有一次,萧军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最伟大?大家闲聊了一通,他忽然发表了一个理论,说是在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最伟大,中篇次之,短篇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能算,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他接着联系在座的人,举例说:他写长篇小说,最伟大,恰好端木的长篇《大地的海》在江上被炸掉了,所以要写出来再看,萧红也要写长篇,但依他看,没有写长篇的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他翘起了个小指头,故意往锡金脸上晃了晃,“你是这个!”
蒋锡金懂得萧军在逗乐,没理会他。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萧红认真起来了,和端木蕻良一起同他争论起来。
萧红最激烈,用许多理由驳斥他,也说了些挖苦的话,端木蕻良不搭他的话,却同萧红唱和起来,绕着弯子说萧红是有气魄的。
渐渐地,争论甚至即将演变成吵架。还好,在这时,胡风来了,他问大家吵什么,问明白之后,笑了笑说: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的地方,不妨写出来,《七月》下一期可以出一个特辑,让读者参加讨论。又说,刊物要发稿了,你们赶快写出来,三天后我来取。
三天以后的上午,胡风来取稿,谁也没有写,萧军却交卷了。胡风坐在蒋锡金的床上翻阅萧军的稿子,边看边点头,说:“对呀,对呀!”大家感到惊讶,问怎么能说对呢?
胡风于是开始念稿子,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睑,把我们反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说着就哭了。
萧红还是哭着,握拳狠狠捶他的背,萧军弯腰笑着让她捶,说:“你们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我还手你们可受不了!”
容若说:人生若只如初见。
初见之美,无可厚非,然而,当初见变成了回忆。经年之后,打开记忆的闸门。那一份初见的回忆会历久弥香。
有争吵,也有欢乐。这样的日子,是让人留恋的美景,也终将沉淀在几个人的回忆里。 浓缩成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待到未知的某天,各自回忆。
不必纠结于逝去的时光,亦是不必不满于当下。让光阴静静地游走。
有一天,女漫画家梁白波到小金龙巷来找蒋锡金。梁白波是广东人,蒋锡金少年时的朋友。上吐纪二十年代她在上海中华艺大学习艺术,后来远走南洋,三十年代初回到上海,为《立报》画长篇漫画。抗战爆发后,她参加叶浅予率领的漫画宣传队。她和叶浅予是公开的同居关系,这时叶浅予还在南京,她则随宣传队先到了武汉。
蒋锡金把她介绍给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认识了。她进门就注意到墙上钉的萧红的风景画,随即表示欣赏,和萧红谈起了艺术。萧军停下他的写作,也加入了他们的座谈。其实,萧红和萧军对梁白波这样热情,还因为她是“鸽子姑娘”,这称呼是已故的朋友金剑啸告诉他们的。她和金剑啸在上海学画时相识,感情非同一般,金剑啸回到北国以后,还写过一些怀念她的诗篇。再加上这样一层关系,大家对梁白波就更亲近了。
大家谈得很高兴,这时,梁白波提出想搬到这里同住。
萧红和萧军即刻表示欢迎。然而这个时候蒋锡金倒为难起来:总共只有两间房,再来一个人的话,很难安排。
一番周折后开始了新的布局是:把端木蕻良的行李搬到萧军和萧红的大床上,三个人共睡一张床;端木的竹床让给梁白波。
鸽子姑娘看来是一个活泼的人,又爱美,住下来以后就和萧红一起重新布置房间。她从箱子里取出一块方格子花纹的绸子,蒙上小圆桌做台布,又掏出一个瓷瓶和一个陶钵,说是用来插花和存放烟头,不许男人随地乱扔,俨然是一位新来的主妇。
萧红做饭和洗衣服她也插手,还计划着要买这买那,颇有点长住久安的样子。
梁白波搬来以后,这里更热闹了;事实上却打乱了原先的秩序,至少对于萧军来说是不合适的。好在没有多久,叶浅予来到武汉,这个鸽子姑娘同他一起走了。
一切回到了最初四人在一起的样子,但是,有些事情却是在悄无声息地在变化着。
胡风住在武昌小朝街他的朋友处。这是一栋花园洋房,周围爬满了蔷薇花藤,种着松柏和各种树木,环境非常幽静。《七月》的同人常常借主人的客厅开座谈会,梅志称这里是“《七月》的摇篮”。
萧红他们的住处离这里不远,是常来的客人。对于他们,梅志记忆中有两处鲜明的印痕。一是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萧红。这时萧红的身体比过去结实多了,脸色不是青白的,而是白里透出红润。她总是昂着头,眼睛也发亮了,神采中有一种自信和豪迈。和从前那个病弱的萧红判若两人。她的灵魂越发闪。
在梅志的印象里,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记忆就,这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吵吵闹闹的。萧军和端木蕻良喜欢争论。
有一次,一个自比托尔斯泰,一个以巴尔扎克自诩,吵得不亦乐乎。最后萧红出来调停,十分灵验,他们立刻休战了。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的是,只要是萧红和萧军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端木蕻良就会坚定地站在萧红这一方。
旁观者已经明了,在两个男人中间,萧红的心暗暗偏移了。甚至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但是,萧红的情感倾向却是在情理之中的。
端木蕻良不只是尊敬萧红,而且大胆地赞美萧红作品的成就超过了萧军。这正是萧红所要求的。她不是要求对她的作品的廉价的谀词,而是要求对萧军的轻蔑所包含的她的社会特性,给予必要的理解、尊重和平等看待。
世间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一个人所给予对对方的,正是对方所需要的。这是最完美的契合。而如今,走过一重重山水崎岖的萧红正是如此幸运地遇见了这样一个人。
1937年底,因为一些原因萧红萧军蒋锡金三个人搬出去以后,小金龙巷就只剩下端木蕻良一个人。
据端木蕻良晚年在一次访谈中所述,此后,萧红和萧军还经常回来聚谈,有时两个人在一起,有时自己来。几个人一直维持着良好关系。那样的温馨岁月,给端木蕻良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回忆。
有一次,萧红邀端木蕻良到江边的小饭馆吃饭、赏月,谈创作,甚至讲到萧军在上海时有外遇的事。
还有一次,端木蕻良出去办事回来,看到桌子上铺着纸,知道萧红又来练字了,这回写的是唐人张籍的诗:“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最后一句重复练习了几次。
“恨不相逢未嫁时”短短一句诗,却诉说了多少人间痴男怨女永生的遗憾。
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始终还错。
一字一句化在笔端,染出墨泪。也许当时萧红无意,却不可否认,这是她心底的一种情绪。无论她察觉与否。
有些情感就是这样,等到你发觉了,已经难以复收了。
萧军有时也到屋里来,有一次提起毛笔写诗,边写边念:“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
还写了“人未婚宦,情欲失半”八个大字。萧红见了笑道:“你写的啥呀?你的字太不美,没有一点儿文人气!”萧军瞪了她一眼,说:“我并不觉得文人气有什么好!”
且不论这样的对话真实与否,但是,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愫已经开始搅扰萧红的心。
萧红越发地渴望爱与温暖,她的情感渐渐有了一种新的倾向。
然而,这时的萧红,依然没有将萧军彻底抛下。站在天平的两端,任何取舍,都使她为难。
1937年底,阎锡山在临汾创办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自任校长,李公仆任副校长。1938年1月,李公仆等从山西来到武汉,延聘一批有名气的文化人到临汾任教。《七月》同人的七个人,除了胡风要留守编辑刊物外,其余的六人--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艾青、田间、聂绀弩,都愿意到临汾去。他们将个人的感情完全放下,投入到民族革命中去。
又是离别的车站,萧红的过往人生中已经无数次地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以往的离别,总是在心中载满了伤感的情绪。而这一次,却完全不同。萧红的情绪十分高涨。已经冲散了一切离别意。
胡风、蒋锡金和孔罗荪到车站送行。
天色墨黑,站台上布满了蜂群般的人,一排排,一圈圈,黯淡的灯光照耀着,人们彼此看不清面孔。人潮攒动,汹涌如潮。
她在渴望回到那告别已久的北国的冻裂的土地吗?在想往着未来的火热的日子吗?还是为眼前的集体的热情所感染?总之她很兴奋,涨红着脸,披着她的毛领呢大衣在矫健地走着。只是在后来上车时,发现坐的是货车,才略微感到惊讶。但是,她并不计较这些,她不觉得行动中有什么不正常,一切是如此美好……
萧红的目光一直伸向远方,她坚定着未来的路,坚信着未来的信念。
4.陌生的心
临汾,又是一座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面孔,演绎着陌生的故事。一样未知的未来。
在民族革命大学里,萧红和萧军担任着文艺指导,他们同其他人一样分散住在老乡家里。
每天清早,全体师生为短促有力的军号声召集到一起,跑步、操练,唱《救国军歌》,展开各种训习。二月的天气是严冷的,学校的气氛却是紧张而且热烈。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经历。在这里,同学生在一起,又勾起了萧红的许多回忆。当年,她也曾同这些学生一样,热血沸腾地奔走于救亡运动,而多年后,经历了尘世周转,经历了人生起起伏伏。已经再也不见当年时光。她对祖国的热情依然还在,只是,如今的萧红,更加的理智,也更加从容。
不久,丁玲带领着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潼关来到临汾。
还在上海的时候,萧红就向东北老家来的朋友高原说过,很想参加抗战服务队之类的组织。而今,服务队到身边来了,而且丁玲就跟她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真是一种奇遇。萧红心中是无比激动的。她觉得,命运的轨迹,仿佛冥冥中都有隐喻。也许当时不明了,而过后,总会让人恍然大悟。
丁玲对萧红的印象也是尤为深刻的,萧红这样一个人,让人敬佩,又惹人怜惜。
丁玲回忆起来,觉得非常遗憾,尤其后悔于对萧红的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太少,使她离开了一个富有朝气的集体,过早地失去了健康,以致生命。
萧红给丁玲的第一印象是特别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还有自然而真率的说话。她说,萧红唤起了她的许多回忆。这意思大约是说,萧红身上保留了她未经残酷的斗争环境所改变、所异化的、自由的、个性主义的东西,保留了莎菲女士及其朋友们的那份纯真和勇气,保留了“五四新女性”的许多时代性的特征。
她一方面希望萧红能够到延安,平静地住上一个时期,致全力于著作,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满于客观环境的险恶,预言萧红即使活着,也还有各种不能逐击的污蔑在等着。她以女性的直觉,把萧红当做真实的同伴。灵魂深处的惺惺相惜,比千言万语的追捧和讨好要更可贵得多。萧红和丁玲,两个用灵魂生活的女子。
关于丁玲,萧红后来对朋友约略说起来,对她为革命斗争所熏陶的思想和生活表示吃惊和不习惯。这是萧红既向往,又恐惧的。
在一起的时候,她们都很亲近合拍。她们尽情地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平日里,也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但即使是真的争得面红耳赤,两个人心中也是快乐的。她们彼此享受那份畅快和无所顾忌,仿佛重拾了热血青春。
韶华易流逝,好景不长留。相聚匆匆,离别在即。
二月,日军进逼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决定撤退,招来的作家,可根据个人意愿留下,或者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
留守,还是离去?
前方的路口,指引着两种不同的未来。
曾经,无数次地被命运驱使着前进,如今要挺立起来面对未来,做出选择。
对于之前来说,这是萧红和萧军两人共同的抉择。而这一次,两个人开始独立思考,不再依附于对方。然而结果是彼此意料之外的。他们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路。
萧军要留下来和学校师生一起打游击。萧红则想到“八路军办事处”之类的地方,有一个较为安静一点的环境,继续进行写作。
他们试过互相说服,然而说服的结果却是使得各自的决定更加坚决。
这是他们命运的岔路口,也是一条情感岔路。他们的未来,被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早在哈尔滨时代,萧军就想打游击去,始终向往着一种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到了上海,仍然有过投笔从戎的想法。他是不安于做一个“作家”的。但是,不而得不说这是与他先天的生命气质相契合的。他内心的向往,从未停歇活消失。
在这一点上,萧红有着另外的看法,说到家中萧军那装在红色牛皮套子里的短刀时,她便说:“对于它,我看了又看,我相信我自己决不会拿着这短刀而赴前线。”在题作《火线外》的两篇短文中,有一篇写到一个兵士:怀中抱着孩子,腰间正好也佩着短刀。她说那刀子,总有点凶残的意味,但又同时注意到,他也爱那么小的孩子,于是又写道:“即使那兵士的短刀的环子碰击得再响亮一点,我也不能听到,只有想象着: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
萧红对于流血的战争,从来都是憎恶的。不愿与此有一点沾染
她在另一篇短文中,设想萧军和她一样,“战争是要战争的,而枪声是并不爱的”。其实,像萧军这样热衷于作战的血性男儿,怎么能不爱枪声呢?
毫无疑问,萧红是热爱写作的。在抗战的年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具体对于她个人来说,萧红也认为是只能够从事写作的。
萧军当然希望萧红能够跟他一起留下来。萧军认为萧红个性过于倔强,没有“妻性”,不合适做他的妻子,但也并不想就此诀别,何况萧红这时已经怀了孩子。而他却似乎并没有作出特别挽留的表示。
从始至终,他始终不自觉地循着“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爱之原则”。
最后,经过深思熟虑,萧军并没有留在临汾,也没有打游击,倒是听从丁玲的劝说,跑到五台去了。
对于萧军里来说,这应当算是一次对萧红的考验。他给他们的未来来一次最后的机会。
当时,萧军在内心里是极端地嫉恨端木蕻良的,所以,了结这种解不开的纠缠,要看个“水落石出”。
两个人相处久了,彼此一言不发,也能了解对方的想法。但是了解和理解却并不相关。
他想要的,和她想要的。始终都不是同一种。也许,这样的根苗,早已经昭示了未来。
直到这时,她还不曾想到,更没有决定要离开萧军。他在她的生命中已经扎根太深,不管是爱或者不爱。不管心中埋藏了多少怨愁,她始终是没有勇气用力地与君相决绝。
萧红陈恳地说:“三郎,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我不愿生活上再使自己吃苦,再忍受各种折磨了……”
多少人,放下姿态,只为求修补一份曾经完满的爱。然而,爱是世界上至刚至脆的东西。
它的刚在于,无论深处何种困境,无论处于怎样极尽的艰难中,爱,总是能够支撑着人坚强地挺立起来。
爱又是脆弱的东西,它会在不知不觉中脆裂。一旦平破碎,便成为了破镜,难再重圆,好梦,亦难再续。
真正的爱,从来不需要任何放低姿态的委曲求全。无论彼此身在何方,无论彼此又是怎样的情绪。都不必互相讨欢。因为彼此都明白,那个人,不会离去。
当爱随风而逝,萧红的倾心诉说已经无法再感动萧军。
一天, 萧红突然让端木蕻良和萧军一起留下来打游击。她说萧军太鲁莽,她不放心。
端木蕻良还没有表态,这时,萧军大声说:“我谁也不用陪,我身体好,到哪儿也不怕!”
萧红生气地说:“那么,你决定一意孤行了?”
“你管不着!”萧军也生气了,说完便掉头走开,把萧红撇在那里。
萧红站在原地,看着萧军越走越远,心头一阵凄凉,眼中涨满了泪,不是为了他无情的话语,而是,敏感的她,已经知道,这个男人离她已经越来越远,也在她心中渐渐撤离。
情是临汾的最后一个夜晚。萧军和萧红并排躺在一面炕上,各人看着棚顶,说着说着,又争吵开了
虽然是围绕着前路选择的问题,但实质上,已经是爱的分裂。当爱转身,他们彼此心中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迁就对方。
萧红认为萧军是在城墙,去打游击完全是固执的逞强主义。
萧军则是认为,为了解放共同的努力命运,走向战场是正确的选择。
萧红哀伤地说:“你忘了‘各尽所能’的宝贵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萧军静默了半天,语气,忽然淡了下来,“我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萧红忽然愣了一下,她看了看萧军。然后轻声说:“好的。”
争论就此平息。
不管萧红心中有没有想到过这样的结局,但当她听到从萧军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时,心中仍然是痛楚。
第二天,萧红就要和丁玲等人前去运城,留下来的只有萧军一个人。萧军匆匆地赶到车站送行。
萧红倚着窗口坐着,静静地看着窗外。萧军买了两个梨子,趁她不防备递进她的手里,萧红看着手中的梨子,微微出神。梨子,离别。这一切仿佛都是命运的指示。
萧红抬头又看了看萧军,这样一个曾经朝夕相依的人,如今就要各自分离,这样一个曾经她深爱的人,今后将他只能出现在她的回忆里,她心中忽然涌动出一种情绪,她抓住萧军的手,说:“我不要去运城了啊!我要同你们进城去……死活在一起吧……若不,你也就一同走……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懂得你的脾气……”
“不要发傻!”萧军掐紧了她那细瘦的手指,摇动着说,“……你们先走一步……如果学校没有变动仍在这里……你们就再回来……这是一样的啊!也许……马上我也来运城……一同去那里工作,或者去西安,不然就到延安会合。你和丁玲他们一道走比较安全,他们有团体。我强壮……应该留在这里……学校已经单独成立一个‘艺术系’了……这是好的啊!我们的人,怎能一个不留在这里呢?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来的目的,不就是要在‘这个时期’工作吗?”萧军勉强笑着,装出愉快的样子,但眼眸中已经有些微光。
萧红恳切地说:“说过一千遍了……就算我不是你的‘爱人’,仅仅是同志的关系,也不乐意你这样……你总是不肯听从我的话……你……”她仍然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说服萧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不要紧的!我不是经过许多该死的关头没有死掉吗?我自信我是死不了的……”萧军笑着摸一摸萧红的脸,萧红避开了。
“这怎么比先前呢?你总是这样……我真不赞成……”萧红提高了声调,刚说了两句就说不下去了。她从萧军手里抽出自己的手指,用手巾揩着鼻子和眼睛说,“随你的便吧……你总没有好好听过我的话……”
萧军这时变得粗鲁和激动起来,极力为自己辩护:“一切还不是为了工作吗?第一,我们要工作……不然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你们到运城去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随你的便吧……”萧红说着,扭过头,和聂绀弩、端木蕻良交谈去了。
这是她最后的挽留,温柔的,质问的,什么方式都用尽了,该说的,也都说尽了。这是他最后的放手,他依然坚持着他自己的理由。就这样,两个人谁也不能起再将彼此拉回到一起。一双曾经彼此紧握着的手,轻轻抽离,却轻得让人难以承受。
多少恩情爱意,结是缘分促和,当缘分走到了尽头,再多用力纠缠也是枉然一场空,好花不常开,好月难重圆,好景难重现,就算是再见曾经花好月圆的良辰美景,却是再也回不去曾经的情深深、雨蒙蒙。
萧军找到丁玲,希望丁玲能够多照顾她,让她跟上团体到西安去;如果她乐意,就送她上去延安的车。总之,不要让她单独一个人行事。无论萧军看起来是怎么粗放的一个人,在他的心底,对萧红还是温柔的。多年的风雨患难与共,曾经的花好月圆甜蜜时,都化成了千丝万缕的挂念,在心中起起伏伏。即使情难再续,爱和牵挂,依然在光阴里穿梭来去。
火车将要开行的时候,聂绀弩陪萧军在月台上踱了好一会儿。最后,话题绕到了萧红。
萧军对聂绀弩说:“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
这些话,萧军是不敢当着萧红的面说的,他没办法再面对她那样的眼神,他害怕她继续挽留,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同萧红一起走……一个粗放的男人,此时的心中却是柔肠百转,诸多害怕。
深夜九点。机车开始喘息。萧军留在车厢里,和萧红依依话别。“你回去吧……再晚就不能进城门了。”萧红揩着眼泪,接连催促萧军下车。
“不忙,等车开动了我再走……”萧军是留恋的。
“那何必呢?明天还要回来……还是早一点儿进城吧……太晚了这里的车是不开的……” 萧红也是那样地关心他。
“那么……我就回去了……”
丁玲组织她的团员为萧军唱起了送别的歌,人们高喊着“萧军万岁”……
汽笛一阵鸣响,火车哄哄而动。
离别景象在萧军的眼中模糊了,又清晰地唠在了心底,永生难以忘怀。
火车轰隆隆地开动,载着萧红走向未知的未来,没有有萧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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