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学生时代的文化洗礼

    每个人都曾有一个被文学梦点缀的青春时期，那是一些“映梦窗凌乱碧”的日子。那时，我们刚刚告别“金色的童年”，进入中学的大门，准备着驶向生活的大海。父亲、母亲、老师、社会轮番代表生活向我们讲述生活的真谛，要我们知道今天来之不易，而前方的地平线上更有那么那么重要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我们体内的青春在萌发，那是一只盲目的野兽，它本身就充满了远古的骚动，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领航员”，更是茫然不知所以。我们常常会无缘无故歇斯底里、高声大叫、恶作剧、谩骂、赌博、斗殴，乃至干下一些连自己也吃惊的荒唐事情。常常，在某个假日，我们会独自一人，沿着一条从未涉足的江边小路走啊走啊，渐渐迷失在一片荒蛮浩淼的水域，并因而铭记一生。常常，我们被青春的忧郁所漫卷，过早地让人生的小船失落在一片充满涡流和暗礁的凶险海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一次，我坐在劳伦茨山[山头]……心里非常悲伤，我要检查一下，自己对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我最大的希望，或者说，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希望，是得到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当然，我还要用笔把这个看法写出来，让别人相信我的这个看法。……我对人生的看法是：虽然，人的一生大起大落，有着明显的变化，但是，它又是子虚乌有，是梦幻，是游云。……所谓的希望其实是，他给子虚乌有以一点点活泼的表面现象；虽然他本人还没有故意走进到这子虚乌有之中去，不过，他已经感到，子虚乌有是他的本质要素；这是一种告别方式，当他还年轻时，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的虚假现象。这个虚假的世界并没有直接欺骗他，而是通过他周围的权威人士的话欺骗了他，这样他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希望”。

    一位家境富裕的青春少年，在身处大自然的时候竟是那么悲伤、那么绝望，以至产生了人生顿悟，认为自己只能走向“子虚乌有”的文学世界。这就是卡夫卡的本色。

    我们不能确切知道“许多年前”是哪一年。然而我们知道，在1902年，19岁的卡夫卡就早己是一位“资深”文学青年了。这从他与波拉克的通信中可见一斑。波拉克与他在中学时代就结下友谊，大学时代保持了一段时期通信。正像卡夫卡致波拉克信中所说，只要不谈文学，“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都穿着化妆舞会的服装，戴着面具，做着笨拙的手势(尤其是我，真的），于是我们会忽然变得忧伤、疲惫”。一年半以后，卡夫卡寄给波拉克一堆文字，那几乎是他迄今所写下的一切我希望你读一读这些字纸，无足轻重也罢，令人厌恶也罢……我摘下一块肉……从我的心中摘取一块肉，用一些写满字的纸张干干净净地包好交给你。”

    不要以为这是文学青年的矫情，这是卡夫卡的“肉身成言”的青春见证，是他悲哀的生命的结果，也是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年纪轻轻的卡夫卡已经给自己提出了超常的文学标准，并因此而产生了焦虑：

    我一口气读完了赫贝尔[德国着名作家]的日记……这些天我根本无力拿笔，因为看着这么一种生活天衣无缝地不断向上高耸，高得用望远镋几乎都看不见顶，良心就平静不下来可是良心上如果有了一个很大的伤口，倒是有益的，这样它对每挨一口咬都会更加敏感。我认为，只应该去读那些咬人的书和刺人的书·如果我们读一本书，它不能在我们脑门上猛击一掌，使我惊醒，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我们需要的书是那种对我们产生的效果有如遭到一种不幸，这种不幸要能使我们非常痛苦，就像一个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的死亡一样，就像我们被驱赶到了大森林里，远离所有的人一样，就像一种自杀一样，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

    卡夫卡焦虑于任务的重大。他的文学意识源于人类文化史上那些一流的思想文学艺术大师及其作品。从10岁开始，早慧的他就进入了德语文学的海洋。布拉格旧城德语文科中学是当时布拉格最好的学校，6年之间，卡夫卡博览群书。头三年教师特别强调童话文学，卡夫卡因而深入接触了北欧童话和中国民间故事，这对于形成他曰后作品中浓厚的童话象征特色具有重大意义。他系统学习的内容还包括《希尔德布兰特之歌》（古髙地德语英雄诗的孤本)、《尼伯龙根之歌》（中古高地德语名篇），奥地利诗人和剧作家格里尔帕策和莱脑等人组成的作家群，歌德、海涅、席勒、莱辛、施莱格尔、蒂克、诺瓦利斯等德国浪漫派作家群，临近毕业时他还对霍夫曼斯塔尔和尼采等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接下来的大学六年，卡夫卡进入了更广阔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天地，主要阅读和思考对象广及克莱斯特、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梅特林克、汉姆生、狄更斯、托尔斯泰、托马斯·曼、布伦坦诺、帕斯卡、达尔文、弗洛伊德、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如老子、庄子、李白、杜甫、苏东坡、杨万里、袁枚)等等。值得强调的是，大学时代的卡夫卡格外关注自传或传记体文学作品，如刚才他自己提到的赫贝尔日记，如歌德的《日记》、做行日记》、《诗与真》、《伊菲革尼亚》以及《歌德谈话录》等等，又如格里尔帕策和斯汤达等人的日记，拜伦的《日记与书信选》，马尔摩斯·奥勒利乌斯的《冥想录》，福楼拜、叔本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传记，等等。大概生活的不幸赋予他一种直觉、一种关注，使他想要透过文化现象进一步了解生存之网上的真相，了解人性深处那些隐晦朦胧的东西。显然，在那些显赫的文化现象的背后，在人群、光荣和鲜花的一旁，卡夫卡与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化人物们进行着某种实质性的会面和交流。和常人相比，他更关注的是这些文化人物的“他的-存在”，那血肉模糊的生存本性，包括他们在孤独中、在不幸中或者在不为常人所知的时空中那些更真实的状态。与其说他在阅读，不如说他在寻找、在发现。用绝望而独特的眼光、用与众不同的视线，他找到了真正与自己不幸的内心世界发生撞击的东西。

    1·从歌德到克莱斯特的“伤口”

    在广泛的阅读和思考的背景上，几位重要文化人物逐渐脱颖而出，对日后卡夫卡文学生命的本质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卡夫卡曰记、书信和谈话中可以看出，歌德一直是他至为景仰的人物，尤其是1912年卡夫卡自身的文学创作产生重大突破之前，他对歌德的兴趣达到顶点，狂热地醉心于歌德那种“持久性的艺术”，阅读歌德时甚至会激动得无法写作，常常“一个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还打算写一篇探讨歌德艺术力量奥秘的论文。勃罗德描述说：“听卡夫卡出神地谈歌德，给人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这就仿佛是一个孩子在谈他的一位祖先，13岁的卡夫卡，就读于高等学校低年级。

    这位祖先生活在比今日更幸福、更纯洁的年代，与神性有着直接的接触。”

    卡夫卡把歌德视为“最神圣”的“人神”，就其“神”的一面，歌德近乎一位完人，是一位“人类精神之父”，一位世界性的文化巨星，象征着文学的不朽就其“人”的一面，歌德又是一位人性大师，从某个意义上说，歌德关于人性及其命运的可能的思考使卡夫卡受到更为持续而深沉的冲击。“不做铁砧，就做铁锤。”“立志成大事者，必须善于限制自己。”这样一些着名的歌德式智慧必然暗中与他的“父亲情结”相呼应，深深触动他内心的不幸和渴望，让他格外意识到自己挣扎着的生命之弦。二十多年后，在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最后时光，在生与死、爱情与污秽在他身上纠结不清的日子里，他对青年朋友雅努施谈道：“一切都在斗争，都在搏斗。只有每天都必定能征服爱情与生活的人才会得到它们。”接着他异常虔敬地感慨道关系我们人的事情，歌德几乎都说到了。”

    卡夫卡对“人神”歌德的崇拜表明他接受人类文化影响的个性特征，显示了他的“父亲情结”，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与之对称的另一个方面则来自一种悲剧人格的影响，以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克莱斯特等人为代表，他们都是人类文化的巨星。格里尔帕策与卡夫卡在家世与气质上有诸多相似之处，都属于奥地利知识分子中常见的神经症类型，身上携带着来自母系或父系家族的某种抑郁症因子。这位奥地利大诗人的母亲和一位弟弟先后自杀，他自己则为严重的抑郁症所苦，终生自我压抑、自我怀疑、自我局限，并对人类处境表现出深深的悲观主义，在生活和创作中表现出深刻而尖锐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用说也是卡夫卡伟大的同类，典型的神经症天才作家，以文学形式探讨人类罪愆、苦难和希望的代表人物，正像卡夫卡所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他读出了自己“不幸的存在”（beingunhappy)。值得注意的是，在信仰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克尔恺郭尔有些类似，对绝对彼岸的“最高存在”具有狂热的虔诚。表面看来，这与卡夫卡的理性气质相悖，但事实上暗示着认同的潜在趋势，与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之间的关系类似。福楼拜是“肉身成言”的代表性作家，文学创作就是他的全部生命。这方面他正是卡夫卡的先驱。福楼拜不懈追求艺术形式的尽善尽美，他曾表示，自己的最大理想就是创作一部“与一切无关的书，一本与外部世界只有最小联系的书，它只是由自身风格的内在力量而得到统一”！如此这般对文学的痴迷’恐怕只有卡夫卡能与之相比。然而，如果全面考虑文学因素和精神气质，那么影响卡夫卡最深的人物还是克莱斯特。卡夫卡曾这样谈及以上四人与他的精神血缘：

    如果不考虑影响和地位的因素，那么我真正的血亲是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和福楼拜。四人当中唯一结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无论结婚与否，他们都没找到正确的出路），或许，只有当克莱斯特出于内外两方面的必然性而在万斯湖畔开枪自杀时，他才成为唯一找到正确出路的人。

    卡夫卡对克莱斯特情有独钟，绝非偶然。这位被称为“19世纪文学第一人”的德国天才诗人跟后来的卡夫卡一样，年纪轻轻就对人类生存状态深感绝望。由于严重的焦虑，他在24岁那年陷于精神危机。接下来的十年时间内，他一直被沦为“命运傀儡”的恐惧所折磨，极度渴望对自身命运的掌握，结果反而遭到命运残酷的捉弄，始终不为同时代人所容，最终在灵魂与肉身的双重流浪中开枪自杀，

    年仅34岁。

    跟后来的卡夫卡一样，克莱斯特的文学创作常常是心理因素乃至病理因素的突发性产物，往往事先没有任何迹象，便直接涌现于潜意识深处。他的作品总是倾向于表现不安、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性结局，其原因则归结为“命运”的袭扰，包括人类心理动机的深不可测，生存的非理性，伦理-人际关系网络的脆弱，经验的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靠，等等。这在事实上向歌德所代表的浪漫古典主义注入了阴森的怀疑。正因为如此，歌德把克莱斯特斥为“病态的心灵就像一个本来天生丽质的肉体患了不治之症”，人本来想表示诚恳的同情，但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怖和嫌恶”。

    勃罗德曾在卡夫卡和克莱斯特之间作过对比：

    卡夫卡的作品与克莱斯特的着作有一些实质上的、完全不可仅仅以回味相似来解释的特征，尤其在散文风格上，已经为人们反复提及。可是关于他们基本立场的心灵上的接近，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指出过·这两个人的基本立场的确是惟妙惟肖，甚至1901年卡夫卡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选读两星期的化学后才改读法律，并旁听艺术史。

    他们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们的童稚和纯洁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竟然也[跟克莱斯特一样]是对家庭的责任！

    事实上，两个人之间的确存在诸多相似和对应。他们一方面成长于严厉的家庭环境，面对家庭所寄予的高度现实期望，另一方面又缺乏面对现实的能力和兴趣：两者的伦理-人际关系都显得极为紧张；两者都对爱情和婚姻表现出难以缓解的需要，都陷于旷日持久的订婚状态，而结果都不了了之两者在爱情上都表现强烈，但作为天才艺术家的自我保全本能更为强烈；两者都执着于艺术创造，拒绝迎合时代标准，并因而一时不被世人理解两者都倾向于神经症性质的执迷，无论对象多么细小，都会对他们形成“黑洞效应”，对于基本道德和哲学问题更是如此·，两者都珍视男子气、珍视决断和性格的统一，但同时也无比复杂、多变、分裂、病态两者都被焦虑和绝望所困扰，摇摆于执着的努力与彻底的放弃之间；两者都有程度不同的死亡冲动和自杀倾向，克莱斯特在34岁时死于自杀，卡夫卡则在34岁时发作“自杀性”的肺结核，并最终死于克尔恺郭尔所谓的“致死的疾病”。

    两个人生存形态上的高度对应并非偶然，它既显示了不同命运之间的共性，也暗示了文化人格之间的认同和影响。在卡夫卡的最后岁月，青年朋友雅努施曾向他谈起当时红极一时的超现实主义先驱诗人阿波利奈尔，卡夫卡却含蓄地表示了断然的否定。他说，真正的艺术并非技巧的造作，而是痛苦的分娩，真正的艺术家对技巧的造作避之唯恐不及。他用于说明这一观点的，正是克莱斯特的作品这才是真正的创作。语言非常清楚。您在这里找不到矫饰的语言，看不到装腔作势。克莱斯特不是骗子，也不是逗趣者。他的一生是在人和命运之间……(梦幻)似的紧张关系的压力下度过的，他用明确无误的、大家普遍理解的语言照亮并记述了这种紧张关系。他要让他的……

    (梦幻)变成大家都能达到的经验财富。他为此而努力，却不耍言语游戏，不作评论，不施用诱惑。在克莱斯特身上，谦虚、理解和耐心变成任何一次分娩的成功所需要的力量。因此，我反复阅读克莱斯特的作品。艺术不是瞬间消逝的惊愕，而是长期起作用的典范。”

    在克莱斯特的思想和创作中，有一个重要的意象：伤口。克莱斯特把人的生存看做敞开的伤口，暴露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遭受新的刺激、污染或破坏，永远难以愈合。无独有偶，“伤口”也是卡夫卡人生和艺术的一个象征和隐喻，在他的文字中随处可见：

    “可是良心上如果有了一个很大的伤口，倒是有益的，这样它对每挨一口咬都会更加敏感。”

    “但是，我像一个遍体鳞伤的人，只要不碰不磕，我就能在百般痛苦中苟延残喘下去……”

    “……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创伤渠道。在渠道内，每一阵疼痛都在来回游动……”

    “这场风波对我说：……你的头像正在溃烂的伤口……”

    “我蒙受着如此巨大的疼痛，这是因为伤口[受伤]已经有好久了，积重难返啊！我有这种疼痛，并不是因为伤口很深，也不是因为伤口在溃烂。”

    “当然这里还存在着创伤，其象征只是肺部创伤。”

    “如果真如你所断言，肺部的伤口[肺结核]只是一个象征，伤口的象征，F·[菲莉斯]是它的炎症，辩护是它的深处，那么医生的建议（光线、空气、太阳、休息）也就是象征了。正视这个象征吧。’，

    “血并非咯自我的肺，而是咯自……一道致命暗伤。”

    《乡村医生》是卡夫卡自己认可的极少几篇文字之一，事实上也是他的代表作。在这里，“伤口”这一隐喻的运用令人不寒而栗：“——此时我发现：这孩子确实有病。在他身体右侧靠近胯骨的地方，有个手掌那么大的溃烂伤口。玫瑰红色……蛆虫……从伤口深处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孩子，你是无药可救的了。我己经找出了你致命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正在使你毁灭。”接下来发生的关于“伤口”的事情就更为恐怖而神秘了，有关的描写是卡夫卡问题中最令人关注的文字之一，它们是卡夫卡对人类和自己所下的一个克莱斯特式的诊断：

    “你要救我吗？”这孩子抽喳着轻轻地说，他被伤口中蠕动着的生命弄得头眩眼花……于是这家人和村子里的长者一同来了，他们脱掉我的衣服……把我放在朝墙的一面，靠近孩子的伤口。……“你知道，”我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我对你很少信任。……你不但没有帮助我，还缩小我死亡时睡床的面积。我恨不得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你说得对，”我说，“这的确是一种耻辱·但我是个医生。那我怎么办呢？……”“你以为这几句道歉的话就会使我满足吗·哎，我也只能这样，我对一切都很满足。我带着一个美丽的伤口来到世界上，这是我的全部陪嫁。”“年轻的朋友，”我说，“你的错误在于：你对全面的情况不了解。我曾经去过远远近近的许多病房，可以告诉你：你的伤口还不算严重。只是被斧子砍了两下，有了这么一个很深的口子·许多人都自愿把半个身子呈献出来，而几乎听不到树林中斧子的声音，更不用说斧子靠近他们了。”

    卡夫卡的生命和克莱斯特的生命一样，是一道不可救药的伤口，恰如他自己所说未来己经在我身上。改变只是隐蔽的伤口的外露而己。”

    2·布伦坦诺与自明性：“现象世界”的自由天地

    -位作者把卡夫卡的眼睛也看做他存在的“伤口”，这位作者认为卡夫卡独特的眼光与他不幸的生存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样的见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不知这位作者是否同时看到，·在卡夫卡的眼光中却更多地珍藏着宝贵的内涵。无论就生存还是文学，卡夫卡观察世界的眼光都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细节上高度控制和理性、高度“客观”，毕现神经症性质的纤毫入微情节上饱含主观因素，充斥梦境般的游移、漂离整体上则含蓄表露出价值判断上一种珍贵的自明性，令读者产生异常强烈的异化印象，形成卡夫卡思想艺术的独特魅力。在这样一种眼光的形成中，奥地利哲学和心理学大师布伦坦诺的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布伦坦诺认为，没有什么所谓“客观”的存在，存在就是每个人的“他的-存在”(sein)。这也就是后来卡夫卡在箴言46中所表达的甲才目布伦坦诺指出，在“生活世界”中，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观察世界的眼光是“客观”的眼光，因为看到了一个“客观”的世界，然而他不知道，在所谓“客观”的眼光中，早就无意识地悄悄渗透了价值、观念、思想、意向、情感和欲望，这些都是主观得不能再主观的因素，它们决定了这个人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可能是什么“客观”世界，而是相反。这样，在布伦坦诺这里，一个人的“客观”世界被“还原”为这个人的“他的-存在”。而达到这种“还原’’的境界，在布伦坦诺看来则意味着进入了“现象世界”，这是一个“澄明”和“自明”的世界，日常的“生活世界”不过是它虚幻变形的倒影而已。

    显然，布伦坦诺的思想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生活世界”以及围绕这一世界构筑起来的古典思想和文化，因而成为现代欧洲思想的源泉。在他的学生中有两位赫赫有名的犹太人，那就是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和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布伦坦诺的思想通过他们代代相传，最终形成欧洲思想三大主流：精神分析、现象学和生存论。

    布伦坦诺也影响了卡夫卡。本书第二章反复谈及卡夫卡在精神分析和生存论方面的大师境界，这既是他独特生命本质的结晶，也是布伦坦诺思想影响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布伦坦诺的思想源于中欧和奥地利破碎土地上破碎的生存，因而对于这块土地上弱势而痛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犹太知识分子)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弱势的生存者被排挤到“生活世界”的边缘，因而特别容易感知和发现它的本性，也容易进一步走向布伦坦诺的“现象世界”，那也可以称为象征的世界。这样，走投无路的犹太人尤其容易在那里发现“自明”的意义：那就是通过设身处地认识他人或自己，从而得以认清自己所处的“生活世界”，并因而有可能像卡夫卡所说的“跳出杀人犯的行列”，顺理成章地进入“现象世界”——那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胡塞尔的现象学或卡夫卡的文学天地。从这种意义上说，布伦坦诺哲学实际上为“生活世界”的弱势人群准备了一种存在精神、一种生存思想、一种心理眼光。在这些弱势人群中，就有卡夫卡那样破碎的人、“最瘦的人”、永远不安和永远流浪的犹太人。

    这就是为什么布伦坦诺思想如此抽象和“悖谬”，远离日常的“生活世界”，却为布拉格这座不幸之城的大学生们情有独钟。他们在校园中成立了“布伦坦诺沙龙”。据当年的沙龙成员回忆，那个圈子里的人个个都很高傲，令常人难以接近。“他们经常在晚上聚会，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弗朗兹·布伦坦诺当然不在场，但是他那强有力的影子笼罩着所有的谈话。”卡夫卡不善抽象思维，又不善接近高傲的人，却难得地对这个圈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定期参加沙龙活动，并按照布伦坦诺思想的要求“像检查鼹鼠一样检查自己”，尽可能发现自己身上那些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尘肩和污垢。此后15年，即1917年，他因“婚姻综合症”和肺结核退回内心向死而生”，重新思考世界，再一次拾起布伦坦诺哲学检查自己的心理。在他看来，这种自我检查本身也像鼹鼠。在1922年的小说《地洞》中，卡夫卡在全部3万字的篇幅中，用惊人的细腻笔触刻画了一只至为弱小又本能地渴望活下去的鼹鼠，在危机四伏的“生活世界”，为了生存，无休无止地对自我和他人进行不厌其烦的心理分析和检讨，并根据其结果采取相应的“装饰”和补救行动。实际上，所有这些“装饰”和补救就构成了它几乎全部的生活。而这篇小说本身则成为布伦坦诺“现象世界”中一个“他的-存在”、“他的-文学”，卡夫卡文学象征世界中一份血肉生命。

    按照布伦坦诺的思想，离开“生活世界”而进入“现象世界”，人就获得了自明性的眼光，也就是足以理解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芸芸众生深层心理动机的眼光，本质上也是某种“跳出三界之外”从而得以“设身处地”、“同体大悲”的眼光。在佛教和基督教文化中，在老子思想中，在现代精神分析思想中，我们常常能发现这种眼光。对于一位决心要以文学为生命的人，这种眼光对于其艺术深度和艺术风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又出现在这故事中的故事中，“我”把“田野中的杨树”和似乎毫不相干的“通天塔”、“挪亚”等等联系起来。正在这时，恳谈者说：“我很高兴，你所说的话我都没有听懂。”通过这种令人如堕五里雾中的描写，卡夫卡大概是想表明，每个人都有自己观察世界、理解世界、体认世界的方式，因而每个人都是~个全然自我的“他的-世界”，不同世界之间的相互理解，从根本上说没有可能，只是对它们的“现象学还原”却有可能。《一场战斗纪实》正是这样一个还原。这是一种对不可描写之物的描写，它也许正好表明了卡夫卡为了生存而“拥抱”和理解世界的心理倾向。也许卡夫卡从布伦塔坦哲学中找到了一种健全而合理的两面性，使他得以用一种一无所是而又无所不是的世界观去认同世界，从而肯定自己的生存。当然，一种深刻的方式往往也是一种危险的方式。至少在最初阶段，卡夫卡这样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很容易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导致自我的困惑。有人正确地指出，在卡夫卡的早期作品中，许多人物具有犹豫不决的特点，对周围环境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疏离感，行动没有目的，甚至无所适从，往往被非内在的作用力所支配。在同期作品《观察》中，在1908年的《乡间的婚礼筹备》和1912年的《判决》等作品中，这些特征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

    另一个例子是《变形记》，卡夫卡深刻而细腻的心理穿透力含蓄地内蕴在梦境般的氛围中，逼真再现了“生活世界”的真相。加缪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变形记》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这正是布伦坦诺明察秋毫的心理学使然，是“现象世界”的自明性使然。就此而言，布伦坦诺心理学明察秋毫的现代性成就了卡夫卡。天才的文化和艺术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尚未得到第一手资料时，本雅明便作出了精彩的评论，可见这种自明性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他说卡夫卡不知疲倦地分析、回想一个人的仪态，他总是十分惊奇地回想那些事情。从一个人的仪态中，他找到了自己思想的依据，那些依据是前世遗传下来的，他还从中得到了无穷无尽的思考对象。”据卡夫卡后来的终生朋友马克斯·勃罗德回忆，卡夫卡曾经跟他谈到“真实、简单的事情”。卡夫卡只喜欢真实、简单的事情，他认为其中充满了魅力，并为此而赞叹。相反，他对一切人为的、杜撰的东西都不肩一顾，无论其手法有多么高明，表面有多么漂亮。“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还引用了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话：‘屋里面，走廊上的湿石块散发出阵阵气味。’卡夫卡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好久，没有作任何解释和补充，好像这个句子中的深奥含义是不言而喻的，用不上作任何解释。”

    卡夫卡这样一种自明的眼光，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纯诗”的眼光。这样一种“艺术之眼”决定了卡夫卡之所见，这绝不仅是一个风格问题，也是卡夫卡艺术的血肉之躯，是风格与生命的高度内在统-是象征。在这种意义上，布伦坦诺的思想是卡夫卡作为现代象征大师的源泉。

    由于现象世界的自明性，卡夫卡的创作极为难能可贵地接近了存在本身。这使得他成为人类文学和精神史上如此令人关注的现象。到后期，卡夫卡在生活和创作中更是成熟地体现出不少引人注目的特征，令人想到布伦坦诺可能对他产生的影响。在人生问题上，他明确表达出这样-些观点一切取决于自愿和欢乐。”“人终生奋斗，锲而不舍，所执着的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对自己以及对世界的态度……这是人自由的条件。”而他的艺术意象更是令人想到一种布伦坦诺式的精神之眼及其投射。例如，在着名的《城堡》中，人们读到这样-些平易然而不朽的描写：

    城堡还像往常那样静静地屹立着，它的轮廓已经开始消失了；K还从未见到那儿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也许从那么远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可是眼睛总希望看到点什么，它受不了这种寂静。每当K凝视城堡的时候，有时他觉得仿佛在观察一个人，此人静静地坐着，眼睛愣愣地出神，但并不是因为陷入沉思而对一切不闻不问，而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仿佛他是独自一人，并没有人在观察他。可是他肯定知道，有人在观察他，但他依然安静如故，纹丝不动·果然，观察者的目光无法一直盯着他，随后就移开了，不知这是安静的原因还是安静的结果。今天，在刚刚降临的夜色中，他的这种印象更加强了，他看得越久，就越看不出，周围的一切就更深地沉入暮色之中。

    在此有必要提及布伦坦诺的学生弗洛伊德对卡夫卡的影响。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里程碑性质的，此书成为精神分析正式诞生的标志。从这一年开始，弗洛伊德的声名逐渐如日中天，尤其是对文学艺术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值大学时代的卡夫卡对弗洛伊德思想相当关注。检阅卡夫卡的日记和书信，可以发现大量讥讽精神分析的文字，这种情况在精神分析看来意味着“抗拒”，正是他内心对精神分析格外注重的无意识流露。在《释梦》中有一句经典名言梦是通向无意识的黄金大道。”绝非偶然的是，卡夫卡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的大量梦境。事实表明，卡夫卡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即是他自己所谓的“梦境般的写作方式”，这正是卡夫卡艺术无尽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我们进入卡夫卡的艺术天地，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像是进入了神秘而不祥的梦境，那是一个“卡夫卡黑洞”，把我们吸进人类意识难以接近的幽暗深处。对于这种情况，荣格的一段着名论述正好作出了经典的概括：“梦是心灵最深远、最秘密处的一扇隐蔽的小门，它通往无边的黑暗，这是任何自我意识存在之前就有的精神之夜。无论我们的自我意识发展到什么地步，这幽暗处将依然存在。……所有的意识都是分析了的，但在梦中，我们就扮做生活在原始之夜的黑暗中的更普通、更真实、更不朽的人的样子。整体(thewhole)依然存在，它在做梦者的心里，与自然难以区分，完全没有独立的自我。这种从浑然一体的心灵深处升起的梦，再幼稚不过，再怪诞不过，再邪恶不过。”

    布拉格旧城广场，大学生卡夫卡常常出入于在右侧的“独角兽”大楼里举办的沙龙。

    （第二节）文学情结与犹太复国主义

    1·生活、文学和日记的“前厂后店”

    1906年，卡夫卡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结束了大学生涯。此后他一边找工作，一边写作，完成日后的名篇《乡间的婚礼筹备》，并在勃罗德的敦促和强制下发表了少量作品。1910年5月1日，27岁的卡夫卡成为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正式职员，几乎与此同时，他开始记日记。这种日期上的重叠并非巧合，它反映了卡夫卡淸醒的“文学生活”策略，一切都为了“他的-文学存在”（sein)。他要献身文学，为此必须首先安顿好曰常生活。

    卡夫卡日记是卡夫卡创作中的重要成分。从最初的日记里，人们就能嗅出压倒一切的文学气息。这些日记反映了他的生活：文学、工作、体育锻炼。但无论工作还是体育锻炼，最终都以文学为中心，而文学则包含文学描写、文学活动、自身生活与文学的关系以及相关思考，其中文学活动又包括个人阅读、相互朗读、朋友讨论交流、投稿、出版等事务。一句话，这些日记就是文学，其中完全没有不是文学的东西！这当然不值得奇怪，因为正如卡夫卡所说，他本身就由文学组成，而卡夫卡日记正是组成这样一个卡夫卡的文学部件，跟其他部件如书信、作品、日常生活、爱情婚姻等没有本质的区别。

    需要补充的是，这种说法不仅仅是隐喻。事实上，卡夫卡的大量文学作品都在日记中有过预演，不少作品就直接来自曰记。如果把后来的·菲莉斯的情书》和颂t密伦娜的情书》也算作卡夫卡的文学作品，那么日记的意义就更值得强调，因为不少重要的情书内容都预先写在日记中，再抄录成信，或反过来把信摘录到日记中。如1913年8月28日致菲莉斯父亲的一封重要信件，就预先写在一周前的日记里；1916年10月19日致菲莉斯的重要信件，也预先出现在头一天的曰记里。这一特征也反映了卡夫卡作为犹太人精打细算、锱铢必较的“商业气质”，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他是一个“吝啬、优柔寡断、斤斤计较、未雨绸缪”的人。·可以说，他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被他用这种气质“点石成金”，消化吸收为文学的营养和材料，而日记则是这一系列过程的发生现场和操作车间。就此而言，卡夫卡文学作品和卡夫卡日记之间的关系是不折不扣的“前厂后店”。

    卡夫卡自己十分清楚日记对他的意义，经常对自己强调日记的重要性。1921年年底，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卡夫卡把日记经过处理后郑重托付给恋人密伦娜。12在随后致密伦娜的一封信中，卡夫卡又专门向密伦娜提出一个问题你在这些日记中找到了反对我的最终证据了吗？

    这就意味着卡夫卡把自己的日记看做了他生命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它过滤了卡夫卡肉身与爱欲所导致的种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留下高度内投的精神影像，精确展示了卡夫卡生命的内在逻辑。在上一章我们看到，卡夫卡生命的内在逻辑具有与“生活世界”法则相反的气质。如果以世界为参照，他在日记中表露的内心世界就会显示为荒诞但是如果以卡夫卡日记为参照，世界就会显示为荒诞。在这种前提下，卡夫卡日记就会澄明起来，表现出高度的内在和谐与统一，反过来映现他生命的严密轨迹和深远意义。在以谁为参照、谁审判谁的问题上，对卡夫卡日记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在破解卡夫卡之谜的问题上，卡夫卡日记的重要性同样值得充分强调。例如，关于自己作品的自传性质，卡夫卡在1912年9月文学突破之前就已预见到了，9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独特的自传性作家的预感。”9月22日爆发写成的《判决》以及日后的其他写作，明显遵循着卡夫卡自己的预见，由此形成卡夫卡作品复调艺术中的一道主旋律。又如关于自身创作与犹太信仰或犹太文化的关系，卡夫卡在日记中有重要交代，本书后面有关部分将对此展开深入讨论。

    让我们回到卡夫卡日记所展示的卡夫卡生命历程中来。

    从1910年5月到1911年9月底，卡夫卡日记的内容相对特殊，因为其中主要传达出关于文学的焦虑。固然，卡夫卡终生都在为文学而焦虑，但从来没有像这段时期表现得压倒一切：

    “5个月了，令我自己满意的文字一点也没写出来，这是无法补偿的事情。”

    “不知多少天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今天己是5月28日。难道我甚至没有决心每天拿起这支笔？我真的认为我没有这个决心。我划船、骑马、游泳、晒日光浴，因而我的小腿还可以，大腿也不错，腹部经得起检验，但胸部却有些糟糕，而且头部……”

    “睡觉，醒来，睡觉，醒来，可怜的生活。”

    “我不会再丢下日记。我必须坚持，这是我唯一的归属。”

    “我划掉这么多文字，搁到一边，因为它们成为我进一步写作的大障碍。事实上，它们几乎是我今年写下的一切。它们堆得像一座山，是我迄今所写全部文字的五倍，凭着庞大的数量，它们卷走我新写下的一切。”

    “现在是晚上11点半。如果我不能从公司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我就完了……这从下面的事情就能看出来：今天，我未能遵守我给自己规定的新作息时间……而且居然并不觉得这是很大的不幸……”

    “读了一点歌德的日记。远方静静地矗立着这样的生活，而这些日记点燃了这生活的火炬。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那么清晰，因而让这生活神秘起来。就像隔着公园的栅栏望着宽阔的草坪，眼睛感到愉悦，然而内心却激起多少暴露了一些问题的敬畏。”

    “今天什么也没写，我怎样原谅自己？无法原谅。”

    “今天我甚至不敢谴责自己。向这个虚度的曰子大喊一声，得到的不过是讨厌的回音。”

    “今天我更仔细地检查了我的书桌，在它上面什么好东西也写不出来。桌上堆满了东西，杂乱无序……”

    “可怜，可怜，不过心情还不坏。现在是午夜，由于我睡了一个好觉，所以才有可能原谅自己白天什么也没写。燃烧的白炽灯，安静的屋子，屋外的黑暗，醒来后持续的清醒状态，这一切给我写作的机会，哪怕写下最糟糕的文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这才是我。”

    “我的力量连再写一个句子也不够。是啊，如果仅仅是词的问题就好办了，如果有足够的能力写下一个词就好了，那我就能怀着安详的心情离开，因为我终于且自己组成了这个词。”

    从这些日记看得出来，卡夫卡的焦虑不是空洞的焦虑，而是深入了文字的质地。后人知道他是个惜字如金的人，据勃罗德回忆，平时在朋友圈子中，卡夫卡总是十分含蓄，多数时候都在倾听，然而语出必惊人。他所说的几乎每一句话，无论关于日常生活还是关于文学本身，都可以当做形象表达和悖论表达的精彩典范，更不用说他千锤百炼而成的文学作品。最初的卡夫卡曰记则透露了一点他千锤百炼的痛苦过程我写下的词，彼此几乎都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令人痛苦不堪。我听见辅音彼此摩擦，发出沉闷的噪音，而元音就像黑人化妆乐队中的黑人在伴唱。每个词周围都布满我的疑虑，我只有先看到这些疑虑，然后才能看到那个词，但结果，我完全看不到那个词！我杜撰了那个词！当然，这还不算最糟糕的事情，但愿今后我能杜撰这样的词，它们能把死尸的气味吹向别处，而不是我和读者的脸上！”在两天后的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我的整个身子都在警告我注意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在让我写下之前，都要向四面八方张望一番；句子在我面前裂成碎片，我看到了它们的内部，但却必须马上停笔。”文学首先是语词。这是他的情结。文学的“后店”因而一片狼藉，“他的文学”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如果留心这些日记的写作时辰多半在午夜前后，就有理由为卡夫卡的健康担忧。果然，半年后的一天早晨，卡夫卡起床时一下子晕倒了。“原因很简单，我工作过度了，不是办公室里的工作，是我自己的其他工作。”其实，卡夫卡办公室的工作并不繁重，下班时间不会超过午后两点半，这在当时的布拉格并不容易。卡夫卡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根本上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一点。然而对于一位立志以文学为生命的人，即便这样轻松的工作也会令他深感焦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剧烈，这充分说明他在文学上所消耗的生命和精力。

    真可谓“人间蒸发”。直到1911年10月，卡夫卡就以这样一种“纯艺术”的方式往文学中转移着自己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操练自己，并等待着突破的机遇。生命能量的转换需要对象和载体，无论由于什么原因，“纯艺术”无法容纳卡夫卡的生命，这大概也是他焦虑的原因之一。即便他的“老师”福楼拜，虽然终生幻想“纯艺术”的境界，但也只是一种精神气质的标识，最终也需要不那么“纯粹”的题材来承载自己的文学，表达内心的能量，更何况卡夫卡——这位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都遭受巨大压抑的人，这位深层心理中郁积着巨大能量需要爆发或转移的人。

    我头脑中有着庞大的世界，但如何解放我自己并解放它，而又不撕成碎片呢？宁愿上千次地撕成碎片，也不能将它阻拦或埋葬在我体内，这是我在这世上生存的目的，我完全清楚这一点。

    1911年9月底，卡夫卡的生命状态进入了一个可怕的时期，他夜复一夜严重失眠、多梦、焦虑，“严格地说，我是睡在我自己旁边”。白天则对人充满敌意，甚至“企盼一个小小的机会来（向妹妹)发泄愤怒”。卡夫卡对自己这种近乎心理分裂的状态高度警惕，在日记中作了深入分析，他相信这场严重的心理失调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写作。他渴望写作上的突破，然而从眼下“大杂烩”式的阅读和写作状态中又看不到任何明显的希望。他十分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能量去承受目前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因为那会加剧目前的症状，最终导致分裂的悲剧。来这的确是一场由写作问题引发的心理危机，卡夫卡此前的“纯文学”活动一时走到了尽头，他需要从某种更大的存在中汲取能量，然而他自己又茫然不知所以，很难设想事情就此发展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2·生活策略：以文学为中心

    卡夫卡所遭遇到的问题既属于文学，也属于生活。在他的人际关系中暗藏着这场心理危机的根源。卡夫卡属于文学，而人际关系对于他，只不过是保持与世界联系的“绳索”或“窗口”。卡夫卡最初与波拉克的友谊正是这一人际关系模式的典型，因为他在这场友谊中作过一次颇有自知之明的理论总结：

    假如相互写信，就像有根绳子连接着；一旦停止写信，绳子就断了。哪怕只是一根细线，我也要迅速地、应急地把它连接起来。

    这幅图画是昨天晚上抓住我的心灵的。人只有调动浑身的力量，友爱地互相帮助，十能在申啤地平平渊时，自己保他们互相间都有绳去连接着，如果哪个人上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要低一段，那就够糟了；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全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必须与其他人捆在一起。

    请注意加着重号的文字，所谓的“深渊”就是卡夫卡的文学。卡夫卡完全清楚，他属于文学，然而为了文学，他不得不首先抓住一根友谊的绳索，“使自己保持在勉强的高度”。这样的友谊，一位日常意义上的正常人恐怕难以承受，波拉克正是如此，加之他不像后来的勃罗德那样着迷于文学，于是终止了与卡夫卡的友谊。为此，卡夫卡在一篇早期作品中悲哀地感慨：“如果一个孤苦伶仃的人还想到处找朋友……而且还想理所当然地找到一只可爱的手，想从中得到慰藉和帮助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通向胡同的窗口，他的好景不会长。”1907年，卡夫卡单相思地爱上一位名叫海德维希·魏勒的姑娘，在颇有些热度的情书中，居然也会发出悲哀的感慨：“你该看见了，我是一个可笑的人如果你有点喜欢我，那无非是怜悯，

    属于我的份下的是畏惧。”这样的哈姆雷特式的单相思(tobeornottobe)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根据现有的资料，1910年前后的卡夫卡也会偶尔进妓院，而且显然希望在妓女身上找到正常情爱关系的替代品，也就是所谓的“绳索”或“窗口”。他甚至在想象中把妓院当成了情感家园：“我路过妓院就像路过所爱者的家门。”·他当然最终会失望。对此，

    他1908年致勃罗德的一封信中作了绝妙的说明：

    我回到布拉格已经4天了，我是这样地孤单·任何人都受不了我，我也受不了任何人，但第二点只是第一点的结果，只有你的书使我感到舒服……我读着这本书时，就紧紧抓住它不放，尽管它本身也根本没有帮助不幸者之意。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要去找一个只是友善地抚摸我的人，所以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她太老了，已经不会产生忧郁之情，她只是感到遗憾（虽然她并不为此惊讶），因为人们对妓女不像对一种情爱关系那样亲切。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安慰我。

    第一点和第二点究竟谁是原因谁是结果？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然而不管怎样，类似的人生经历一定给卡夫卡留下了痛苦的印记和深刻的教训，并内化为对人际关系的焦虑和恐惧：

    我身上从来都存在这种对人的恐惧，令我恐惧的实际上并不是人，而是他们对我虚弱本性的入侵；因为，哪怕最亲密的朋友把一只脚踏进我的屋子，都会让我充满恐惧，也就是说，我对人的恐惧并不仅仅是一种外部象征。

    凡此种种与他后来关于“生活世界”的生存论思想完全一致。正如上一章中我们看到的，根据卡夫卡的哲学，在文学和人群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文学与友谊、爱情、家庭、性生活等的关系亦然。生活在别处，生活不在此处。只有在遥远的地方，在度假地或疗养地，才可能有真正令他尝到爱情滋味的艳遇。事实上，卡夫卡两次令他终生难忘的艳情都发生在远方的度假疗养地。在一次度假过程中他致信勃罗德，反驳后者批评他不合群的意见：

    别说任何[我]反对合群的话！我就是为了寻找人群而来到这里的，并为我至少没有在这一点上自欺欺人而感到满意。我在布拉格是怎样生活的！这样向往人群的要求我是有的，但它变成了恐惧如果这种要求得到满足，只有在度假期间才会给我以舒适感。我这个人肯定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后面还将看到，卡夫卡所说的“人群”也包括自己父母的家庭。生活对于他的确不在布拉格，不在身边。而大地上远方的“艳情”本质上也不在身边，它至多只能算作偶尔闪现的提示，告知卡夫卡一个冷峻的事实：真正的远方只能是文学的象征世界，真正的远方之爱只能是文学之爱，那是近乎“绝对彼岸”的存在，它只存在于近乎纯粹的内心世界。

    而他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他根本什么也不寻求，不过是感到厌倦的人，让自己的目光在民众和天空之间上下地移动。他走到自己窗子的栏杆旁边，但他什么也不想做，只是把头微微向后仰，所以下面的马匹得以把他拉下去，拉进马匹身后的车子和喧哗之中，从而也把他拉进人世间的和睦之中··

    至少从后来的情况看，就内心的意义而言，卡夫卡的友谊圈子就是文学圈子。终生知己勃罗德其实只是文学知己，勃罗德和卡夫卡都清楚这一点。勃罗德指出过卡夫卡身上的这一倾向他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往。”事实上，这一倾向从最初一直持续到卡夫卡生命的终结。早在年，卡夫卡就写下这样一篇曰记：

    今晨，我对写作的感觉是如此清新，然而此刻，下午要向马克斯[勃罗德]朗诵的念头却完全妨碍了我。这也表明我对友谊是多么不适应，假定即便如此的友谊对我甚至还有可能的话。无法想象不打乱日常生活的友谊，因此，虽然友谊可以通过未受损害的内核得到更新，但是，所有这样的更新都需要时间，而且并非什么事情都能盼到成功，因而即便不考虑情绪的变化，一个人友谊和文学的冲突导致卡夫卡倾向于把友谊限制在文学的意义上。后来，勃罗德把他的好友、盲人作家鲍姆和哲学家韦尔奇引荐给卡夫卡，他们组成的四人小组，只是一群文学同仁。卡夫卡初见盲人作家鲍姆时表现出高度的分寸感，令鲍姆也感到异常惊讶，这既是人性的深度使然，也与他的友谊哲学相关。鲍姆就此写道：“他的严格而冷淡的与人的距离在人性的深度上胜过了通常的善意。”勃罗德对也绝不可能在上次友谊出问题的地方重新开始。此外，即便是具备深厚基础的友谊，每一次重新会面都必然引起不安······

    后来，在与恋人菲莉斯相互了解、磨合的过程中，卡夫卡又谈及他与勃罗德的关系：

    我确信我已完全丧失社交能力·除某些例外——可怕的例外——清况，我几乎无法与任何人进行连续的、活跃的交谈例如，我与马克斯彼此相知多年，经常单独相处，有时几天，有时外出旅游则持续几周，然而我记不起我们曾有过令我完全投入的、连贯的长时间交谈。如果有的话，我不会记不起来。

    卡夫卡的另一个评价也与此处的问题相关，他认为卡夫卡是一个几乎不知激情为何物的人。·这背后的原因同样既涉及人格因素，也涉及以文学为中心的生活策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卡夫卡文学-生活策略”。

    勃罗德早在大学时代就是学生文学活动的积极分子和中坚力量，后来又是颇有知名度的作家。他极度关心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和犹太文学事业，文学事业也成为他的社会事业。卡夫卡的定位与勃罗德不同，他更彻底，完全以文学为生命。这种区别有他独特的“他的-文学”的深层心理本质的原因，也因为勃罗德的成就所造成的“影响的焦虑”，但文学最终提供了他们的重合区。

    卡夫卡以文学为中心的生活策略不仅体现于友谊，也体现于生活所有其他方面：

    不难看出，我身上一切力量都在向写作集中·写作对我的存在是最具创造力的方向，当这一点在我身上一旦变清楚，一切就向写作的方向涌去，致使我失去享受其他快乐的能力，如性、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这些方面我都萎缩了。这很有必要，因为我全部的力量集中起来也只有那么一点点，甚至满足不了我写作上一半的需要。·

    然而卡夫卡的问题不仅是无可奈何的萎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策略性的收缩，虽然这种策略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无意识的性质。这是卡夫卡文学-生活策略中的一个秘密。我们曾经说过，卡夫卡神经症的一个特征是“放大”。在文学-生活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卡夫卡半意识半无意识地充分运用了他这个神经症特征，其表现形式是从各个方面夸大家庭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的“恐惧”，从而让自己有理由进一步退回自我，退回纯粹文学的“彼岸”例如，他会向未婚妻这样论证说：“但我的力量不够，再小的阻力对我而言都太大了。”或者：“对于我来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只能向你讲述全部事情的千分之一，而我所能向你讲清楚的又只是这剩下的千分之一中的千分之一。”或者对于我来说，他们[父母]比事实上糟糕一百倍，而我对事实如何并不关心他们的愚蠢是一百倍，他们的荒唐是一百倍，他们的粗野是一百倍。另一方面，他们的长处却比事实上要小成千上万倍。”

    无论“萎缩”还是“收缩”，从心理学或人类学的角度说，卡夫卡所运用的是一种巫术、一种魔法，它实质上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焦虑。借用R·D·莱恩的话说，卡夫卡利用自己的焦虑“巧妙地”对世界作了时空变换。对于他来说，“自我的孤独状态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努力：在自主性和完整性面临威胁时维护自身的存在”汽卡夫卡的存在就是文学的存在。卡夫卡把焦虑用做巫术而保证了自己的“他的-存在”。然而，我们将看到，他早晚会为自己的巫术付出代价。就像一个着名的童话所说，魔法师运用魇法唤出了魔鬼，最后却无法继续用魔法控制魔鬼，因而酿成灾难。这正是卡夫卡后来的命运。在他不幸的一生中，卡夫卡会不断遭遇到这一魔法及其限度的问题，而眼下，在他走向社会工作不久的1910年9月，问题已经初露端倪。28岁的他，年纪轻轻就遭遇到了严重的心理危机，表现为令他痛苦不堪的神经衰弱，世界和自我、自我和自我的分裂似乎就要把他撕碎。要是那样，以文学为中心的生存目的也就化为乌有。卡夫卡生平第一次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然而，就在此时，卡夫卡生活中出现了一件事情，至少从日记来看，它不仅让卡夫卡走出了一场心理危机，而且在他的文学生命中引入了一种意义，它具有里程碑性质，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1911年10月5日，卡夫卡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它正是“他的-文学”生命所等待的重大机遇：

    昨夜，萨伏伊咖啡馆·依地语剧团。

    3·文学与乡愁：东欧犹太人依地语剧团

    依地语是德语、希伯来语、斯拉夫语等不同语言的混合体，它是犹太人传统的国际通用语言，也是中欧和东欧犹太人的主要口语。就其混合形态而言，依地语只能算作一种年轻的语言，然而其根源可追溯到犹太民族古老深厚的历史文化。依地语戏剧起源于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欧洲19世纪中叶，短时期内即形成辉煌的表演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感染力。本书第一章已经谈到，在近代依地语表演艺术这一现象后面，是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宏大背景。

    1911年秋，东欧犹太人依地语剧团巡回至布拉格，一直演出至翌年年初离去。在此期间，卡夫卡的文学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

    1911年10月4日，卡夫卡在布拉格萨伏伊咖啡馆第一次观看了东欧犹太人依地语剧团的演出。两天过后，S卩10月6日，他写下这样一段曰记：

    想见识大型的依地语戏剧班子，因为班底小和排练不充分会使演出遭受损失。还想了解依地语文学，显然，一场绵延不断的民族斗争传统为这一文学打上了烙印，这场斗争决定了每一部作品。这样一种传统与别的文学无关，哪怕最受压迫的民族，其文学也不具备这样一种传统。或许，别的民族在战争期间通过好斗的民族文学取胜或许，别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站的地位较高、距离较远，从观众的热情中也赢得了某种民族性，例如财皮出卖的新娘》。然而现在看来只有第一类作品才会最终取胜，而且事实上始终会是如此。

    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他所提及的作品《被出卖的新娘》。卡夫卡并非随便列举了一部无关紧要的作品。《被出卖的新娘》是西方音乐大师斯美塔那的歌剧代表作。斯美塔那是卡夫卡的同胞，跟卡夫卡一样的“布拉格之子”，19世纪着名的捷克爱国主义音乐家、歌剧和交响诗作曲家，第一位真正重要的波希米亚民族主义作曲家，其大部分作品极有成效地采用了民族和爱国的主题。1866年，斯美塔那写成《被出卖的新娘》，虽然适逢奥地利-普鲁士战争，仍一鸣惊人，成为最受欢迎的捷克歌剧，为一代又一代的音乐爱好者们所珍爱，直到今天，还在他们的首选曲目之列。

    卡夫卡不喜欢音乐，当然包括歌剧。他知道自己缺乏音乐细胞：“我不能整体地去享受音乐，只是有时候在我心中产生一种效果，而这种效果很少是一种音乐上的效果。”这段自白正好作为上面那段日记的注脚：他对依地语戏剧的热爱、对斯美塔那含沙射影的攻击，都不是出于作品本身，而是另有原因，那就是他的“犹太情结”，而且是生活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情结”。这一情结的深刻内涵，本书第一章已有简要说明。

    就在观看那场演出的当天，卡夫卡写道：

    我遭遇了一种犹太教，我可以在其中追溯自己的生命之源。这种犹太教朝着我的方向发展，它将指导我离开我原来属于的那种拙劣的犹太教。

    卡夫卡所谓“原来属于的那种拙劣的犹太教”，意指他童年时代的宗教体验，也即他在颂C父亲》中的指控。卡夫卡认为，父亲在经商奋斗中逐渐远离了犹太信仰的真精神，“一年里头您有四天到教堂去，您在那里不像是个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倒更像是个漫不经心的局外人”。父亲虽然并未完全丧失信仰，“但是要将它继续传递给孩子，

    这点犹太教就显得太少了，在您传递的过程中，它就枯竭衰萎了。这……是您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所致。而且也不可能使一个终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孩子去理解，您以犹太教的名义并用与之相应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所阐述的那些空空洞洞的教义，会有什么崇高的意义”。

    10月14日，卡夫卡日记中出现了依地语剧团一位主要演员的姓氏，这个姓氏与他母亲家族的姓氏相同：洛维。从这一天起，两个人开始建立友谊。这种友谊在卡夫卡这里很快发展到“常常思念”的地步，甚至为了洛维而有勇气前所未有地顶撞父亲，后来某一天甚至明确承认自己“喜欢上了洛维”。很久以后，洛维在一封来信中也承认“卡夫卡博士是一切人中最爱的人’。这段时期，卡夫卡的日记几乎全部被有关洛维和剧团同事们的描述和讨论所占据，大篇大篇的文字源源不断地涌来，把此前日记中笼罩一切的焦虑和种种负面情绪一扫而空，相反，诸如描述同情、善解人意、男子气、热情、正义感、民族精神、抱负与雄心等明亮心态的语句随处可见。所有这一切，对于悲观、理性、犹豫、含蓄、观望、消极、冷淡、“完全不知激情为何物”的卡夫卡十分难得，尤其在他的日记中更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对此，卡夫卡在10月22日的日记中提供了一种解释：

    多好的演员，却几乎一无所有，他们甚至得不到应有的感谢和声誉我们对他们的同情的确[不是出于肤浅的感情]只是同情众多高尚奋斗者的悲哀命运，最终是同情我们自己。因而，这一同情也就表现得如此强烈，甚至有些过度，因为它表面上是对陌生人的爱慕，但实质上是在怜惜我们自己。

    在这篇日记中，卡夫卡甚至还担心：这种感情与演员们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他感到不仅无法脱身，反而变得身不由己。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确不幸言中。就在那天，卡夫卡与妹妹一道陪同洛维散步整整三个小时。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进一步深入讨论自己对演员的描写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

    演员们的存在让我意识到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迄今我描写他们的文字大都不正确。因为，我本着坚定的爱来描写他们，然而我的描写能力却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使我无法鲜明而正确地再现演员们的本色·与我对演员们的感情相比，我的写作能力黯然失色，它无法表达我的感情。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卡夫卡还详细地记叙了演员们之间的争论、洛维和其他几位演员的简介。接下来一天，日记主题突然一转，落到母亲身上，然而其内容却泄露了他内心一个至深的“情结”。他少有地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情和对家中温暖的迷恋，并带出了一个重大的主题，这个主题和“母亲”的含义本质上正是一体：

    母亲整日操劳，毫不顾惜自己，她的心情视境况时而高兴、时而不快。母亲嗓音清脆，平时说话很响，但要是你心情不好，或是一段时间没听她说话，就会很舒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抱怨自己身体欠佳，但又并非真有什么必须卧床休养的病·这种意欲当然要追溯到这样一件事实我知道母亲会带给我多少温暖。例如，当她从外边亮着灯的房间走进我躺着休息的昏暗屋子，或者在黄昏，当白昼单调地渐渐化入夜色，母亲从商店赶回家，用一道道关切的吩咐让迟暮的一天在家中又从头开始，而且把我这躺在床上的非法病人赶起来帮她做点小事儿。我想回到那样的日子，因为那时我身体不好，因而能从母亲所做的一切中享受到温暖，能享受到孩子的快乐。在那样的年纪，人特别具有享受快乐的能力。然而昨天我发现，我不能始终有能力回报给母亲她应得的爱，因为德语使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在犹太语中，母亲不像德语这样叫“母亲(Mutter)”，叫她“母亲”让她变得有点儿可笑（并非对她自己而言，因为我们家讲德语）我们把一种德语的叫法加给一位犹太女性，然而却忘了情感深处巨大而沉重的冲突·对于犹太人，“母亲”是一个有点古怪的德语称呼，它无意识地包含着基督教的光辉，同时也无意识地包含着基督教的冷漠，被叫做“母亲”的犹太女性因而变得不仅可笑，而且陌生。叫“妈妈(Maraa)”或许好一些，但是除非我们没有想象它背后“母亲”的含义。同样，对于犹太语中父亲的含义而言，德语的叫法“父亲（Vater)”也相去甚远。我相信，这仅仅是因为，早年犹太居住区的回忆仍然维系着犹太家庭。

    如此纤毫入微而又如此明澈，这就是卡夫卡令人叹为观止的魅力。然而这篇日记真正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那骨子里的温柔，这在卡夫卡的文字中堪称绝无仅有。后来，只有在死亡的阴影下，卡夫卡才对母亲表达过类似的温柔，但也不及此处所见纯粹和彻底，而掺入了他“理性的梦魇”。

    这彻骨的温柔来自何处？

    它来自卡夫卡骨子里的乡愁。

    我们早就说过，跟所有的人一样，卡夫卡也有他的怀乡病。他的家乡，按照古老《圣经》的说法，是在迦南，那是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土地，是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家园。我们姑且把迦南看做一个象征，它代表着犹太民族心灵深处那永恒的渴望，这渴望由于永世的漂泊、流浪和受难而一天比天强烈：那就是回家。

    卡夫卡渴望回家。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都是精神的现象，无论早晚，最终总要变成心灵的事实，乃至信仰的存在。在1911年金色的秋天，在文学的困境和心理的危机中，命运给他一个看似偶然的机遇。洛维，这个与母亲相同的姓氏，这个血液中跟他一样流淌着犹太血脉的血肉之躯，以及令他依恋不已的依地语剧团，唤醒他记忆深处温柔的乡愁，激起他“回家”的渴望。在怀乡病的遥远的温柔中，卡夫卡在沉痛地检讨自己生活的失落，检讨整个犹太民族的异化及其根源，在自己和犹太民族的血脉中追溯“母亲”应有的含义。对于他来说，德语的“母亲”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象征，象征着犹太人的失落和异化。是啊，在德语的世界里没有犹太人的家，在奉行基督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里没有犹太人的家。犹太人的家在迦南。那是犹太人的极尽温柔之乡，即便对这温柔之乡的怀乡病，正如卡夫卡此刻所经历，也是那么彻骨的温柔，让卡夫卡一时身不由己，而我们也得以读懂了他10月6日的日记，明白了他眼下的处境。

    10月6日那篇日记的主题仍是文学，然而对犹太之根的关怀已在觉醒。我们已熟知，卡夫卡立志以文学为家，而且我们多半以为卡夫卡一生就只有文学的家。然而现在，更本质的家园感从卡夫卡的内心深处萌现出来，从而将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他自己面前，那就是民族命运与文学使命的统一融合。

    是古老、神秘、伟大的犹太血脉中流淌着荣耀的抱负，还是文学的雄心渴望着理性深邃的源泉？此处，细究这样一个发生学的问题似乎并无很大必要。我们目睹的是这样的事实：犹太血脉中的神秘因子在眼下的卡夫卡身上爆发成罕见的怀乡病，让他生平唯一一次被美丽、温柔、悲哀、明亮、深邃之物所“迷惑”卡夫卡这一次一反常态，把自己交给一种积极的事物，甘心为它“着魔”，被它“诅咒”，而他的生命也因此而绽放出一种奇异的景象。无论是否昙花一现，他的生命力开始寻找积极的表达方式。他的雄心开始盘旋。在他视野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伟人的历史半身像：歌德让他“激动无已”，拿破仑让他意识到“侵入到我身内的骄傲，我脖子上的血管膨胀起来”。而克莱斯特呢？11月21日恰逢这位天才逝世一百周年，那天，天才的家人在天才的墓前献上了一个花圈：“献给家族最优秀的成员！”卡夫卡在曰记中专门记载了此事。他“如饥似渴地、幸福地”阅读《犹太史》和《依地语文学史》这样一类书籍。用勃罗德的话说，“卡夫卡怀着激动和愉快的心情闯入了东方犹太民族力量的新世界”。日记的篇幅在急剧增长而日记的内容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卡夫卡开始反复探讨一个可能，那就是犹太民族的文学。它不再是过去“纯粹”的文学，而首先是民族的乡愁。它仍然要表现生存的不安和恐惧，但不再局限于作为纯粹个体的他自己，而是表达民族的“怀乡病”。他所渴望的表达不是纯粹的艺术形式，不是纯粹的“他的-文学存在”，而是此刻血肉模糊的“他的-民族存在”下午我就有过一种巨大的渴望，现在它又来了。我想写出我全部的焦虑，把它写进纸的深处，正像它出自我内心深处一样，或者写成这个样子：我可以因此而将我曾写过的东西全部吸收到我身上来。这种渴望不是艺术的渴望。今天，洛维谈起他的不满，谈起他对剧团所作所为的漠不关心，我把他的处境解释为怀乡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我作这样的解释，但并非为他而作，而是留给我自己，并作为我自己一时的悲哀来享受。

    两周以后，卡夫卡写下母亲家族的家史，即母亲到临终时还在讲述的那古老而美丽动人的犹太传奇：“我的希伯来名字叫阿姆舍尔，跟母亲的外祖父一个姓。他在母亲的记忆里是一位异常虔诚而博学的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死的那年，母亲才6岁。母亲记得，她当时怎样死死抓住外祖父的脚趾，请求原谅她可能对外祖父犯下的过错。母亲还记得外祖父布满屋子四面墙壁的藏书……”卡夫卡不会无缘无故写下这些文字。事实上，这段文字刚好就是又一场关于人神歌德的讨论，只是此次讨论的调子与他的其他讨论已然不同，那不再是-种纯粹文学的调子，毋宁说，卡夫卡的纯粹文学罕见地有了一种伟大的从属或附丽：

    歌德也许通过其作品的力量阻碍了德语文学的发展。虽然散文的风格会不时朝着离他而去的方向发展，然而，它最终又会带着强化了的渴望回到他那里，甚至会沿用他那些已经过时的短语，就像眼下的情况。但是，眼下这样一种沿用不再与他有任何特殊的联系，眼下，散文风格回到歌德，是为了彻底享受它无限的从属性。

    从属当然是对犹太乡愁的从属。就在同一篇日记中，卡夫卡对不幸的犹太民族是否拥有一种伟大文学的可能性进行了雄心勃勃的探讨。这一探讨完全可以称为卡夫卡的“犹太文学纲领性文件”：

    我通过洛维了解了华沙的当代犹太文学，并部分通过我自己的洞察了解了捷克当代文学。我发现一个事实：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文学来发挥文学的诸多好处，它的发展前景因为缺乏杰出人物而实际上还不是十分开阔，然而它的发展前景会开阔起来。只要有这样一种文学，那么，文学的诸多意义就可以通过它而得以实现：如激励人心；如统一民族意识（它总是倾向于解体，常常无法在公众生活领域中实现)；如展现民族骄傲民族通过它自己的文学而获得民族的骄傲，通过这种文学从敌对环境的包围中所提供的鼓舞而获得民族的骄傲，这种文学是一种“民族日记”，它完全不同于历史传记，它会导致迅速而始终审慎的发展)；如引导广阔公众生活领域的精神化如同化不满元素（它们立即被转化运用于该领域，除非我们停滞不前，它们不会再造成危害)如促成人民持久的团结各种杂志通过繁忙的运行缔造这种团结，而人民珍视自己的团结）；如促使民族把注意力集中于自身并一定通过思考而接受外来文化；如鼓励对文学人物的尊重；如不断唤起年轻一代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并因而为历史所铭记如引导人们把文学作为政治意识的对象如赋予父亲们与儿子们之间的对立以崇高意义，并使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成为可能；如揭示民族的错误（用一种十分痛苦的、然而自由和值得谅解的方式）；如开展活跃而自重的图书贸易，激发对于书籍的热情等等等等。这样一种文学的生命力甚至超过了某种人才济济的文学，因为这样一种文学中不存在那样的作家，他的大作在大多数挑剔者面前不得不保持沉默。在这样一种文学中，大规模的文学竞赛拥有真正的公正。

    一个小民族的记忆并不小于一个大民族的记忆，它因而能够更彻底地消化生存的营养。的确，在这样一种文学中，文学史家的地位很低，然而文学本来就应该是人民而非文学史所关注的事情，人民至少会以可靠的方式保存这种文学，虽然这种方式不是那么纯粹。因为，一个小民族的民族意识对个体提出的是这样一种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随时准备熟悉落到他身上的那部分文学，承担它，扞卫它，即便不熟悉、不承担，也要扞卫它……·

    看来卡夫卡的确把文学的问题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了。他希望“文学的乡愁”在“民族的乡愁”中实现自己，而“民族的乡愁”则通过“文学的乡愁”表达自己。在洋洋洒洒的论述之后，他专门列出一个“小民族文学特征一览表”。他把小民族的文学特征概括为三点：第一是生动(liveliness)的特征，体现为冲突、流派和杂志三个方面；第二是较少限制的特征，表现为不教条、小题目和象征的自然性；第三是群众性的特征，表现为与政治的关联、文学史和对文学的忠诚，这种忠诚可以形成自己的法则。卡夫卡认为，他所提供的一揽子方案相当于一个精神的家园，因为“这样的纲领可以为一个人的存在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幸福的生活，如果一个人感受到了这种生活，就很难再有其他变化”。

    卡夫卡当然会认为自己就是感受到这种生活的人，也会认定自己将就此一路走下去。新年第三天，他写下一篇颇有代表性的日记，可视为他在这个特殊年头的新年展望，其中以罕见的自我肯定审视了自己的文学情结，明确认为自己眼下已经找到了文学的目的，可以安身立命了：

    当然，并非是我自己有意识地找到了写作的目的，而是它自己找到了自己。现在只有办公室的工作还在千扰它，当然，这对它来说是根本的千扰。我再也不会抱怨各种各样的事情了，诸如我无法与恋人相处；诸如我对爱情的理解几乎就像对音乐的理解一样少，只能满足于最肤浅的结果诸如除夕的夜宵我只就着防风草伴菠菜喝了一杯西尔里斯酒；诸如周末不能参加马克斯关于自己哲学工作的报告会，等等，因为我会得到显而易见的报偿。就我所见，我的发展已经完成，没有什么令我不满意的地方了。剩下的事情只是从这一团情结中把办公室的工作扔开，以便开始我真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的脸终于得以随着我的文学的进展按规律自然老去。

    然而，卡夫卡似乎过于乐观了一些。也许他的确找到了他写作的目的，然而他的写作果真只剩下办公室工作的干扰了吗？事情的发展表明，在这一点上，他的新年展望是一个错误的估计。

    4·肉身的攀附··地狱里的温柔？

    1912年2月，洛维和他的剧团完成了在布拉格的演出，即将离去。有关方面决定于2月18日在布拉格犹太大厅举办一场告别晚会，晚会内容包括洛维的依地语朗诵和卡夫卡的演讲。卡夫卡高度激动和亢奋，几乎到了无法自我控制的地步，提前十天准备演讲，甚至为此中断了性命攸关的写作，准备过程不时被一阵一阵无法控制的发抖所打断，这在“完全不知激情为何物”的卡夫卡来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卡夫卡的激动和亢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场演讲的主题是依地语，他要通过这场演讲抒发他的乡愁。2月18日，按照晚会安排，卡夫卡在犹太大厅用激动的演讲为洛维的朗诵开道。他论证说，依地语虽然看起来年轻，却饱含着犹太民族数千年流浪的艰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依地语因而拥有了一种兼容不同语言的境界和力量。依地语植根于犹太民族古老的血脉，因此，虽然它由不同语言组成，却不可能被任何一种语言所还原。例如，依地语与德语的联系甚密，然而它无法翻译成德语如果强行翻译，就会把它撕成碎片，翻译到德语中的不再是依地语，而是一具空壳。演讲的最后部分落实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依地语对于犹太人生死攸关的意义。卡夫卡希望大家仔细倾听洛维的朗诵，为此他提出了充分的理由：

    假如你们再想一下，在你们身上除了现成的知识外，还有力量在活动，以及力量的结合体，那么你们就会走到离依地语[原译为“俚语”，下同]很近的地方了，这些力量或结合体使你们有能力以感觉来理解依地语·……如果你们保持寂静，那么你们会忽然置身于依地语之中。一旦你们懂得了依地语——依地语是一切，是言词，是犹太音调，是[洛维]这个东部犹太演员自身的本质——那么你们就将再也认不出你们先前的不安来。那时你们就将感受到依地语真实的统一性，这感受将是那么强烈，以至你们将产生恐惧，但不再是对依地语，而是对自己。如果没有依地语将赋予你们的自信，它会顶住这种恐惧，并且比它[恐惧]更强大，那么你们靠自己将会受不了这种恐惧。

    卡夫卡的演讲成功了，洛维的依地语朗诵也成功了，但是，接下来，洛维和依地语剧团走了。卡夫卡的犹太情结进入一个低潮时期，要到1913年年底，才又逐渐复苏。

    开始，卡夫卡还试图保持住四个多月来相对积极明亮的心态，然而很快就被他命运中习惯性的悲哀和无奈所压倒。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是曰记的数量。从洛维和剧团离去的2月下旬到同年8月中旬，整整半年时间内，卡夫卡只写下45天的日记，而且内容稀疏，总共寥寥30页，仅为与洛维和剧团相处期间日记的五分之一！

    无奈常常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无奈。早在前一年年底，父亲对他就颇为不满了，因为他对家中的木棉厂生产事务漠不关心。卡夫卡作为隐名股东参与了木棉厂的投资，希望从中获益，然而却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尤其因为洛维和剧团，他的心一时更是难以收回。卡夫卡内心当然清楚，他最终是在“保护自己全心全意投入文学”。他似乎没有考虑现实生活的问题，即便考虑过也置之度外。父亲经常旁敲侧击，要么就忆苦思甜，要么就批评儿子的人际关系，其目的不外是想让儿子回到现实，面对生活。最后，父亲干脆明确向儿子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的确，都快三十而立的人了，成天没完没了地做文学梦，除了把自己弄得神经兮兮不算，还不愿承担基本的人生责任，那怎么行？

    然而，父亲的批评似乎并无效果。几天后，母亲出场了。母亲委婉地与他谈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事情，而卡夫卡则“生平第一次发现：母亲关于我的想法是如何天真而不切实际”！他认为母亲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文学抱负。几天后的周末，父亲代表所有的亲友再次找他谈话，不仅仍然无效，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卡夫卡，促使他把这个家庭内部问题上升到民族路线斗争的高度，把父子冲突概括为人类文明的宿命，声称要“赋予父亲们与儿子们之间的对立以崇高意义，并使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成为可能”。卡夫卡一如既往地沉迷于他的犹太文学宏图，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让步的余地：

    我对工厂的事一窍不通。今天早晨受命巡视工厂，我在那里呆头呆脑，像一条夹着尾巴的狗。我拒不接受深入工厂经营细节中去的可能性。如果我被迫陷身于没完没了的思虑和烦琐的关心，我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我只适合做一些务虚之事……否则，如果剥夺我下午仅有的几个小时，为工厂进行毫无意义的努力，势将必然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即使没有这件事，我的生存世界已在不断缩小了。·

    卡夫卡不知是否思考过，如果没有生活，文学又怎么办？但他此时早已是走火入魔、身不由己之人。父亲作为一家人生活的代表，不得不让他明白生活的艰难和他应担负的责任。无可奈何的父母只好观望和等待。现在，洛维和剧团走了，儿子理应把放飞的心收回来。然而他们没有料到，儿子仍然没有任何调整的迹象。洛维和剧团离开后半个月，父亲再次提出批评，而卡夫卡在日记中的反应则是想要“跳量，它们似乎未经触动而度过了长长的间歇期。”

    3月11日：“今天烧了许多令人作呕的旧稿。”

    3月16日：“周末。又有勇气了。我再次抓住了自己，就像抓住一只下落的球。明天，今天，我将开始一件大型的工作，不勉强自己，量力而行自然形成。只要我还抓得住，就不会放弃。宁可失眠，也胜于眼下这样过曰子。”

    3月17日：“歌德，痛苦中的慰藉。”

    5月6日：“第一次明显感觉到写作完全失败。接受考验的感。”

    5月9日：“我是如何面对一切不安紧紧抓住我的小说[《美国》]啊！就像纪念碑上的雕像紧紧抓住底座望着远方。”

    6月6日：“刚刚读了福楼拜的信：‘我的小说是我攀附的海边绝壁，我对世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与我5月9日的日记相似。”6月6日没有重量，没有骨头，没有躯体，沿街走了两个小时，一边想下午的写作中我克服了什么问题。”

    8月7日长时间的劳累。最后致信马克斯[勃罗德]说我无法完成剩下的几个片段，不想强迫自己做这件事情，因而放弃出版这本书。

    8月8日：“完成《骗子》，多少有些满意。用尽了正常大脑的最后一点力量。已是午夜，我怎样才能入睡？”

    8月11日什么也没写，什么也没写！出版这本小书耗费我多少时间！”

    8月20日如果罗沃尔特将稿子退回，我又会将这一切束之高阁，就像事情没发生过一样。但这样一来，我只好又跟原来一样不幸了。”

    9月15日独特的自传作家的预感。

    在这样浏览的过程中，我们几乎己经涉猎了卡夫卡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主要日记，也是他这一时期全部日记的主要部分。半年时间主要就这样难以言说地流逝。然而仅仅从刚才的日记，细心的读者足表现主义三巨头——W·哈森克莱弗、F·韦尔弗和K·品图斯，其中韦尔弗是卡夫卡的好友。

    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在是否发表作品的问题上，卡夫卡表现出典型的哈姆雷特式的心态：发表还是不发表？这是一个问题！不用说，这个问题首先反映了他优柔寡断的心理特征，然而，其中还隐藏着更为具体、更为微妙的含义，那就是肉身如何攀附的问题。显然就在这一时期，卡夫卡已经萌发了成为自由作家的想法，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具体的生存问题。这一时期，卡夫卡与布拉格的几位记者如皮克、哈斯过从甚密，大概己经萌发当记者或自由作家的想法，往后他会具体考虑赴柏林当记者或自由作家，甚至考虑移居巴勒斯坦。凡此种种，其目的都是要挣脱作为生存依赖象征的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如果成为自由作家或记者，文学存在和肉身攀附两方面的问题就能大体上得到一揽子的解决。因为，他眼下在父母家中的日子越来越没法过。在卡夫卡这半年为数甚微的日记中，除了文学，就是文学的“敌人”，即他具体的生活环境，而且主要是他在父母家庭内部的生活环境。

    1912年3月8日前天因为工厂之事受[父亲]指责，然后整整一个小时都躺在沙发上想怎样跳窗。”

    3月18日：“我不乏聪明，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准备赴死。这倒不是因为我在乎交给我做的事，而是因为我完全没做这些事情，而且根本不打算做。”

    4月3日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上午办么〔室，下午工厂。现在是傍晚，家里到处都在大声说话……我没有任何时间可以用来做自己的事情。”

    5月9日今天在家里度过绝望的傍晚。妹夫为工厂需要钱。父亲坐立不安，因为妹妹和生意，也因为他心脏的问题，不幸的二妹，由于所有这一切而不幸的母亲，还有我和我没完没了的写作。”

    9月8日：“下午。母亲和一群女人跟邻居几个孩子大声玩闹，并要把我赶出房间……”

    看得出来，这段时期，卡夫卡甚至与一向疼爱他的母亲都有些过不去了。他并非对亲人没有感情，这是他生活的无奈，是他坚持以文学为中心必然导致的结果。年近三十的人了，还寄居在父母家中，又不愿承担责任，如果父母迁就这种情况，恐怕反而无法理喻。父母虽然不至于采取什么强硬措施，但不可能视而不见。母亲虽然十分仁爱宽怀，但偶尔也不免流露些内心的情绪。惯受母亲爱护而又高度神经质的卡夫卡必然无法承受。另一方面，独立谋生也是一名男子或早或晚必须解决的问题。做自由作家前程未卜，做记者也还没到时机，就在这样进退维谷的境况中，卡夫卡内心不可能完全不考虑一个他一直在试图回避的问题。他回避这个问题并非出于要逃离这个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问题过于重大。这个问题是他的情结，也是他的症结——他的“婚姻综合症”。

    还在与洛维和他的剧团“热恋”期间，卡夫卡就以大妹艾莉的婚姻为例作过设想，他认为让妹妹极为满意的婚姻生活，对于他却是沉闷无趣的生活。理想的婚姻生活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但是他要的婚姻绝不是这样一种充满弊端的生活。·眼下，恰逢二妹瓦莉订婚，卡夫卡专门为之写下这样一首诗：“从精疲力竭的地狱/我们带着刷新的力量上升/冥冥诸神在等待/直至孩子们重坠深渊。’仙卡夫卡在冷酷地质疑婚姻的的本质：在婚姻的深渊里，真能升起“地狱里的温柔”吗？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卡夫卡的意识绝对地排斥婚姻问题。然而在精神分析看来，意识的这种排斥终究不过是对无意识的压抑。卡夫卡怀有深入骨髓的“父亲情结”或“世界情结”，其表现就是“婚姻综合症”。在骨子深处什么隐隐约约的地方，卡夫卡一定反复掂量过无比重大的婚姻问题。至少他的无意识完全清楚，这是他与父亲所代表的世界展开决战的滑铁卢，是双方关系和力量平衡的枢纽要害。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审慎，就会像他后来的小说《乡村医生》中那位不幸的医生，上生活的大当，沦为神秘而悲惨的命运象征。那意味着：“婚姻综合症”最终溃烂为克莱斯特式的致命“伤口”。

    正是在婚姻问题上，卡夫卡一直是在有意无意地“悬而未决”。卡夫卡一直试图在放弃人际关系世界的同时“绝对掌握”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既作为结果也作为原因令他逃向“肉身成言”的文学的存在。然而，无论就肉身还是就文学而言，人际关系的“生活世界”能逃得掉吗？为了逃离“父亲”或“世界”，我们试图以“肉身成言”的方式逃向文学当我们逃向文学，立即就发现必须首先安顿这个肉身。我们试图通过婚姻来解决这个生存难题，然而婚姻正是人际关系高度浓缩的象征，而恋人，跟父亲一样，也是“生活的代表”，将把我们的肉身又反过来领回人际关系的“生活世界”。这就是卡夫卡此刻面临的悖论怪圈。

    然而人的心理能量不会甘心满足于进退维谷的处境，它总要寻求表达。或者说，爱欲永远要表达自己。任务已经明确，眼下他迫切需要生存的独立，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一位恰当的人选。谁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有适合卡夫卡的人选。然而事实说明一切，我们所知的事实是，无论是否情愿，卡夫卡最终发现自己全然像是一位现代的哈姆雷特，怀着“结婚还是不结婚”的矛盾心理，痛苦地把这个痛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12年8月14日，卡夫卡的日记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名字：

    一无所获的一天。躺着睡觉······老是想着F·B·——写下这个名字让我是如何为难啊。

    他应该感到为难。他没有理由不感到为难。他因为无法“绝对掌握”自己的文学才不得不考虑婚姻，然而他能“绝对掌握”婚姻吗？他能让这个F·B·跟他一样，过一种以文学为中心的生活吗？如果不可能·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导致什么样的冲突？展开什么样的搏斗？然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既然世界上有卡夫卡，难道就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相应的肉身吗？局部的生活与整体的生活之间，难道就不可能存在平等对话的关系吗？卡夫卡不是天才的魔法师吗？会不会存在一个足以与之较量的“绝对单数形式的人格”？

    不管怎样，几天后，仍然是在日记中，卡夫卡用他的独有的纤毫入微之笔对这个F·B·作了一番入骨三分的描述。这番描述所有的卡夫卡研究者都无法绕过去，因为，如果说卡夫卡的精神只需攀附文学大海旁的绝壁就足矣，那么他肉身的攀附问题就将因这个人的出现而提上具体的议事日程。这个人将与卡夫卡一道解答这个问题，并因而促成他文学上的重大突破。然而另一方面，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按照卡夫卡自己的说法，这个人将代表世界撕开他存在的伤口，并最终把他撕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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