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突破

    F·B·小姐。8月13日我到勃罗德家时，她正坐在桌子旁边。我并没在意她是谁，却当即把她的出现视为理所当然。骨骼宽大的脸，脸上是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光着脖子。披一件外衣·穿着看起来像是个善于持家的人，虽然跟着就知道绝非如此。（我如此认真地审视她，这使我与她疏远了一点。的确，我眼下是怎么了？对一切好东西全都有些疏远，什么都不相信……）鼻子几乎不完整，棕色的头发多少有些直、有些硬。结实的脸颊和下颚·我欠身坐下时仔细看了她最初的一眼，坐定后我已有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判断。·

    在卡夫卡全部的日记中，像这样斩钉截铁的描述仅此一篇。显然，这位F·B·小姐一下子就说服了他内心无所不用其极的刻薄眼光，颠覆了他的心理平衡，突破了他滴水不漏的人格防御工事，进入了“他的-文学”的存在。

    1·“恋诗歌手”的生命本色

    F·B·小姐，全名菲莉斯·鲍威尔，一半犹太血统的德国人，1887年生于德国上西里西亚的诺斯塔市，12岁时随父亲举家迁往柏林，父亲时任柏林卡尔·林德施特罗姆录音机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人。

    这位时年25岁的姑娘是家中的老大，身后还有四位弟妹，依次为伊丽莎白、艾尔娜、安东尼和费尔迪南德。1904-1910年期间，菲莉斯父母因故分居，菲莉斯弃学谋职，帮助孤苦的母亲支撑家庭。当父母复和时，23岁的她己是一位成熟而稳重的职业女性。也许由于生活的磨炼，菲莉斯为人务实、平易、干练。在生活中，她属于那种积极而单纯的人格类型。用卡夫卡后来的话说，她是个“快乐、健康、自信的女孩子”，勃罗德的评价则是“审慎、能干、宽怀大度”，正好是对卡夫卡评价的补充。菲莉斯喜欢漂亮衣服，但又没有一般女子身上的那种“脂粉气”；爱好旅行和音乐，喜欢享受生活，但为了家庭又乐于奉献。对于文学，她具有那个时代一般中产阶级的品味。

    跟赫尔曼·卡夫卡家族一样，菲莉斯家族在体质上和心理上都禀有坚强的素质。后来，卡夫卡赴柏林首次见到菲莉斯的家人，在他们面前，身高一米八二的他居然觉得自己矮小而自卑，认为自己“一定给他们留下了十分丑陋的印象”。在他眼里，“菲莉斯是不可摧毁的。她是普鲁士-犹太人的混合种，这是一种强大的、必胜的混合体”。正因为如此，在后来他们留下的一幅合影中，比卡夫卡小4岁的菲莉斯显得独立而沉稳，看上去就像一位母亲，而偎依在她身边的卡夫卡倒像一个孩子。·显然，从这样一位气质独特的女性身上，卡夫卡直觉发现了这样一种可能，这位女性会让他有条件保证自己孤独的写作状态，同时又与世界保持适当的联系。就此而言，他把菲莉斯当做了他通向世界的理想的“绳索”或“窗口”。后来卡夫卡曾经一唱三叹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是打算让你干什么呢？究竟是何物使我紧追你不舍呢？我为何不肯放弃，不理解一些示意呢？”在意识层面他多半不会承认，答案就是一个简单的“绳索”或“窗口”的问题。

    现在该卡夫卡来导演一出大走极端的爱情悲喜剧了，只是需要记得，他在自己导演的这出剧中又是身不由己的演员。9月20円，即两人见面之后一个多月，卡夫卡向菲莉斯发出了第一封信，提醒后者，他就是那天晚上勃罗德家中那个声称要赴巴勒斯坦旅行的人，因为后者当时答应要陪他同行。

    很快，菲莉斯回信了。卡夫卡立即复信，“几分钟之后就写了四大张信纸”。大概出于女性特有的心理特征，也可能因为卡夫卡表现得太急切，还可能有些别的原因，菲莉斯那边停顿下来。卡夫卡等待半个月后迫不及待地去信询问原因，终于，菲莉斯写出她的第二封信。这对于卡夫卡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他再次立即在办公室写出回信：“尊贵的小姐：即便三位经理此刻都在我桌旁看我写字，我也必须立即给您回信，因为我望眼欲穿企望您的信己达三个星期之久，现在它出现在我眼前犹如从天而降……”

    犹如所有恋人之间最初的往来一样，卡夫卡和菲莉斯不用说也会经历众多难以言喻的情感波折和磨合，特别是如此神经质的卡夫卡，一定会让菲莉斯感到一时难以适应。到后来，勃罗德和卡夫卡的母亲都致信菲莉斯，为卡夫卡的种种问题解释。然而，不管怎样，卡夫卡的信逐渐发生了一些本质的变化，称呼变成“最亲爱的”，他自己的署名则越来越简单，到最后干脆完全消失不见。一封封厚厚的信件接连不断地发往柏林，一天两封是常事，不少时候一天三封，外加明信片、加急件、电报等，有时甚至会达到一天五六封。与此同时，自从他寄出9月20日的第一封信，直到1913年2月11日，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只写下唯一一篇日记。到1914年两人缘起缘落峰回路转终于订婚时，卡夫卡致菲莉斯的情书总数已近四百封。有人因此把他命名为“20世纪上半叶无名的恋诗歌手”。

    这样一种超新星爆发般的喷射发生在“不知激情为何物”的卡夫卡身上，似乎颇有些让人难以理解。这一反常现象多少反映了卡夫卡心理素质和情感素质的弱点，暴露了他走极端的性格，揭示了曰常生活中严重的心理压抑，然而本质上仍体现了卡夫卡的生命本色。卡夫卡孤注一掷的生命直觉不会错，无论最终结局是否悲剧，事实将表明，菲莉斯以她特有的个性，最大限度地投入了与卡夫卡的生命对话。鉴于卡夫卡“绝对单数形式”的人格结构，很难设想其他女性能取代菲莉斯所承担的角色。卡夫卡一生多次与女性产生碰掩，然而被他真正视为生命之必然的关系只有三次，与菲莉斯的婚恋即是其中第一次。不要忘了，文学是卡夫卡的生命，他不会随便让什么人走进他的文学存在。他不会完全没有犹豫、摇摆、冲突、后悔、失控、轻浮乃至背叛，然而对于以性命相托的文学大计，他本质上不可能掉以轻心。以他精打细算的犹太人天性，以他惨淡经营的审慎，他不会不在这个问题上锱铢必较。事实上，在尚未进入情感的喷射状态之际，他就己经向菲莉斯发出了这样一封堪称经典的信：

    我的生活在根本上无论现在或过去，历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所构成，而多半是失败的尝试。倘若我不写，我便等于是瘫在了地上，只有被清扫掉的份。我的力量小得可怜，假如我没有明显地察觉这一点，它自己也会显露出来。所以我在各方面萎缩，到处都得有所舍弃，旨在保持勉强够用的力量来服务于看来是我主要目标的事业。……有一次我给自己具体地开列了一份清单，列出我为写作牺牲了些什么，和为写作的缘故我被夺走了什么，换言之，只有这么解释，写作所遭受的损失才是可以忍受的。

    确实如此，像我这么瘦，而我是我认识的人中最瘦的（这是能表明一些问题的，因为我已经常出入疗养院），同样，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用于写作的，丝毫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存在一种更高的权势[力量]，它想要利用我，或正在利用着我，那么我将作为一种至少明显地被加工过的工具捏在它的手中；如果没有这么一种权势[力量]，那么我就什么都不是，会突然间被抛弃在一片可怕的空旷之中现在对你的思念丰富了我的生活，醒着时几乎没有一刻钟我不曾想过您。

    在许多个一刻钟内，我别的什么也不干，但即便这件事也与我的写作有所关连，只有写作的波浪左右着我。当然，在暗淡的写作时间内，我从来没有勇气向您求助。这是非常真实的坦白，同样真实的是：从那天晚上以来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的胸口有个洞，风儿无法控制地被吸入，穿过尽管我以前一直以为，正是在写作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您；但最近我却惊讶地发现，您同我的写作竟然有着亲如手足的关系。在我写下的一小段文章中，除了别的内容以外，显示出与您和您的来信有如下关系：……这些段落是我特别喜爱的，我把您放在里边，而您却没有感觉到，您也不必反抗……

    我的生活方式仅仅是为写作设置的，如果它发生变化，无非是为了尽可能更适合于写作而已。因为时间是短暂的，力量是弱小的，办公室是灾祸，住处是那么喧闹……

    显然，这封信的本质是绝对的真诚，它以卡夫卡内心世界特有的明澈惊人地表明了两人关系的本质模式。卡夫卡迫不及待地向菲莉斯摊了底牌，绝无歧义地表明了自己以文学为中心的人生态度，而且暗示菲莉斯，这就是他走近她的最终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卡夫卡不会意识不到这样一封信可能产生的破坏性。事实上，正是这封信再加上别的对话内容，让正在逐渐进入状态的菲莉斯感到“陌生和疏远”。她致信勃罗德询问究竟，而勃罗德自然发自衷心地为卡夫卡辩解：

    我只是恳求您，在一些事情上宽恕弗兰茨，他的深沉是病态的过分敏感。他也是一个人，想得到非得到不可的东西，万物之中的极限。他从不甘心妥协。比如：如果他感觉不能全神贯注地写作，他就可以一连数月只字不写（而将只写了一半的好作品停下来)……正如对文学一样，他在这方面也是全身投入。由此常常产生一种假象，好像他喜怒无常、神经过敏，如此等等。我十分了解他的性格，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这样过，而在选择实用物品时，他甚至很聪明、很灵法只是在竿年巧卒西方面，他很严肃认真……

    勃罗德一语中的。此时的菲莉斯正是卡夫卡心中“理想的东西”，是他“坐定后所产生的不可动摇的判断”，而绝非什么可这可那的“实用物品”。而这正是卡夫卡一上来就急于要亮出底牌的根本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卡夫卡也是心中有数，凭他超人的敏感，他知道菲莉斯最终会理解和接纳自己。12年后，卡夫卡临终，病床前，有人谈及这位往日的恋人，问卡夫卡是否爱她，当时己无法说话的他在便条上写下这样的评语：

    在她肯理解我的程度上是爱的，她在任何事情上都是那样。

    就此而言，卡夫卡的“严肃认真”与其说针对菲莉斯，不如说针对他自己。须知，此时的卡夫卡迫不及待地正要投入一场写作的战役。他知道这场战役生死攸关，然而父母家庭对他形成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10月上旬，家中又爆发了激烈的纠纷，他迫切需要为了心爱的文学而突围。就在这时，菲莉斯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而卡夫卡则以天才般的直觉和敏感出色地抓住了天赐的机遇。而且，支撑和激励他的绝不仅仅是尚待兑现的直觉（犹太人不会只相信空头支票般的直觉），同时也是他生命中正在成长的事实。

    事情的来龙去脉要追溯到9月15日。那天，卡夫卡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预感：

    9月20日，他发出致菲莉斯的第一封信。两天后，9月22日深夜，卡夫卡在父母家中那间屋子的灯光彻夜未灭。从晚上10点到凌晨6点，他一直埋首在写字台前，只是偶尔直一直酸痛的腰背。在凌晨的寒意中，脚冻得发僵，几乎无法从写字台下抽出来，然而他无法顾及。故事在他面前展开，宛如无边的大海，他在一片汪洋中前进，沉浸于极度的紧张和欢乐。一切居然都可以表达。一切构想，甚至连最为陌生的构想，似乎都有一片大火在前方等候着它们，等候着它们在火中消逝和再生。夜里两点，他最后看了一次表，决然地继续运思和奋笔。窗前黑暗的夜空渐渐变蓝。他听到一辆车驶过窗下的街道，听见两个男人在大桥上行走的声音。这时，家中早起的保姆正走过前厅，她当然不会知道，房间里的卡夫卡正在“一阵强烈的射精”的感觉中写下最后一个句子。

    这部作品就是后人眼中的传世名着《判决》。它是卡夫卡第一部体现大师级水平的作品，是他文学生命的历史性突破。

    这是一次漂亮的“三点一线”战役的结果：8月20日关于菲莉斯的判断，9月15日关于自己作为自传性作家的预感，以及9月20日的第一封情书。

    就此而言，接踵而来的情感喷射完全可以看做是这一突破所启动的结果，也可以看做是对与菲莉斯关系的深情回报。这样的说法似乎不会太过分，因为这部日后的世界名着开篇赫然写着这样一句题献：“献给菲莉斯·B·小姐的故事。”如果特别注意到这位“菲莉斯·B·小姐”是一位犹太人，并愿意视为隐喻或象征，那么，从这部传世之作，我们就能夕基本象征。

    2·《判决》与“犹太自传性”：卡夫卡作品的基本象征及复调意义

    小说《判决》从一个明媚春日的上午开头。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正在给几年前赴俄国彼得堡经商的朋友写信，告诉他已经订婚的消息。发信之前，他来到父亲阴暗的房间，父亲老迈而有病，他觉得有责任先告诉父亲自己给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也算是对父亲的尊重。然而父亲却话中有话地反问他难道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接下来，在双方语言游戏般的对话中，格奥尔格出于孝敬之心把父亲扶到床上掩盖好被子，父亲则一语双关地冒出一句你把我掩盖(蒙蔽)得很好吧！”接着便爆发出内心对儿子的巨大敌意、愤怒和否定。原来，父亲私下一直在与儿子的这位朋友通信，而且早己成为知己，朋友早已知道格奥尔格的一切。格奥尔格愕然不知所措之际，父亲讲出了内心的根本看法你打定主意之前，犹豫的时间可真不短啊！先得等你母亲死了，不让她经历你的大喜日子你的朋友在俄国快要完了，早在三年前他就已经十分潦倒；至于我呢，也到了你现在眼见的这副样子。你不是有眼无珠，我是怎么个状况你是看得见的嘛！”

    格奥尔格不满地抗议父亲一直在监视自己，父亲则大声判决他投河自杀。儿子茫然应声冲出家门，向河边跑去，像饥饿至极的人紧紧抓住桥栏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说完就应着正从桥上驶过的一长串车声，松手落入水中。

    整个小说充满了荒诞的气氛，按常识不可理喻。然而，小说的艺术魅力被公认扣人心弦。1913年2月11曰，

    卡夫卡向朋友韦尔奇和妹妹奥特拉朗读了这篇小说，前者表示完全被作品中的形象所征服，后者则认为写的就是家中的事情。卡夫卡承认：

    “这部小说从我身上诞生出来，就像一次真正的分娩，覆盖着污秽和黏液，只有我拥有能触及那躯体的手以及实现这欲望的力量。”他还承认，

    在格奥尔格和他、格奥尔格的未婚妻和菲莉斯之间，存在着暗合。这似乎说明跟他不久前的重大预感一致，是一篇“自传性”的小说。

    然而，如果仅仅就事论事理解“自传性”的含义，那就太低估作者的良苦用心了。卡夫卡指出，小说的主题完全越出了家庭的范畴，他认为妹妹奥特拉对小说氛围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他对这一误解感到“震惊”。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判决》只是一部反映普遍父子冲突的小说，仅仅是对于所谓“俄狄浦斯情结”的探索。甚至，即便我们把这部小说置于生存论（存在主义）哲学经典作品的高度，也是对其意义的一种低估。

    按卡夫卡自己的说法，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是那位远在俄罗斯彼得堡的朋友：

    这位朋友是联系父亲和儿子的纽带，他是这对父子之间压倒一切的共性·故事开头，格奥尔格独自坐在窗前，舒适地享受、玩味着他意识中以为与父亲所共有的东西，相信父亲就在自己身上，因而得以静静地沉浸于那些转瞬即逝的、略带些悲哀意味的思绪。随着故事的进展，父亲利用朋友这个共性纽带脱颖而出，成为格奥尔格的对立面。父亲的权力地位不断增强，儿子则不断遭受削弱，渐渐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爱、对母亲的奉献与忠诚、他开辟的业务等等，都被父亲优先占有或夺走。至于那位未来的新娘，她在故事中的存在依赖于那位远在俄国的朋友，也就是说，她作为父子之间的一种联系，很容易被父亲切断，因为婚姻尚未成为事实，因而她无法突破父子周围的血缘。最终，父亲成为共性纽带的中心，而格奥尔格则成为与父亲异己的存在，这是一种被隔离的存在，从未得到充分的保护，而且被暴露于俄国革命之前，他只能作为这样一种存在来感受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共性纽带。格奥尔格就这样失去了一切，只剩下对父亲的意识，正因为如此，父亲的判决（这一判决完全断绝了他与父亲的关系）才对他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效果。

    卡夫卡讲得十分明确。不过，为了更透彻地理解，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卡夫卡要提到俄国革命呢？小说告诉我们，格奥尔格在扶父亲上床的时候提醒父亲，朋友上次回国讲了他在俄国的遭遇：

    他当时谈了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譬如有一次，他为了营业上的事来到基辅，遇上群众骚动，他看到一个教士站在阳台上，往自己的手心里刻了一个粗粗的血淋淋的十字，还举起手来，向人群呼唤。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犹太人悲惨的历史生存背景，以及其中基督教教士所起的作用，就会一下子明白卡夫卡关于俄国革命的象征意义了。事实上，1911年，即卡夫卡写作《判决》前不久，就在基辅发生了一场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严重骚乱，史称“巴依里斯事件”。在中，当父亲突然向扶他到床上睡觉的儿子发起攻击时，儿子望着父亲骇人的模样，身不由己地想到了远方的朋友这位朋友的景况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打动过格奥尔格。他看见他落魄在辽阔的俄罗斯。他看见他站在被抢劫一空的商店门前。他正站在破损的货架、捣碎的货品和坍塌的煤气管中间。他为什么非要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呢？”

    就这样，远方那位朋友成为犹太人命运的象征，而他在格奥尔格和其父亲之伺的意义也一下子变得无比清晰：他象征着连接父子二人的犹太之根。随着这一点的掲示，整部小说的意义豁然澄明，作为一个令人柔肠寸断的巨大悲剧轰然呈现在我们眼前：那就是犹太人的异化。在血肉模糊的父子之间，最终除了共同拥有着犹太人的身份，一切荡然无存，只剩下格奥尔格内心那点无比可怜弱小的犹太之爱，它与父亲所代表的整个世界格格不入，并通过父亲的判决而与格舆尔格一道化为乌有！

    这就是《判决》一书震撼灵魂的感染力和根本意义之所在。在本书第一章我们看到，犹太大思想家马丁·布伯坚持，如果犹太人想要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就必须首先成为人，而且是“以犹太人的方式成为人”。无论是否出于自觉，卡夫卡事实上走了马丁·布伯的路线。他在探讨人的命运，然而作为犹太人，他首先是在探讨犹太人的命运。这命运化作他的肉身，最后又变成他笔下的文字。卡夫卡被自己的《判决》深深地击中灵魂深处的民族的隐痛。他作为一位“不知激情为何物”的人，一生几乎没有哭过，以至别人的哭对他而言完全是某种无法理喻的、陌生的现象，然而，在写作《判决》的过程中他哭了，而且哭得十分剧烈：“我坐在靠背沙发椅子里颤抖，紧接着两次，我担心自己无法控制抽泣声会把隔壁的父母吵醒。这是在夜里，原因是我的除开上述基本的象征意义，《判决》当然也包含着众多其他不同层次的意义。略作小计，我们可以将这些不同层次的意义列举如下：第一，对自身与父亲具体冲突的再现，对作为个体的自身命运之概括。

    第二，对父子冲突这一永恒主题的生存(存在主义)论哲学探讨。第三，对“人性法庭”和“谁审判谁”问题的人性论探讨。

    第四，对人际关系中权力问题的研究。

    第五，对现代社会异化问题的探讨。

    第六，对“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心理学课题的文学探索。

    第七，就自身存在(处境和观念)而向菲莉斯所作的一个交代。第八，对当前处境（与菲莉斯的关系及其可能发展的方向）的文学描述。

    第九，勃罗德提供的一种意义，至于《判决》中那个（赴）俄国的朋友的形象，也有着演员洛维的某些特征，这是十分明显的。”第十，卡夫卡自己提供的一种说法：“我在描写这样朋友的过程中始终想着斯托尔(Steuer)。”

    第十一，福楼拜式的纯粹文学形式表达。

    在上述意义之外也许还存在其他意义，然而，无论怎样，所有这些意义都包含在犹太人的命运之内，由此形成《判决》一书的两大特征：复调性和统一性。至少对于卡夫卡，《判决》就像真实的生命那样含义丰富，无法还原为单一的层面。它就是犹太人血肉模糊的存在象征。正因为如此，卡夫卡才在讨论这部作品时用了令人发瘆的形容，把它的诞生说成是一次真实的分娩，覆盖着污秽和黏液。“只有以这种方式，只有在这样一种联系中，在这样一种肉体和灵魂的彻底敞开状态，写作对子我才有可能。

    应该说，《判决》的确是卡夫卡精神生命的痛苦分娩。

    “多年孵化后的一朝成形。往后我们会看到，卡夫卡所有的作品都具有与《判决》类似的复调性质。例如，在《审判》、《乡村医生》、《猎人格拉胡斯》、《地洞》、《城堡》、《饥饿艺术家》、《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等传世之作中，不同层次的意义常常会重叠出现。他的作品中都有自己当前生存状态的影子，重大人生、人性、异化、权力或社会历史问题的探讨，心理学探讨，对自身生命发展趋势的预感，当前恋爱关系，等等，而作品中的主要女性，一般都与他当时的恋人相关，并且象征地反映他与她们之间的关系。然而，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所有作品中压倒一切的意义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他第46条箴言所谓的“sein”，即“他的-生存”，或者说“犹太人的-生存”；此外就是福楼拜式的纯粹文学形式的探索。

    《判决》不仅象征着卡夫卡首次的文学突破，也是理解卡夫卡一切作品的钥匙据此，卡夫卡在1912年9月15日日记中所谓“独特的自传作家”的自我论断，绝非仅限于其个体意义，事实上，他在某种程度上自觉充当了犹太民族精神代言人，他所谓的“自传”，绝非仅限于描述一己的个体生命，而是凭借独特的“卡夫卡式”的“隐语写作”，为犹太民族的集体命运立言。这是本书关于卡夫卡生命与作品本质的全新结论。

    3·《变形记》：异化疆梦的真相

    然而，不幸的是，《判决》也是卡夫卡自身生命的象征。卡夫卡的生命就是这样，被某种锱铢必较的犹太神秘天性所精确安排，他身上所有的生命组成，无一不象征在自然选择规律作用下千百万年进化的结果，具有丰富的“多功能性”，或者说复调性。另一方面，他身上所有的生命组成，就像他那身高一米八二但体重却常常不足六十公斤的身材，没有一点多余的奢侈之物，全然是维系生命的必需品。正如刚才的特征所示，《判决》的丰富含义之一是：它既是对卡夫卡此前生命的总结，也是对他进一步生命轨迹的暗示。单从《判决》这部作品，我们就大概能体察到卡夫卡生命中可能的不幸。

    《判决》的突破显然让卡夫卡大受鼓舞。两天后，他着手重写年初完成的长篇小说《美国》（另译《失踪者》），但同时又不得不把对于父母家庭的责任承担起来。眼下已是10月上旬，距年底不远了，在支撑着整个家庭的父母心中，生存问题压倒一切。于是，家中再度爆发关于工厂事务的纠纷，这次连奥特拉也站在父母一边反对卡夫卡。卡夫卡致信勃罗德，详述自己的痛苦，他说，如果不是考虑到他目前正处写《美国》时大布拉格景观。卡夫卡一家住在尼克拉斯大街96号，从1907年到1913年，卡夫卡的《判决》、《搜形记》等都是在这里写出的。

    于创作的关键时期，他恐怕早就自杀了，现在他不得不活在“得到满足的父母面前，活动在我的小说的内核之中，并生活在其中”。这显然是一封求救信。勃罗德立即致信卡夫卡的母亲，告知情况的紧急，母亲随即回信勃罗德我刚收到您的来信，您从我颤抖的字迹上看得出来，我和您一样激动。为了使我所有的孩子都幸福，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他们，而在此我却束手无策了。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母亲向因心血管系统疾病而不能激动的父亲撒了一个谎，让他相信卡夫卡每天都去了工厂，暗地里却另找人代替卡夫卡的角色。

    这一切都发生在卡夫卡致菲莉斯的第一封信之后，它们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卡夫卡走向菲莉斯的步子，导致他于10月13日焦急地发出第三封信，询问没有得到菲莉斯第二封回信的原因。后者复信后，他立即热情陡增，加之母亲和勃罗德分别致信菲莉斯，也帮助促进了两人关系的进展。勃罗德的两封信对菲莉斯一定产生了某种效果，特别是第二封，对理解卡夫卡眼下的处境颇有参考意义：

    弗兰茨的母亲很爱他，但她一点也不了解她儿子和他的需要。文学是“浪费时间”！我的天！好像文学要吃了我们。但我们很愿意牺牲自己，我和卡夫卡夫人经常意见相左。没有理解，爱再多也没用。……弗兰茨经过多年的尝试，终于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食物——素食。多年来，他一直犯胃病。现在他前所未有地健康和精神饱满。当然，他父母用空洞的爱来逼他吃肉，让他旧病复发，还让他把睡眠时间分开。他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睡觉方式，可以睡觉，在无聊的办公室工作和搞文艺创作。但他父亲……我不得不生气。谢天谢地！弗兰茨艮掘强，坚持对他有利的东西。他父母不愿意看到，对像弗兰茨这样不同寻常的人需要创造不同寻常的条件，不使他的智慧枯竭。最近我不得不就此给卡夫卡夫人写了长达八页的信。他父母要弗兰茨每天下午去工厂。为此，弗兰茨决心自杀并已给我写了告别信。在这关键时刻，我通过全面干预成功地从“爱子心切”的父母手中救出了弗兰茨。

    父母既然这样爱他，为什么不给他三万盾，就像给女儿的嫁妆一样，好让他辞职，去海边任何一个地方写书，写上帝让他写的书？弗兰茨只要一天达不到这一点，就一天感觉不到完美的幸福。因为他的整个身体要求过一个祥和的、醉心于文学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今天的条件下，他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较为艰难，但带有幸福的闪光点。这样，您也能更好地理解他的烦躁不。

    目前正在出版卡夫卡一本出色的书。也许他从此吉星高照，可以开始他的文学创造生活。他也在写一部大部头小说，已写到第七章，我希望他取得成功。

    布拉格一柏林，柏林一布拉格除中途卡夫卡赴柏林和菲莉斯晤面一次外，双方通过鸿雁往返保持联系。总的说来，两地书曰渐频繁，双方在磨合。由于菲莉斯的信未能保留下来，加之这一时期卡夫卡日记一片空白，后人只能从他致菲莉斯的信中推测大概的情况。卡夫卡一边通过情书无休无止地与菲莉斯对话，一边写作，其间穿插着勃罗德和卡夫卡母亲几次重要的调停。《美国》第二稿坚持了一段时间，不久便中止，动手写《变形记》。

    30岁，写《美国》时的卡夫卡。

    1912年U月3日亲爱的菲莉斯小姐，今天这个美好却十分短暂的星期天您是如何度过的？如果一个人想另一个人，就会打扰他的话，那您在半夜三更一定会被惊醒……就此搁笔吧！拖拉的邮局，您的信或许已经在布拉格放了一天了，就是不给我！……现在已过午夜时分，真的，我只把校对搞完了，没有睡觉，也没有为我自己写东西。现在开始写是太晚了，何况我还没有合过眼。”

    11月6日：“人们当着我的面在撕碎着您呢！您不要和太多的人交往，这也没必要，好吗？”

    11月11日最亲爱的菲莉斯小姐：这么说我并没有失去您。我原以为多半失去您了。您那封信吓坏了我，您在那封信中谈到我的一封信，您说它让您感到陌生和疏远。……我不知道该给您写什么，上周末的两封信人为地让事情走向结朿，我确实以为一切都完了……

    我现在处于这样的心境，无论您是否愿意，都要拜倒在您脚下，把自己全部交给您。……我打算从现在起只给您写短信……这部分是因为我要把全部精力用于写小说[《美国》]，它最终也属于您；更重要的是，它能告诉您我内心对您的感情，比最长的生命中所有最的信还要清楚……”

    11月14曰：“最亲爱的，最亲爱的！既然世界上这么多的美意，人就不必害怕，也不必焦虑。您的信到达了……”

    11月15日亲爱的鲍威尔小姐：我刚从区政府办公室回来。路相当长，要穿过莫尔道河，在远处的河对岸。我慢慢走着去又走着回来。我认定今天不会有您的信了。……由于各种原因我近两天心情有些黯然和沉重……再见，请继续保持友好。”

    11月17日：“但今天无论如何应该有信了。……我觉得，昨天夜里写的小说《变形记》愈来愈差，我的灵感己经到了最低点……”

    11月17-18日夜我最亲爱的，现在是夜里1点半，昨天提到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完成……”

    11月20~21日夜亲爱的，我最亲爱的，已是夜里1点半了·我上午的信伤害你了吗·我怎么知道你与亲戚和熟人有应酬你折磨我，我又用指责来回复你。亲爱的，请你宽恕！送我一枝玫瑰表示你已宽恕我。……生活是多么困难和艰苦。怎么能用由文字组成的信来留住一个人呢？要留住人需要用手抓。我手里抓着你的手。我生活中需要你的手。你的手我仅三次有幸握住，一次是我进房间的时候，第二次是你向我保证去巴勒斯坦旅行，第三次是我这个傻瓜送你上电梯。”

    11月21日亲爱的，可怜的孩子！你有一个可怜的和特别令人不愉快的情人。他只要两天收不到你的信，就会不假思索地用文字来发泄一气，而且不明白这样做会伤害你。当然事后他很后悔。你不必担心，他给你带来的任何不安都会受到报应的……”

    11月23日：“亲爱的，我的上帝，我是多么爱你啊！现在已夜深人静。我放下了我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幵始悄悄地生长成一个长篇故事了。……我想给你念。这太好了。一边念，一边不得不拉着你的手，因为故事情节有些可怕。故事叫《变形记》，可能让你吓一跳。

    11月24日亲爱的，这是一个多么恶心的故事。我现在再一次放下它来，以便再在对你的思念中振作起来。这个故事已写了一半了。总的来说，我对它不是不满意，但它太恶心了。你看，这两种想法共存一颗心。你不必太伤心，因为谁知道，我写得越多，越解放自己，可能对你就越纯洁，越高尚。当然，我内心肯定还有许多东西要说，几个夜晚都不算长。”

    11月26日菲莉斯，我向你宣告：你将收到一封我过去写的信，你可能刚看两三句就会把它撕了。菲莉斯，现在是撕的时候了，也是我不该写这封信的时候。但我已经写了并已寄出，你读到这封己是不可避免了。……再见，亲爱的！在第一页提到的[撕信的]危险，我们最好不要动它，直到我们真的说上第一句话，而不仅仅是写信的时候。难道你不也是这样认为吗？我求你不要把今天的信当做倒退。这是新的开端，只不过受我的信干扰变得黯淡一些。”

    12月1日：“亲爱的菲莉斯：在结束与我的小故事的斗争后……我无论如何要向你说声晚安……亲爱的，我很吃惊自己是多么依恋你。这是我的罪过……但又摆脱不了。如果我在你身边，恐怕会永远不让你孤独——但我又会要求一个人待着——我们俩将会很痛苦，但这是幸福，是用痛苦也买不回来的幸福。”

    12月5~6日：“哭吧，亲爱的，哭吧，现在是哭的时候！我的小故事的主人公不久前刚刚死去。如果你需要安慰，那告诉你，他是在平静之中，在与众人和解之后死去的。故事本身并没有完全结束，但我现在对故事已没有兴趣，所以把结尾放到明天再写。”

    12月6-7日亲爱的，听着，我的小故事已经完成……”

    正如卡夫卡所说，《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恶心的故事，讲的是年轻的产品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噩梦般地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存在的焦虑、异化、悖谬、荒诞和分裂就这样一下子全部突显出来：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血肉模糊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存压力。父母和妹妹对他寄托着无限的期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眼下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公司经理也抱以厚望，由此形成的极度心理压力和生理疲劳导致了格里高尔的变形，并由此展开一幅伦理学和人类学的逼人画卷。

    就从这天早晨，格里高尔被生活撕碎。上班时间早过了，不仅亲人感到奇怪，就连公司经理也亲自登门催促来了。格里高尔·萨姆沙拼命克服了巨大甲虫的种种不便，打开自己房间的房门，经理吓得“哦”一声一溜烟不见踪影，母亲当场晕厥。父亲呢？“他父亲紧握拳头，一副恶狠狠的样子，仿佛要把格里高尔打回房间里去，接着他又犹豫不定地向起坐室扫了一眼，然后把双手遮住眼睛，哭泣起来，连他那宽阔的胸膛都在起伏不定。”接下来只能是一个噩梦般的慢性死亡过程。不用说，格里高尔越来越成为全家无法承受的心理负担和实际负担。未出嫁的妹妹一开始还能给他一点温情和关怀，但三个月之后，连妹妹也对他完全失去信心：

    “他一定得走，”格里高尔的妹妹喊道，“这是唯一的办法，父亲。你们一定要抛开这个念头，认为这就是格里高尔。我们好久以来都这样相信，这就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这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如果这是格里高尔，他早就会明白人是不能跟这样的动物在一起生活的，他就会自动地走开。”

    现在是妹妹代替父亲作为“生活的代表”讲出了关于异化的真理：如果要想作为人，那就必须跟“生活世界”里所有的人一样活着。

    一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了人群，背离了“生活世界”的通行规则，他就失去了生存的资格。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生活世界”的通行规则无法兼容人性中自然、纯真、美好的成分，由此就导致了所谓“人性的失落”，形成异化现象。从生存论精神分析的角度也可以更极端地认为，人的恐惧和欲望驱使人不惜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包括异化——而保持与人群的联系，这就意味着人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异化。

    真是辛辣的讽刺，我们也可以把“异化”反其道而用之。我们也可以说，那些出于不同原因无法遵守通行规则的不幸个体，他们从人群中“异化”出去了，正如此时此刻的格里高尔，妹妹代表生活把他锁进他自己的房间。“现在又该怎么办呢？”自言自语之际，他在一片黑暗中发现自己的确已经无法动弹了。父亲那天用来打他的那只烂苹果嵌在背上，周围都已发炎，还蒙上了灰尘，他早就不太难过了。

    他怀着温柔与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他陷在这样空虚而安谧的沉思中，一直到钟楼上打响了半夜三点从窗外的世界透进来的第一道光线又一次地唤醒了他的知觉接着他的头无力地颓然垂下，他的鼻孔也呼出了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

    谁异化谁没异化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格里高尔死了。被折腾坏了的亲人们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乘电车出游，舒服地靠在座椅上谈起了未来，都发现生活原来还蛮不错。妹妹的心情也越来越快活，以至父母突然发现，她虽然几个月来经历忧患而脸色苍白，

    但已出落成身材丰满的美丽少女了。

    他们变得沉默起来，而且不自觉地交换了个互相会意的眼光，他们心里打定主意，快该给她找个好女婿了。仿佛要证实他们新的梦想和美好的打算似的，在旅途终结的时候，他们的女儿第一个跳起来，舒展了几下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

    《变形记》里的妹妹作好了准备就要通过婚姻全面进入“生活世界”，通过以婚姻为代表的伦理-人际关系的网络实现自己的存在。而现实生活中的卡夫卡呢？

    （第二节）婚姻综合症首次发作始末

    1·婚恋问题中的哈姆雷特

    还在写作《变形记》的过程中，卡夫卡某一天一下子收到菲莉斯两封信。“两封信！两封信！哪个星期能让我收到两封信！”兴奋之余，他向菲莉斯谈起自己“开夜车”的事，并专门引用了中国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诗德夜》：“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在此后的情书中，他又三番五次谈及这首诗的意境，无意中透露出某种东方文人情结。他向菲莉斯谈起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其场景与中国文人胡适的理想几乎一模一样：

    我经常想，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即带着我的书写工具和台灯住在一个大大的、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间。有人给我送饭，饭只需放在距我房间很远的地窖最外层的门边。我身着睡衣，穿过一道道地窖拱顶去取饭的过程就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回到桌边，慢慢地边想边吃，之后又立即开始写作。那时我将会写出些什么来！

    不知卡夫卡想过没有，菲莉斯怎么办？她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到底是东方文化中的“美人”还是西方文化中的未婚妻？菲莉斯后来果然为此兴师问罪，两人围绕这首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菲莉斯认为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澄清，卡夫卡则竭力辩解，认为这首诗所引出的问题并非像菲莉斯所说的那么可怕。

    应该说，菲莉斯的生活立场的确没有错。因为，作为一位正统西方文化所培育的女子，她需要的是婚姻。无论在犹太教背景上还是基督教背景上，西方文化都强调婚姻的神圣性。上帝造人，而人则应该努力活得像上帝要求的样子。一首诗本身并不重要，然而在与卡夫卡交往的过程中，她发现这首诗的确反映了卡夫卡内心独特的文学情结，它与正统的西方文化相去甚远。无论卡夫卡无限依恋的深情表达多么具有诱惑力，她都不会轻率地把自己交给这样一个人，除非他作出根本的调整。整个1913年的上半年就在双方的对话中过去了。除了连篇累牍的情书，卡夫卡几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日记也几乎完全停止。渐渐地，卡夫卡有些沉不住气了。刚好就在这时，因为父亲过度劳累，母亲陪他前往弗兰岑温泉疗养，恰逢妹妹奥特拉又生病卧床，卡夫卡被迫承担起照管家中业务的责任。“生活世界”中严峻的形势令他终于提笔向菲莉斯求婚，这封信从6月10日写到16日，可见他内心斗争之激烈。

    菲莉斯没有给他肯定的答复。因为卡夫卡在这封求婚信中居然请菲莉斯慎重考虑：这位向他求婚的男子是“一个疾病缠身、虚弱、孤独、少言寡语、伤感、僵化、几乎没有希望的男人，这个男人的唯一优点或许在于，他是爱你的”。对于菲莉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卡夫卡在这封信中还希望菲莉斯作好心理准备，因为他是一个“完全丧失人际交往能力的人”。他还在接下来的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此点，声明自己连最亲密的朋友和父母的家庭也无法忍受，对人群、对性生活充满恐惧，等等，完全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母亲]只从这儿听说我想结婚。其他的她一概不知，因为从我这儿是一个字也弄不出来的我跟谁都不能说，与我父母尤其不能我虽由他们所生，但他们的样子却仿佛能引起我的恐惧。昨天在昏暗中，我们大家——父母、妹妹们和我偶然被迫在一条肮脏的乡间小路步行了一个小时。母亲虽然费了好大劲儿，还是显得很笨拙，把靴子、肯定还有袜子和裙子都弄脏但她自己却想象着没有料想的那么脏。回到家后……她要我看她的靴子，说它们其实根本不那么脏请想念我，但我却根本无法朝下看，只是由于反感，而且或许不是对于肮脏[相反是对母亲]的反感相反，昨天整个下午，我对父亲产生了些许好感，或者说对他赞赏，他能够忍受这一切，即母亲、我以及妹妹在乡下的家庭。那里的别墅杂乱无章，棉花在盘子边，床上所有的东西都恶心地搅在一起。一张床上躺着二妹，因为她嗓子有点发炎。她丈夫坐在她身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她为“我的金子”、“我的一切小男子在房间中央，当别人跟他玩耍的时候，他忍不住就在地上大便，两个女仆挤过来收拾，母亲忙来忙去面包上的鹅肝油不停地顺着手指往下滴。我在作解释，是么？我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从事实中而不是从自身去寻找原因，于是陷入完全错误之中。整个场面令人讨厌的程度比我在这儿和以前描写的少一千倍，但我对这一切的反感却比所能描述的强烈一千倍。

    婚，她就相当于自甘沦落为后者的救命稻草，成为他通向世界的“绳索”或“窗口”。而卡夫卡这方面呢？可以设想，如果有可能不要“绳索”或“窗口”而生存，他必定会选择这样一种逃离一切的生活方式，只是恐怕他的无意识完全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与菲莉斯的对话中，在菲莉斯的等待和观望中，在“生活世界”的夹击中，卡夫卡又进入新一轮的焦虑时期，并写下他那段着名的日记我头脑中有着庞大的世界，但如何解放我自己并解放它，而又不撕成碎片呢？宁愿上千次地撕成碎片，也不能将它阻拦或埋葬在我体内，这是我在这世上生存的目的，我完全清楚这一点。”这句名言是一面双面镜，它绝妙地反映出卡夫卡内心最大的挣扎：结婚还是不结婚？这是一个问题！他骨子里的“婚姻综合症”第一次大爆发。在写下一封又一封火热情书的同时，他的日记又开始格外怨毒起来，一个真实的、悖谬的、自我啃啮的、悬而未决的现代哈姆雷特又在日记中活跃起来。

    7月日宁愿要一种不计后果、不顾一切的孤独，自己面对自己。”

    7月2日：“我也许永远不会与一个和我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了一年之久的姑娘结婚。”

    7月3日：“通过结婚拓宽和提高生存能力。这是说教箴言，但我几乎早就知道它的意义。”

    7月21日：不要绝望，即便对于你不绝望这一事实，也不要绝望。当一切似乎就要完结，新的力量便会应运而来，而正是这一点意味着，你还活着；如果它们不来，那么一切就此完结，一了百了……总结了所有支持和反对我自己结婚的论点：

    1·无力独自承受生活，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生活的能力……但我无力独自承受：我自己生活中猝然的风雨，我自己人格的需要，时间和衰老的打击，朦胧的写作冲动，失眠，濒临疯狂的状态——我无力独自承受这一切·我自然会加上“或许”一词。与F·[菲莉斯]的结合会给我的生存更多的力量，使之坚持下去。

    2·一切事情直令我踌躇不已。幽默小报上那些笑话，我头脑中关于福楼拜和格里尔帕策的回忆，父母床上为过夜而准备的睡衣，马克斯[勃罗德]的婚姻。昨天妹妹说：“所有结了婚的人(就我们所知)都很幸福，这事儿我真不明白！”这话也让我踌躇，我又害怕起来。

    3·我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单独生活，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单独生活的结果。

    4·我讨厌与文学无关的一切事情，交谈（即便与文学有关）

    令我厌烦，串门拜访令我厌烦，亲戚的苦乐令我厌烦得要死，交谈使我的一切思考失去重要性和严肃性，使它们不再真实·

    5·对结合的恐惧，对失落于对方的恐惧。以后，我再不能单独生活了。

    6·在妹妹们面前的我和与他人相处的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在过去尤其如此。无所畏惧，坦率直爽，强大有力，让人惊讶，富于感情——此外只有在我写作时才是这样。要是通过我妻子能在任何人面前都表现为这样一个人，那该多好！然而，那是否要以放弃写作为代价？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7·如果单独生活，有朝一日我真有可能摆脱我的职业[而专事写作]。要是结了婚，那绝无可能。

    7月23日：“和菲莉斯在罗斯托克。女人们爆炸的性欲。她们自然的不纯洁性。”

    8月13日也许一切都完了，我昨天的信也许是最后一封了。

    这肯定会是最好的结果。……一年来我们哭泣，我们折磨自己，已经够了。”

    8月14日：“发生了相反的事情。收到了三封信。最后一封信我无法抵御。我尽我的能力爱着她，然而，在恐惧和自责中，爱被窒息了，被埋葬了……对于两情相依的幸福，性交是一种惩罚。要让我有可能承受婚姻，那只能尽可能过禁欲生活，比单身汉还要禁欲。可是她呢？”

    8月15日：“在床上痛苦转侧直到凌晨。看到了唯一的出路，那就是跳出窗外……”

    1913年，在维也纳普拉特游乐场。

    在这种心情中，他与关心他婚事的母亲发生了口角。他认为关心他婚事的舅舅全然不理解他，是一个陌生人。母亲伤心地反问他：“那么谁也不理解你，我想我对于你也是陌生人，你父亲也是。我们都不是为你好。”卡夫卡回答：“当然，你们对于我全是陌生人，我们不过只有血缘关系，而这血缘关系绝不说明什么问题。”虽然他承认母亲并非不为他好，但他似乎真想要六亲不认了我将心如古井，与所有的人隔绝与所有的人为敌，不同任何人讲话。”

    然而，让人永远搞不明白的是，就在8月15日这同一天，卡夫卡在日记中却表达了对于结婚的信念：

    通过这一点和通过一些其他的自我观察，我被引往这样的看法中去了，在我的变得越来越明显的坚定性和深信不移之中存在着不少可能性，那就是不管一切而能在婚姻中生存，而且这婚姻甚至会导向一种对我的情绪大有裨益的发展。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信念，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已经在窗棱上抓住了这个信今大概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卡夫卡于这一天向菲莉斯的父亲寄去了一封信，正式向菲莉斯求婚。8月18日，在一次长时间的散步中，卡夫卡告诉勃罗德他已向菲莉斯求婚的消息，并透露了内心真实的想法。勃罗德在当天的日记里作了记载，使我们得以对事情的真相有所了解：

    弗兰茨谈他的婚姻。他求婚了。[他认为是]他的不幸。不成功便成仁。他的依据是完全通过感觉提出的，不加剖析，也不存在剖析的可能性和需求。……他谈到拉德柯维奇，那里的婚后妇女性欲爆炸，在孩子们面前，也在怀着胎儿时，笼革着一切。

    ——他建议彻底与世界隔绝。

    从本质上说，卡夫卡的确把婚姻当做了维系自身存在的“绳索”和“窗口”。

    2·克尔恺郭尔和“婚约杀手”

    不管如何被动，决心是下了。然而，就在卡夫卡渴盼柏林回信的时候，在发出求婚信的第六天，他与一个心仪已久的人发生了一次重要的遭遇。这场遭遇帮助他结束了眼下这场“结婚还是不结婚”的尴尬处境。这位对他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人就是克尔恺郭尔。当时，在被历史埋没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位天才思想家正在被人们重新发曰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没猜错，除开一些基本的差异，我们两人的情况十分相似，至少他跟我站在世界的同一边。他像朋友一样为我作了证明。

    克尔恺郭尔是谁？他是生存论-精神分析-宗教神学三位一体的大师，一位无上虔诚的基督徒，一名追求信仰之无限境界的骑士，同时也是一位可怕的婚姻杀手。克尔恺郭尔认为人有三种生存状态：美学的状态、伦理的状态、（宗教)信仰的状态。而婚姻正好是伦理状态的典范，是伦理-人际关系的集中体现，是普遍的生存依据，是“生活世界”的代表。正因为如此，婚姻就成为一个根本的羁绊，阻碍一个人在信仰方向上的发展。克尔恺郭尔论证说，婚姻所代表的“生活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让人身不由己拼命想要挤入人群。正因为如此，整个世界才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实利主义者，表面上四平八稳、循规蹈矩，骨子里却庸俗琐碎、空虚盲目，暗地里投机钻营、无恶不作。这是人格的谎言，也是人格的牢狱。包括婚姻在内的种种伦理-人际关系维系着这一谎言和牢狱。由于它的存在，人性中仅存的良知遭受严重的压抑、扭曲、异化，人的个性、主体性、想象力、信仰等内在激情普遍地贫乏，人类作为整体因而一步步走向暗夜，坠入“非在”的深渊。

    克尔恺郭尔如是说，也如是生存。他把精神的纯粹和灵魂的真诚看得至高无上。他认为，如果真正想要做一个人，那就首先必须粉碎人格的谎言，冲决人格的牢狱，弃绝用以支撑日常生活的种种巧言令色，从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中脱颖而出，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扔掉所有“借来的文化衣着”，赤身裸体挺立于生活的风暴之中，向无限的可能性敞开自己。

    我们不知道卡夫卡此前是否接触或研究过克尔恺郭尔，然而，不管怎样，就在他生命的关键时刻，他遭遇了内心渴望的对象。从勃罗德的日记可知，卡夫卡当时立即对克尔恺郭尔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就在他得到克尔恺郭尔作品选集后两天，两位朋友在莫尔道河上聚会，其间正好讨论了关于“集体感”或者说“人群”的问题：

    下午同卡夫卡一起。游泳、划船。关于集体感的谈话，卡夫卡说，他没有这类感觉，因为他的力量只够用于自己。船上的辩论。

    我在这一点上的转变。他给我看基克加德[克尔恺郭尔]、看贝多芬的书信。

    后面将看到，随着岁月和生活的展开，卡夫卡会越来越与克尔恺郭尔纠缠不清，以至最后发现后者与他天然具有着“精神邻居”的关系，甚至会认为他在这方面比克尔恺郭尔走得更远。就眼下而言，首先在关于婚姻作为“生活世界”的代表这一点上，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就互为知音。两者都强烈恐惧和反叛伦理的人生，尤其恐惧和反叛婚姻的伦理，而且并非偶然的是，两者都对作为象征的订婚仪式恐惧和反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都试图冲决或逃避那无所不在的伦理-人际关系，差别只在于两者逃离的方向相反，逃离的决心也不同。克尔恺郭尔义无反顾，以“绝望的一跃”的完美姿态走向信仰卡夫卡则远不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一如既往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在拼命朝着“美学”(文学）的方向挣扎，并为此压抑了心灵深处的犹太信仰之根性。将来有一天，卡夫卡最终也会走向信仰，而且其中必然也存在着克尔恺郭尔影响的因素，但那是后就在8月21日与克尔恺郭尔发生历史性遭遇的当天，紧接着上述曰记之后，卡夫卡草拟了致菲莉斯父亲的第二封信，向后者说明自己对文学情有独钟，希望收回上一封信中的求婚请求。然而，信未寄出，菲莉斯父亲的回信就先已到达，同意他向菲莉斯的求婚。卡夫卡没有直接回信，而是向菲莉斯去了一封信，希望她转交她父亲。菲莉斯请卡夫卡改变一下信中的若干提法，卡夫卡则援引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福楼拜等人的事迹，表明他无法改变。

    正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中，9月，利用一次赴维也纳出差之便，他在工作结束后取道意大利旅游观光。在他情有独钟的里瓦，他按自己的老习惯住进一所疗养院。在那里，跟八年前在楚克曼特尔疗养院一样，他与一位出生于瑞士、生活于意大利的基督教姑娘发生了艳遇。跟八年前一样，这次艳遇也使他感到深深的满足，并在曰后以一篇重要的小说《猎人格拉胡斯》为之纪念。在伦理-人际关系之外的这两次浪漫爱情，成为卡夫卡人生的重要内容，正如后来他对勃罗德所说我基本上同女性没有过深厚的感情，只有两次例外。”而这后一次例外尤其令他刻骨铭心，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略见端倪所发生的一切都在抵制我把它们写下来的想法。如果我知道这是她的要求在起作用（她不许我提到她，而我忠诚地、几乎毫不费力地恪守着她的要求），我便会感到满足，但事情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我的无能。”·卡夫卡感到这场爱情太美好，即便那位姑娘允许，他也无法描述，只有感叹：

    太送了。悲伤的甜美和爱情的甜美，在船上她对我微笑·那是生命中美的极致。欲死欲仙，这就是爱情。

    这场“远方的艳情”可以看做卡夫卡生活中的随机事件，但是它的确也包含着诸多深刻的必然性因素，其中包括这样一种重要的必然性因素，即卡夫卡对婚姻伦理和当前婚事强烈的反抗心理。实际上，在他向勃罗德提及那场艳遇之前，他首先就谈到自己的婚事，坦言“对一次蜜月旅行的想象令我惊恐万状”。这段时期，他甚至出于大致相同的心理“有意穿过有妓女往来的街道”。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她们身边走过令我感到诱惑，与一位妓女同行，这种可能性虽然遥远，但毕竟存在。这是下流？然而，我不知道比这更好的事情了，这对我基本上是纯洁的事情，几乎不会让我后悔。我只想要硕壮丰满的、

    年纪较大的女子，穿着不要时髦，然而加以各种装饰，并因而表现出某种华丽。一位女子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除了我，没有人会从她身上发现诱人的地方。我们相互间匆匆看了几眼。天不早了……从采尔特纳斯特劳斯大街岔出去的那条小街对面，她开始守候。我向她回望了两次，她也接过了我的目光，可我随之还是很快离她而去了。”

    就从9月中旬在意大利的那场艳遇前后开始，直到10月底，卡夫卡足足有6个星期没有给菲莉斯写信。菲莉斯在焦急不安之余，委托因工作需要来往于柏林和布拉格的女友格蕾特作为中间人与卡夫卡接洽。在与格蕾特接触的时期，卡夫卡与她频繁通信，用语和语气常常相当暧昧。某些卡夫卡研究者认为，两人后来发展出亲密关系，

    格蕾特甚至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为他生了一个孩子。

    在这种不清不白、混乱不堪并且潜伏着重大危机的状态中，1913年快要过去了。然而，卡夫卡对菲莉斯的感情似乎终属“剪不断，理还乱”，在文学存在与“生活世界”的复杂格局中，卡夫卡优柔寡断、悬而未决的钟摆又摆回来了。他恢复了与菲莉斯的通信。他违反了保密的承诺，向菲莉斯坦言了他在里瓦的艳遇及其性质：

    我认为，在这里应该颇为真诚地与你说些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在疗养时，我曾爱过一个姑娘，一个孩子，大约18岁，瑞士人，但生活在意大利的热那亚附近。她的气质对我来说十分陌生，很不成熟，却引人注目。尽管我在病中，但那段恋情却很珍责，也很深沉，当时，我正感到空虚无望，即使一位微不足道的姑娘也可以征服我的心。······[后来]我和她都清楚，我们俩并不般配。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甚至连一封信、一行字都没有留下。然而我们还是都感受到了对方的重要。我不得不想尽办法，以免她在分别时当着众人号啕大哭·我自己的情形也差不多。随着我的离去，一切都告结束·尽管这件事看上去很荒唐，却也使我更加看清了自己对你的感情。那个意大利女孩也知道你，而且明白我所努力追求的实际上并非别人，只是能与你结合。后来我到了布拉格，与你失去联系，并且也日益失去了勇气。

    “去年夏天我同菲莉斯决裂了，那是因为我过多地考虑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我那时一直认为，结婚会损害我的文学创作。”卡夫卡在日记中检讨生活的失落。现在他决定重新向菲莉斯求婚，甚至在日记中探讨求婚不成便跳楼自杀的可能我就将信放到桌上，走向阳台……F·[菲莉斯]是我例外为之表明心迹的女子，没有她我无法生活，我只有跳下去。”与此同时，卡夫卡数次赴柏林与菲莉斯晤面。他告诉菲莉斯，如果她不接受他的求婚，他就留在柏林当记者或自由作经过又一轮磨合，两人最终于1914年4月13日在柏林非正式订婚。卡夫卡的父母喜出望外，母亲当即致信菲莉斯，在信中己然以母女关系相待。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一系列相关事宜。5月1曰，菲莉斯前来布拉格，跟卡夫卡一道找房子。5月26日，卡夫卡的母亲和妹妹奥特拉一道赴柏林与菲莉斯的亲人见面。5月30日，卡夫卡的父亲从百忙的生计中抽出身来，亲自陪同卡夫卡前往柏林参加第二天的正式订婚仪式。

    5月6日：“看来双亲己经为F·[菲莉斯]和我找到了一所美好的住宅，我毫无收益地将整整一个下午东游西荡掉了。他们是不是在一种由他们悉心照料的幸福生活之后还会将我放进坟墓？”

    5月27日：“母亲与妹妹在柏林。晚上我将与父亲独自待在一起。我相信，他害怕上楼来。我应该和他玩牌吗？（我觉得这‘K’[也是卡夫卡的‘卡’]难看，他们几乎令我作呕，我却要写写他们，他们很能反映我的性格特征呢。）当我触摸F·[菲莉斯]的时候，父亲会怎样表示呢？”

    5月29日：“早晨去柏林。那是一个我所感觉到的神经质的或者是真正的、可靠的混合体？”

    6月6日：“从柏林回来，束缚得像一个罪犯。……所有的人都尽力地将我引向生活，可是这并没有达到容忍我这样的人的目的。至少F·[菲莉斯]是所有人当中的一个，当然完全有正当的权利，何况她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对别人来说只是现象，对她来说却是威胁。”

    6月19日奥特拉和我，我们多么愤怒地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双亲的坟墓里也埋葬着儿子。”

    除开这些日记，另一个不祥之兆是这一时期卡夫卡的书信。他几乎完全停止了给菲莉斯写信，相反，他与格蕾特之间的通信不仅频繁，而且暧昧。这种暧昧关系终于引起了菲莉斯的注意。经过一番今天已无法详察的人际关系平衡，7月11日，卡夫卡赴柏林。第二天，在他下榻的阿斯卡尼旅店，由菲莉斯及其妹妹艾尔娜、格蕾特以及一位作家朋友组成四人“法庭”，对卡夫卡进行了“审判”。深受伤害的菲莉斯作出了强硬的反击。格蕾特出示了卡夫卡给她的书信，并朗读了其中画有红线的内容。“法庭”最后“判决”解除菲莉斯与卡夫卡之间的婚约。

    卡夫卡一开始还无法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判决”，然而就在第二天，他与作家恩斯特·魏斯偶然邂逅，后者了解情况后劝他坚决放弃。卡夫卡当即与这位朋友赴丹麦东部海滨浴场玛丽利斯特度假两周，并从那里给为他的婚事呕心沥血又深受刺激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检讨人生，总结教训，交代下一步的打算，并前所未有地讲出了不少过去和将来都讲不出来的“真心话因为我知道，如果像以往这样继续生活下去，整个这件事妨碍你们的幸福和我的幸福（实际上我们的幸福是一致的），所以我对柏林[菲莉斯]的了断深陷难以自已的歉疚。你们知道，我大概从来没有给你们带来过真正巨大的痛苦，但这次解除婚约很可能就是这样的痛苦，而我此刻身在远方难以作出估价。然而，我更没有给你们带来过真正持久的快乐，因为，请相信我，我基本从未能够给自己创造过持久的快乐·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你最容易悟出个中的缘由，因为你正是我自小模仿的偶像，尽管你不赞成这一点。你有时对我讲述你当初的境遇是多么地糟糕。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培养自尊心和满足感的良好教育吗？你不认为我过去的境遇太优越吗？何况你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迄今为止，我是在缺乏自主、格外舒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你不认为这个环境对我的个性磨炼不够吗？……我比自己的外表更加年轻。缺乏自主的唯一好处在于常葆青春。但是，只有当结束依赖的时候，才会获得新生·

    然而，我在办公室里永远得不到新生，在布拉格根本不可能得到。这里的一切，使我这种实际上正在追求依赖的人得以继续维持现状······

    我的计划是：我有5000法郎，这笔钱足够我在德国的柏林或慕尼黑生活两年，即使没有任何金钱收入也无妨。这两年时间可以用于文学创作，使我千出一番事业。……我的文学创作，则可以使我在两年之后用自己的收入生活。……你们会反对我的想法，认为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点可供商榷：我已经31岁，这样的年纪已不可能作此错估。……还有一点可供商榷：我现在已经写过一点东西，尽管为数很少，而这点东西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

    （第三节）创作新高潮和神秘的《审判》

    在上面这封致父母的信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你正是我自小模仿的偶像。”无论此刻这句话是否出于卡夫卡的真心，它都反映了实情。卡夫卡身上的确禀有父亲赫尔曼的顽强生命力，只不过他不像父亲那样把这生命力投向外部世界，而是转向内心，转向“他的-文学存在”。从这方面说，这份巨大的能量的确是他从父亲身上继承的财富。而柏林“审判”再一次启动了这份能量，加速了他走向自由作家的进程。

    卡夫卡打下了如意算盘，然而命运的神秘却是我们每个人无法超越的宿命。就在写下上面那封信的第三天，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卡夫卡当时的祖国奥地利点燃。他赴柏林当自由作家的计划遂成泡影，再次被布拉格这位“带爪子的小母亲”抓住不放。眼下，两个妹夫都被征入伍，他自己因身体虚弱得以免除兵役。人妹妹艾莉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31岁的他不得不生平第一次离开了他一直认为无法忍受的家庭，临时性地过起了名副其实的单身汉日子，东搬西迁，试图租到一间不为噪声所苦的房子，以保证自己能静心写作。由于有关亲戚被征入伍，他现在不得不每天下午到家里那座木棉厂上班；由于战争乃非常时期，这一责任没有像平时那样令他产生严重焦虑，但他还是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我身上发现的无非是狭隘、优柔寡断，对好战者的嫉妒、仇恨，我以不可抑制的热情愿这些人得到所有坏的报应。”

    不管怎样，他现在不用无休无止地写信、收信、写信了。要知道，多半由于这些情书，他在一年半之内几乎什么都没写成。就在人们拿起武器走向战场和流血的同时，卡夫卡也拿起了自己特殊的武器，走向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描写我梦幻般的内心世界，这个念头高于一切，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那些次要的事情以可怕的方式枯萎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枯萎着。只有这——描写我梦幻般的内心世界才能使我满意。”卡夫卡进入了写作状态，“事实已经证明，我这种有规律的、空虚的、令人神经错乱的独身生活是行之有效的；我可以重新与自己对话，我再也不凝视天空了。只有这样，我才有一个转机”。

    不难想象，对于战争这种最大规模的“人群事件”，这种本质上属于“超级伦理-人际关系”的突发事件，卡夫卡不会有什么兴趣和好感。然而，战争和“审判”一样，为他提供了思考和联想人类及个人命运的丰富契机我的思想老是同战争混在一起，它以折磨人的方法，从各方面无情地吞噬我。我现在的思想，同以前菲莉斯给我带来的烦恼是一样的。”在孤独中，在自我拯救的渴望中，顶着身心内外各种烦恼，忍着失眠、头痛和各种神经衰弱症状，卡夫卡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进入了自《美国》、《判决》和《变形记》之后又一个创作高潮。

    就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卡夫卡的日记中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名字——约瑟夫·K，他就是后来卡夫卡重要的长篇小说《审判》（又译《诉讼》）中的主人公。到10月初，这部书最初几章的写作业已完成。与此同时，8月里，卡夫卡在日记中写下高度写实主义的小说片断《回忆卡尔达铁路》。小说背景是俄国偏远内地一条因资金匮乏而被迫停工的铁路终点处，主人公出于“各种与此无关的原因”，把自己忘却在那荒僻而恶劣的自然条件中，孤零零而津津有味地与寒冷、老鼠和疾病打交道，也时不时要被迫面临粗鄙的人际关系。在这个片断中，主人公越是显得若无其事，读者似乎就越是有一种恶梦般的感受。10月初，他写出了《美国》最后一章的片断，基本上完成了这部他曾经担心永远无法完成的长篇小说。

    11月底，卡夫卡完成了重要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在这部笔法极为精细的作品中，人们看到，一架以“要公正”为宗旨，而且其技术性能高度精确和严密、结构复杂无比的军用行刑机器，其实质却是一架荒诞而悖谬的谋杀机器。经审判而被判决在这架机器上接受死刑的对象既不知道对他所作的判决，也不知道自己被判决了，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行刑的军官是对这一“不由分说”的司法方式绝对忠实而狂热的信徒，正因为如此，当这一司法方式受到“局外人”质疑时，军官便知道“时候到了”——他自己取代受刑的犯人躺到机器中。他非常清楚，只有通过自己的献身，才能证明这一司法方式并非悖谬和荒诞的。然而就在他为象征自己司法信仰的机器献身之际，悖谬而荒诞的谋杀却进一步走向悖谬和荒诞的极端和髙潮：机器解体了，它并未按照原来的严格设计伴随行刑过程在他身上精确地剌出“要公正”的字样，而是在解体中以疯狂的杀戮将他置于死地。而死后的军官“面容一如生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罪恶得到赦免的痕迹。别人从机器中所得到的，军官可没有得到。他的嘴唇紧闭，眼睛大睁，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他的脸色是镇定而自信的”。可是——卡夫卡特别指出——“一根大铁钉的尖端穿进了他的前额”凡《在流放地》也跟卡夫卡其他作品一样具有复调艺术的明显特征。卡夫卡以局外人的身份，站在超越性的高度，对当时狂热的战争进行了冷静而深刻的反讽和批判。然而这种批判绝不仅仅具有表面的意义，毋宁说它是对人性以及人类生存状态进行更深刻检讨的结果。这位“最瘦的人”、这位父亲的儿子和“恋诗歌手”、这位法学博士很清楚什么叫“不由分说”的审判和判决。他多半还意识到不由分说”的审判和判决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后存在着人类整体生存状态“悬而未决”的背景。

    1915年初，卡夫卡完成了《审判》这部里程碑式的名着。

    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在30岁生日那天早晨突然以“莫名之罪”被捕了。一个神秘的法庭向他宣布了这一“不由分说”的逮捕之后，仍让他保持了与平时无异的一切自由。即便法庭的传讯也没有否定这一自由。要么某一天他会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他到法庭接受初审，然而却并未硬性规定具体的时间，也没有说明详细的地址；要么就是再次开庭受审的通知始终不来；要么就是仅仅因为K的迟到就声称不再有审讯K的义务了。换句话说，法庭把K置于一种“悬而未决”的悖论状态。K无法忍受这种“莫名之罪”和“悬而未决”。更准确地说，他无法承受这种“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他要反抗法庭所拥有的非理性的权威，他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为此甚至不惜利用有关人士，包括女人。在贫民区一幢楼房的顶楼，他终于找到了法庭，但它并非那个神秘的法庭本身，而只是它辖下的一个初级法庭。换句话说，那神秘而无形的法庭本身也是某种悬而未决的存在。

    在那个初级法庭里，K针对逮捕者发表了尖锐的演说。他首先对审判的性质作出自己的界定：“只有在我承认它是一次审讯的情况下，它才称得上是审讯。”在长篇演说结束时，他慷慨陈词：“在这个法庭的一切活动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雇用了受贿的看守、愚蠢的监督和最大优点就是稀里糊涂的预审法官，而且还拥有一批高级的和最高级的法官，这些人还有无数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包括听差、文书、警察和其他许多助手，也许甚至还有刽子手。……为什么要有这个庞大的机构呢？它的存在不外乎把无辜的人逮捕起来，对他们进行莫名其妙的审讯，大多数情况下……毫无结果。正因为整个都是这样毫无意义，那又怎么能够避免官员中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现象呢？”不难想象，K的演说只能是一种浪费表情的荒诞，他在猛省之后断然离去。初审之后，再次受审的通知始终不来，K又主动前往察看。他在那里发现，所谓法律文书不过是些色情小说，而供被告坐着等候的长廊似乎没有尽头，令人窒息。后来一位知情的艺术家告诉他，几乎每一幢楼房的顶楼都有法庭的办事机构。受到指控的人都将遭到判决，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这显然就是K在法庭演说中所指出的那个其控制力无所不在的超级运行机构。站在小说之外我们也许能够说，这一机构既暗示风雨飘摇的奥地利政权，也影射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战争，更是人类整体生存状态某个侧面的象征，或者更简捷地说，法庭就是“生活世界”的代表。

    在与神秘无形的法庭和悬而未决的命运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与非理性权威的较量中，K在一座大教堂里遇到法庭监狱的一位神父神父告诉他判决不会突然作出来，而将以悬而未决的方式逐渐发展。神父认为他应该看到自己的问题：他利用外界尤其是女人的帮助太多了，而那并非真正的帮助。正当他絮絮叨叨为自己辩解时，神父突然在教堂的讲坛上厉声嚷道你的目光难道不能放远一点吗？”

    这是愤怒的喊声，同时又像是一个人看到别人摔倒，吓得魂不附体时脱口而出的尖叫。

    一阵沉默之后，神父应K的愿望，而且也许还怀着歉意，走下讲坛。交谈中，他向K讲述了着名的故事《在法的门前》。神父大概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K，那个神秘无形的法庭并不会向他提什么要求。

    如果你来了，法院就接待你；如果你要走，法院就允许你离去。

    神父是谁？他这句神秘的隐语又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中包含着几乎无限多种解释的可能。法庭是罪的对立面，而罪乂取决于你是否愿意面对法庭。如果像刚才所说，法庭就是“生活世界”的象征，那么“罪”就意味着当事人与“生活世界”的疏离或异化。沿着这一逻辑继续发展下去，神父的话就成为一种解放的暗示：在“生活世界”面前，一个人有罪与否，完全取决于他对“生活世界”的态度。他可以满足于成为克尔恺郭尔所谓的“资产阶级实利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内心或行为上任何背离“生活世界”的倾向都意味着罪。然而，这个人也可以选择克尔恺郭尔式的反叛之路，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就不复存在，相反，它倒成为被质疑、被否定、被审判的对象。

    谁审判谁？这是一个问题。无罪的人审判有罪的人？有无相反的可能？忠贞者审判不忠者或失贞者？有无相反的可能？父亲审判儿子？有无相反的可能？“生活世界”审判“现象世界”··有无相反的可能？“异化”的人审判“变形”的人？有无相反的可能？大众社会审判它的叛逆者？有无相反的可能？多数人审判少数人？有无相反的可能·基督徒审判犹太教徒？有无相反的可能？人群审判个人？有无相反的可能？结婚的人审判单身汉？有无相反的可能？幸福的家庭审判不幸的家庭？有无相反的可能？“正常人格”审判“反常人格”？有无相反的可能？精神病院审判精神病人？有无相反的可能？……的确，谁审判头几页和最后几页的手迹判谁的问题终生纠缠着卡夫卡，成为他的情结，并使他得以成为“权力问题专家”。这是卡夫卡之谜中引人入胜的一道主旋律，是卡夫卡终生与之纠缠不清的实际问题，也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并通过《审判》中这位神秘神父的神秘暗示令人蓦然震惊。

    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神父是谁？是智者？是先知？是精神的父亲？是“现象世界”的代表？是上帝的代表？是犹太人的上帝的代表？是卡夫卡内心的某个“自性”（Se〖f)·或是永远不可破解的神秘？

    所有的解释都有可能。例如，神父为什么不可能是卡夫卡自己呢？除了他自己，谁还能像神父那样看到卡夫卡在人生策略上的问题呢？神父忠告K，他利用外界和女人的帮助太多了，这样的话如果不是出于卡夫卡自己内心，还能出于别的什么地方呢？神父说，判决不会突然下达，而只会以悬而未决的方式逐渐发展，如此深邃的洞见，其专利除了卡夫卡，还能被谁拥有？甚至，神父在讲坛上那声愤怒的、脱口而出的尖叫，其神经质的程度，其关切的程度，如果不是卡夫卡自己，谁还能喊得出来？我们早已知道，卡夫卡是魔法大师，是谜，而这位神秘神父正是他给我们布下的神秘谜局。

    在《卡夫卡传》和其他各种场合，勃罗德坚持强调卡夫卡作品中的宗教意义。如果这样，神父也有可能在暗示“原罪”的概念。如本书第二章所见，卡夫卡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专家”。无论“法”是否约定俗成，在它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与生俱来、真正“不由分说”的原罪。也许，存在着一个更髙的悖论。也许，他可以勇敢面对神秘无形的法庭，穿过悬而未决的道路反抗“莫名之罪”，反抗不由分说的判决，然而他永远无法洗清那本质的原罪。正是这真正“不由分说”的原罪，让他“虽死而羞耻心犹存”。要是这样的话，K的一生就可以看做被“莫名之罪”所压倒的一生。而在《审判》中，我们看到卡夫卡思想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迹象，那就是，那位神秘而“毫无疑义”地有着友好意图的神父一一那位上帝的代表，应着K的愿望，而且也许还怀着歉意，走下了教堂的讲坛。在这样一种微妙然而极为重大的迹象中，我们依稀感受到“信仰骑士”克尔恺郭尔的影子。

    然而，诚如勃罗德所说，卡夫卡的作品是“犹太文学”，其宗教含义主要特指犹太教，此，联系到犹太人的生存处境seim“犹太人的-存在”及其与犹太教上帝的关系(包括犹太教上帝概念的内涵），上述“不由分说”的“莫名之罪”即可被视为“犹太之罪”的象征，而《审判》既可被看做“犹太之罪”的陈述，也可被视为“犹太之罪”的体认：一场特殊的、卡夫卡式的“认罪”。

    卡夫卡艺术无尽的魅力不仅在其深邃和精确，也在其近乎无限的复杂性。卡夫卡艺术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复调艺术。卡夫卡艺术几乎完全不排除任何一种阐释的可能。神父的暗示中似乎也隐含着某种森然难知其详的威胁，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层含义，告知他法庭的“霸道”，提醒他留意眼下性命攸关的局势。事实上，这样一种理解恐怕更符合“生活世界”的本性，因为类似的情况我们在《判决》和《变形记》中己经见识过了。谁审判谁谁异化谁没异化这样的问题很重要，但并非最重要。最重要、也最震撼人心的是，最终，格奥尔格和格里高尔死了。而眼下在《审判》中，那场悬而未决、延宕一年的审判最终也有了结果，判决不由分说地降临了。你要来，你要走，都随你的便，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然而法庭自有它无形而不由分说的权威和规则。

    “K31岁生日的前夕”，31岁的卡夫卡写道，“……有两个男人来到他的住所……”他们像秘密特工一样带他到远郊荒凉的采石场处以死刑。又长又薄、两面开刃的屠刀在银色的月光下闪光，他躺在一块断裂的石头上等待着。就在最后一刻，生命的意义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光辉在月光下比屠刀更夺人心魄地闪耀起来，美丽和沉重得让人全然不堪回首，让人感到：似乎一切都已经太迟。

    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边上的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上。好像有灯光在闪动，一扇窗子突然打开了，有一个人模模糊糊地出现在那么远、那么高的地方，猛然探出身来，双臂远远伸出窗外·那是谁？是个朋友？是个好人？是个同情者？是个乐意助人者？是单独一个人呢？还是所有的人全在？还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遗忘了的论点又有人提了出来？当然，这样的论点肯定有。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可是它无法抗拒一个希望继续活下去的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法官究竞在哪里？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高级法院又究竞在哪里？他张开手指，举起双手。

    但是，其中一位先生的双手已经扼住FC的咽喉，另外一个便把屠刀深深地戳进K的心脏……他们脸颊贴着脸颇，在观看着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K说，好像他人虽然死了，而这种耻辱却依然存在于人间。

    在卡夫卡艺术面前，我们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我们至多能肯定，在《审判》中有父亲的影子和菲莉斯的影子。三年后，卡夫卡回忆说，在写下《审判》全书最后一句话时，他想到的是自己在父亲面前“无限的内疚”·。他想到了自己从呱呱坠地开始便痛遭剥夺的一生。

    内疚就是罪，它与法庭和权力有关，也与神父和忏悔有关。卡夫卡多半还想到了柏林阿斯卡尼旅店中那场审判和判决所带来的耻辱。如果可能的话，他或许还想到了他对菲莉斯及其家庭所造成的伤害。那也意味着另一种“无限的内疚”。

    （第四节）第二次订婚的“伤口”

    1·决断与撕裂

    事实上，在写作《审判》的过程中，卡夫卡的确感到了对菲莉斯的内疚。

    1914年10月15日，卡夫卡收到格蕾特的一封信，告知他存在着与菲莉斯重修旧好的可能。卡夫卡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否还爱菲莉斯，“但无论如何，无限的诱惑再度出现”。他再次陷入对菲莉斯的想象。这也难怪，“在我的前面是办公室和每况愈下的工作，我总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我最坚强的支柱，是以奇特的方式思念菲莉斯”。

    10月底，卡夫卡致信菲莉斯，对自己作了无情的自我分析，并向菲莉斯指明如果两人想要重修旧好所必然面临的悖谬处境。这番话深明大义，鞭辟入里，自我挞伐，低黯沉痛，催人泪下，堪称卡夫卡在与菲莉斯关系中自我认识的经典，实际上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盖棺论定”。三年后，卡夫卡患肺结核，与菲莉斯挥泪诀别，所说的话与当时相去无几：

    我说你不能理解我的处境，其实是说明我不知道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如果我知道，我不会不告诉你的。我总在不断尝试着向你解释我的处境，你其实也理解了，但却不能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去面对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心中一直有两个人在相互斗争。一个几乎与你希望的一样，他所缺少的用心满足你愿望的东西，可以通过以后的发展去弥补，你在阿斯卡尼旅店的责难没有一条是涉及他而另外一个则一心只想着写作，写作是他唯一关心的事，为了写作，他可以去做最无耻的事。假如他最好的朋友去世了，他最先想到的竞是他的写作会因此受到阻碍。即使这只是一瞬间的想法，也可被称为是很无耻的行为，而作为弥补这种无耻行为的，则是他为了写作也能够忍受痛苦。这两个人在斗争，前者依赖于后者，因为内部的原因，他永远没有能力打垮对方。而实际上，他会为对方的高兴而高兴，一旦对方露出失败的迹象，他就会跪倒在他的对手面前，除了他不想再看到任何东西就是这样，菲莉斯。他们是在斗争，你也可以同时拥有他们俩，只是你无法改变他们，除非将他们毁坏。

    卡夫卡坦诚指出，菲莉斯身上跟他一样也有“存在的恐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面对这种恐惧，而菲莉斯则试图逃避，跟芸芸众生一样徒劳地追求“完完全全的安全感”。他本着自己对“生活世界”本性的认识委婉提出忠告，世上没有完全的安全感，“存在的恐惧”无法逃避，只有面对。

    就在卡夫卡重新逐渐靠近菲莉斯的过程中，12月5日，一直与卡夫卡颇为相知的菲莉斯之妹艾尔娜来信告知，她们的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她们的家境因此变得十分困难。卡夫卡深深内疚起来，他认为是我造成了F·[菲莉斯]的不幸，是我削弱了她们大家现在所需要的抗拒不幸的力量，是我对她们父亲的死起了不好的作用，是我离间了F·和E·[艾尔娜]，最后也造成了E·的不幸。”

    1915年1月23-24日，在解除婚约半年后，卡夫卡与菲莉斯重新会面了。卡夫卡立即发现，如果仅仅按照这次会面的状况，两人之间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都发现对方没有什么改变，我们都暗中认定对方不可动摇、无法改变，也毫无怜悯之心。我要过一种理想的生活，它专为写作而设计，对此我不会让步。可她对我这一无声的要求不予理睬，她想要的是一般的东西。她想要舒适的住房她感兴趣的是工厂的经营、丰盛的饭菜；她想要一间有暖气的房间，晚上11点就上床睡觉……”但是卡夫卡“既不敢对她说，也不敢在关键的时刻对自己说”。菲莉斯尚能感慨我们一起待在这里多棒啊！”而卡夫卡则置若罔闻。他认为他与菲莉斯在一起时不能自由呼吸，没有片刻的好时光。这是他把菲莉斯与他两次艳遇时的女子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如他所说对一个所爱的女人的感觉，如在楚克曼特尔和里瓦，除了在信中之外，我对F·[菲莉斯]从来没有过，有的只是无限的钦佩、恭顺、同情、绝望和自卑。”从这次会面开始，卡夫卡看菲莉斯的眼光表现出一种本质的改变。他不再仰视或者在自卑和恐惧中走向反叛，而是理性地重新审视一切。

    虽然两个人的关系逐渐有所恢复，然而，卡夫卡反而陷入了情绪和写作的低谷。一段时间，他的神经衰弱再度严重发作，令他饱受噪声、病痛、失眠和抑郁症的折磨，只能通过阅读他所倾慕的斯特林堡的作品而得到拯救。

    1月29日又试图写东西，几乎没有效果。”

    1月30日：“原来的无能为力。几乎有十天之久中断了写作，而且已经将之抛到九霄云外。又面临着巨大的努力奋斗。必须专心一意地潜到水下，要比面对一个人下沉的那个东西更快地沉下去。”

    2月7日彻底的停顿，无限的痛苦”

    2月22日在每个方面都无能为力，而且是彻底的。”

    3月23日连写一行字也无能为力。我昨天十分惬意地待在考泰克绿草地上，今天也十分惬意地坐在卡尔广场上，手里拿着斯特林堡的《在海边h”

    5月3日彻头彻尾的冷漠与迟钝。……虚无，虚无。……一封给F·[菲莉斯]的信，错了，没法寄出。有什么使我为一种过去或未来坚持住呢？当今是阴森恐怖的，我不是坐在桌旁，而是在围着它转。虚无，虚无。荒芜，无聊，不，不是无聊，只是荒芜，无意义，衰弱。”

    5月4日：“状况好转，因为我读了斯特林堡的舰裂》。我不是为了读它而读它，而是为了躺在他的胸怀里。他将我像一个孩子一样托持在他左手臂上，我坐在那里像坐在一尊雕像上。我有10次陷于滑下去的危险，但在第11次尝试中我牢牢地坐上了，我有了安全感，而且有着宽广的视野。”

    5月5日：“什么也没有做，昏昏沉沉、轻微疼痛的脑袋。下羊在考泰克绿草地上读了斯特林堡，他给我营养。”

    5月27日，卡夫卡此前的日记本用完，他在其上写下这样最后一段伴随着最后记下的许多不幸走向毁灭，就这样无意义地、没有必要地毁灭。”

    下一篇日记要到9月13曰父亲生日前夕才开始新的日记，这没有像往常那样必要。……精神涣散，记忆减退，愚蠢。”

    转折要到下一年卡夫卡33岁生日之际才姗姗来迟。1916年7月3日，卡夫卡与菲莉斯在小城马林巴特见面了，在一家旅店共度了10个昼夜。

    第一天晚上，“门挨着门，两个人都有钥匙”。第三天，卡夫卡哀叹道共同生活的艰难。为陌生、同情、肉欲、胆怯、空虚所迫，而只有在深深的底处，大约是一条细细的小溪，才值得被叫做爱……”第五天不幸的夜。没有可能与F·菲莉斯]生活。无法忍受与任何一个人一起生活。不是为此而惋惜：惋惜那种不可能不独自的生活。”然而再往后，形势突然急转直下，10天的同居生活尚未结束，7月10日，卡夫卡和菲莉斯共同致信菲莉斯的母亲，告知她他们己经重新订婚。又过了三天，菲莉斯先行离去，卡夫卡立即从旅店致信勃罗德：

    我同她一起进入了某种我从未见过的人际关系状态，这种状态可与我们关系最佳时期中两个写信者之间那种状态相提并论。除了两次例外……我实际上从未同一个女人产生过亲密无间的感情·但现在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亲切目光，再也无法封闭自己了。……[过去]我根本不了解她……现在不同了。情况良好。我们的协定简约道来就是，战争结束后马上结婚，在柏林近郊搞两三个房间，每人都在经济上自管自。F·[菲莉斯]将像从前一样继续工作，至于我，现在还没法说。如果想要把这种关系表达得更形象化一些，大体如此，两个房间……在一间里，F·很早起床，离家，晚上疲乏地倒在床上；在另一间里放着一张长沙发，我躺在上面，靠牛奶和蜂蜜度日。在这里躺着个不道德的男人，伸展四肢(就像那着名的箴言所说的）。尽管如此——这么一来就有了安宁、明确性，因而有了生活的可能性……

    10天的同居生活赋予卡夫卡本来所缺乏的某种男人气，让他终于有了决断的能力。在8月27日的日记中，他完成了一个重大思考，决心一改自己的“偏好、吝啬、优柔寡断、斤斤计较、未雨绸缪等等职务上的恶习”，不再无条件仿效福楼拜、克尔恺郭尔、格里尔帕策等人的生活方式，因为自己不具备他们那种一往无前的意志。现在，卡夫卡把这样一些精神楷模和邻居视为“革命先烈”，由于他们的牺牲而受到后人的感谢。与菲莉斯发展关系已经4年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珍惜自己，而要珍惜两人之间的关系。“人们无法预计什么。你不知道有关你在什么方面对你来说是更好的事情……不要去算计你应该成为什么。”不要把自己随便和“革命先烈”相比，那是“彻头彻尾的小孩行为”。不能再做小孩，而要“成为士兵”。

    卡夫卡的自信心和创作能力在逐渐恢复。到这年9月为止，为他自己所首肯的作品如《判决》、《司炉》（《美国》第一章）、《变形记》等几乎都已由杂忐刊行，而《判决》和《变形记》两部重要作品还由德国莱比锡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还在去年，由于一位作家的建议，获当年冯塔纳文学奖的卡尔·斯泰恩海姆将该奖项转让于卡夫卡，以表彰他在《司炉》中所展示的人物刻画和情节控制功力。这样一类文学事件，对于他内心的努力当然是宝贵的支持。10月18曰，卡夫卡以士兵的决断语气给菲莉斯写了一封信，向她挑明结婚的前提，那就是坚决斩断婚姻周围的伦理人际关系和种族生殖内容，完全以他的文学写作为中心。这封信几乎一字不漏地被摘录到日记中，可见卡夫卡对它重视的程度：

    我总是依赖他人生活，因而在每方面，我对独立、自主、自由有着无限的渴望；我宁可对一切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哪怕落得可悲下场，也不愿让疯狂的家庭生活千扰我的视线。最早发现卡夫卡的出版家库尔特·沃尔夫任何一种不是我自己缔结的关系……都毫无意义，它妨碍我走路，我仇视它，或近乎仇视它。路正长，能力又那么薄弱，因而这仇视大有其理由。

    固然，我是父精母血的产物，并因而被缔结在与他们和几位妹妹的血缘关系中；平时……我意识不到这一点，然而从根本上说，我对它的重视出手我自己的意料·某些时候，这也成为我仇视的目标·看着家里那张双人床，床上铺好的被单和仔细摆好的睡衣，我会恶心得作呕，五脏六腑都要呕出来。就好像我的出生始终没有完成，就好像通过那发霉的生活，我一次又一次被出生在那发霉的房间；就好像我不得不回到那儿，以便证实自己，以便跟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保持不可分离的联系——如果不在很大程度上，至少也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双脚努力想要迈向自由，可什么东西仍然攀牢它们，紧紧攀牢它们，就好像那原始的黏液攀牢它们一样。当然这只是某些时候。别的时候，我也知道，不管怎样他们总是我的父母，是给予我自身力量的基本要素，他们属于我，不仅作为阻碍、也作为人之本性为我所有。在这样一些时候我想拥有他们，就像一个人想拥有完美。这是因为，无论我有多么肮脏、粗陋、自私和怨毒，我在他们面前始终颤栗不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事实上永远不会中止；此外还因为他们——方面是父亲另一方面是母亲——几乎（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摧毁了我的意志，我要他们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在这里我又一次想到，就此而言，奥特拉身上有着我所需要的母亲的气质：纯洁、真实、诚挚、坚定，敏感而含蓄，献身而独立，羞怯而勇敢，几乎达到完美的均衡。我提到奥特拉是因为，我母亲不管怎样也是她身上的一部分，虽然这一部分几乎完全难以识别。）

    也就是说，我要他们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其结果，对于我来说，他们比事实上糟糕一百倍，而我对事实如何并不关心，他们的愚蠢是一百倍，他们的荒唐是一百倍，他们的粗野是一百倍。另一方面，他们的长处却比实际上要小成千上万倍。也就是说，他们欺骗了我，然而除非发疯，我又不能反叛自然的法则。于是又只有仇视，除了仇视几乎再没别的什么但你属于我，我已经使你属于我。我内心世界一直为你进行着激烈而绝望的斗争从一开始，而且不断重复，也许直到永远。我不相信任何童话中为了任何女人曾有过更甚于此的斗争。因而你属于我。因而，我与你亲戚的关系，跟我与我亲戚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两样，哪怕这关系……由于他们身上长处或短处（与我父母相比）的不同而不那么紧张。他们也组成一张妨碍我的网(即便我与他们没说过一句话，他们仍然妨碍着我），而就前面谈到的意义而言，他们还不配。向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对你就像对我自己一样坦诚。你对此不应见怪，也不应从中寻找自大和傲慢——这话里没有，至少，有也不在你认为能找到的地方请设想你现在已经在布拉格，坐在我父母的桌旁，那么，我与父母斗争的那块战场自然会增大面积。他们会认为，我与家庭的联系总的说来是增强了（而它没有，它绝不），他们还会让我感觉到这一点；他们会认为我已经加入了他们的战斗行列，其中一个岗位就是旁边那间卧室（而我并未加入）；他们会认为他们在你身上找到了反对我的同盟力量（他们什么也找不到）。在我眼里，他们身上丑陋和可鄙的东西大大增加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就我们这场较为重要的事情一哄而起。……我站在这里，面对我的家庭永远挥舞着刀子，既是伤害也是在保护他们。让我在这件事情上代表你行动，而不用你在你的家庭面前代表我。最亲爱的，这样的牺牲对你是否太大了？牺牲是太大了，但对于你来说，最好让它变得简单些，因为——既然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就只好被迫从你那儿夺取。然而，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为我做了许多。

    我会一两天有意不给你去信，好让你不受我千扰作出考虑和回答。我对你如此信赖：只需要你说一个字就足矣。

    仔细体会这封信，可以感受到诸多悬念。首先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它的语气，其决断和霸道前所未有，对父母的非议也怨毒之极，让人隐隐闻到某种不祥气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优柔寡断的卡夫卡走向了他的反面，就像一名统帅作出了战略性的决定。然而我们说过，卡夫卡的军队只有一名士兵，那就是他自己。而且这注定是他永远的宿命。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最终实现自己理想生活模式的时候到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菲莉斯也“认了”。毕竟，两人往来“拍拖”前后已达4年之久，总得有个结果。卡夫卡整体上固然不容于常理，但菲莉斯也并非平庸之辈。特别是卡夫卡身上的精神性、纯粹性和柏拉图式的恋爱倾向，对她这样一位大气女子必然具有强大的魅力。就人类当前的雄性文明而言，任何女性的内心都渴慕纯粹精神性的事物，因为这样的事物给她们超越命运的慰藉，虽然命运迫使她们最终屈从于雄性文明的游戏规则。菲莉斯的个性较之一般女性更具包容性，而卡夫卡的“技术性处理”也为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和平共处创造了条件。至少，单从表面的事实看，两人的事情就这样搞定，卡夫卡这位天才的魔法大师赢得了他与生活的较量。然而，这只是一时而已。不要忘了，生活是最大的魔法大师。而且在生活的魔法中，一如在卡夫卡的魔法中，偶然中总是“渗透”了必然。

    说来也是，一个男人可以像卡夫卡那样让一个女人属于他吗？真要从人性和历史的必然性上计较，这个问题就值得提出来探讨。如此这般的属于，别的时代也许可能，但在资本主义时代大概已没有可能。资本主义时代是个人主义、民主意识与市场经济的三位一体，不可能有某个女人像卡夫卡所设想的那样属于他。无论卡夫卡还是菲莉斯，主观上认为己经出现了如此这般的生活，那一定是一种魔法般的假象。在这一假象之下，什么地方一定掩盖着某种可怕的能量损耗以及相应的可怕的撕裂，那多半就是令卡夫卡神魂颠倒的克莱斯特式的“伤口”！事实上，这样一种悲剧性的实质早就被卡夫卡自己天才地预见到了，还在前面致勃罗德告知订婚之事的那封信中，他就承认他现在是在顺应形势的发展，既不招惹，也不反抗，然而“有些我想永远保存的东西己经撕裂(没有任何局部的，而都是整体的），而我知道，从这道裂缝中冒出的不幸已远远超出一次人生所能承受的程度……”

    法兰西天才拉罗什福柯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作过精辟的表述：想要独自完善是一种巨大的疯狂。蒙田、维特根斯坦等人也就此作过专门的论述。也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才拼命要拉上菲莉斯。然而遗憾的是，就其本质而言，卡夫卡只能是一个独自完善的人，一个绝对疯狂的人。与别的类似人格相比，他或许要清醒一些，深刻一些，绝对一些，但唯其如此，就意味着更大的疯狂。卡夫卡的不幸在于，当他像拿破仑一样发动最后的滑铁卢战役之际，他已命中注定必然遭受致命的撕裂。其实，他的无意识完全清楚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才一直拼命反抗。卡夫卡的悲剧在于，他最终无法反抗人性的基本法则，更无法反抗神秘命运的安排。在“生活世界”这个巨大的风车面前，他这位跟唐吉诃德一样瘦也一样疯狂的挑战者，除了粉身碎骨，不可能有别的命运。

    2·《乡村医生》的自传性悲剧

    1916年11月10日，卡夫卡与勃罗德应邀赴慕尼黑高尔兹书店朗读作品，他朗读了自己的《在流放地》。菲莉斯也从柏林赶来，到场听他朗读。在慕尼黑，两人发生了冲突，互相指责对方自私。然而卡夫卡“满怀勇气从慕尼黑归来”。他感到自己又面临一次创作高潮。妹妹奥特拉交上一位非犹太人的男朋友，为避免家庭的反对和干扰而在“炼丹者巷”悄悄租下一间小屋，并向哥哥无私提供了这间屋子。就在这间屋子，从1916年11月到1917年4、5月之交，卡夫卡把生命能量全部聚焦于创作，甚至为此完全中断了日记的写作。至于菲莉斯那边，既然事情已搞定，也用不着分心了。从1916年年底一直到第二年9月被确诊为肺结核为止，整整八个多月的时间内，他没有给菲莉斯写一封信！

    然而，在文学上，卡夫卡收获了一个丰硕的季节，创作了大量短篇作品：《桥》、《猎人格拉胡斯》、《骑桶者》、《豺狗和阿拉伯人》、《新律师》、《乡村医生》、《在胡同里》、《在马戏团顶层楼座》、《视察矿区》、《邻村》、《试亲者》、《邻人》、《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织了庄园的大门》、《十一个儿子》、《杂种》、《科学院的报告》、《有家眷的人的心事》以及一个剧本狩墓人的片断。它们在形式上都是一些小型作品，但内容相当晦涩，有的甚至十分怪诞。事实上，它们都是卡夫卡深刻哲理思考的产物。就创作的艺术形式而言，它们无可置疑地确立了卡夫卡作为“短篇和小型题材专家”的地位。而它们的内涵则从新的艺术角度折射出卡夫卡生命复杂的本质。

    《猎人格拉胡斯》的主人公因为卓越的猎狼功勋而被赞誉为“黑林山中伟大的猎手”，然而却阴差阳错，于许多年前在追赶一头羚羊时从悬崖摔下而身亡。他“幸福地扔下了”生前的骄傲迅速穿起死者的尸衣，心情就跟新娘子穿上结婚礼服一样”。然而，去阴间的船开错了方向，使他又阴差阳错、既生又死地一直漂流在世上，似乎要为某种“莫名之罪”而永远东奔西走，不得安宁。“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材狗和阿拉伯人》以及《往事一页》大概与战争引发的思考有关，透过战争的表象，人们往往更容易领悟历史与人的深刻本性。科学院的报告》则似乎是在对文明和人性作一种进化论式的探讨和反讽。《中国长城建造时》包含一个重要的寓言帝的圣旨：K这篇不足千字的小小寓言，其内涵却髙度凝重而庞大，使人想到《审判》中对个人命运及人类整体生存状态之关系的思考。对一位“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皇帝在弥留之际下了一道圣旨。然而，负责传达圣旨的使者却走不出重重复重重的满朝文武、内宫外殿、庭院台阶，“几千年也走不完”。即便假设他冲出了最后一道宫门（虽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面临的首先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积如山，况且他携带着的是一个死人的谕旨——而你却在暮色中凭窗企盼，为它望眼欲穿”。就像《审判》中的《在法的门前》一样，《皇帝的圣旨》也被卡夫卡单独抽出来发表，后来与《往事一页》等作品一道由他自己编入了以短篇小说《乡村医生》命名的集子，在他生前出版，并与为数极少的作品一道，由他自己在遗嘱中加以认可。

    卡夫卡用《乡村医生》为自编小说集命名，表明他对这部作品的高度重视。《乡村医生》是卡夫卡创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主人公的原型来自卡夫卡最喜爱的一位舅舅，而整个小说笼罩着神秘、斑斓、恐怖的梦幻氛围。这就在两个主要方面实现了卡夫卡对自身文学创作的理想要求：自传性质和梦幻性质。在这两方面，《乡村医生》都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在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主题，那就是令卡夫卡神魂颠倒的克莱斯特式的“伤口”。这一象征的含义，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已有较为详尽的说明。在那里我们看到，克莱斯特式的“伤口”在《乡村医生》中那位孩子的胯骨处像玫瑰花一样绽放，从它深处朝着光亮爬出蠕动的蛆虫。就在这不幸孩子的家中，人们唱起一首来意不善的歌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上了年纪的乡村医生被脱掉衣服，抬到孩子身边，跟弥留之际的孩子发生了那场骇人听闻的对话。医生要孩子相信他那深及胯骨的巨大伤口并不算严重，而且本质上他应该为自己有着如此溃烂鲜艳的伤口而庆幸，因为许多人都自愿把半个身子呈献出来，而几乎听不到树林中斧子的声音，更不用说有接近斧子的机会！孩子将信将疑：“这是真的吗，或者是你趁我发烧的时候来哄骗我？”医生回答：“确实是这样，你安心地带着一个公家医生以荣誉担保的话去吧。”

    于是他相信了，他静静地安息了可是现在我得考虑如何来救我自己了。……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寒里，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赤裸着身体，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我那些手脚灵活的病人都不肯助我一臂之力。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

    “伤口”的绽放也就是《乡村医生》的绽放，是文学的惊心动魄的绽放，其结局是无比的非理性的荒诞，也纠缠着几乎无法详辨的复调的旋律，像一棵荒诞而悖谬的生命之树，其象征和隐喻常常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这就是卡夫卡，他在纯粹的消极中绽放，在无可救药的伤口中绽放，在深不可及的、毁灭的黑洞中绽放。

    卡夫卡一边在文学的荒原上迎着狂风暴雪信马流浪，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一样剥掉了所有的文化衣着，一边后悔自己受骗上当误入了人间的烟火，走入了婚姻的伦理，并因而被从生命深处撕开了致命的伤口。他幻想用“他的文学存在”(sein)包裹住这致命的伤口。1917年3月，卡夫卡租下一套住房。自从他33岁生日之际与菲莉斯在小城马林巴特同居10日以后，他一直在为寻找较为理想的住房而努力。7月，菲莉斯来到布拉格，两人再次正式宣布订婚。据勃罗德记载，在订婚仪式上，卡夫卡一副“悲怜”模样。随后，他们作为未婚夫妇拜访亲友，继而同往匈牙利看望菲莉斯的另一位妹妹。这次旅行似乎并不十分愉快。两人分手后，卡夫卡路经维也纳时拜访了诗人福克斯。20年后福克斯回忆说，当时卡夫卡“十分平静地”告诉他说，他“刚刚跟他的未婚妻吵翻了”。

    7月27日，关于《乡村医生》一书的出版事宜，卡夫卡致信他的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谈到他对未来的打算并请求帮助：

    战后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将辞去我的职业（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使我坚持下去的最强烈的希望），我将成家并离开布拉格，或许前往柏林。即便在那时，正如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我将仍然无法完全依靠写作维持生活。而我(或者我内心深处那位公务人员，他跟我的要求相同）全然被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占据了思想，感到害怕我真诚地希望，亲爱的沃尔夫先生，届时你将不会完全抛弃我，当然，如果届时我在某种程度上值得你帮助的话。眼下和将来有这么多无法确定的事情，此时此刻，你一句有关的话将对我意味着很多4艮多。

    1917年的卡夫卡卡夫卡这一次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他要辞去工作，建立家庭，当自由作家。沃尔夫先生也给予了完全的理解，他立即回信表示，将在战后提供“稳定可靠的物质支持”。

    然而，这一友好而慷慨的承诺也许来得太晚，因为包括《乡村医生》在内的诸多迹象表明，卡夫卡的生命业己撕裂，所需要等待的只是“伤口”的公开暴露和绽放而已，而这一暴露和绽放几天之后就会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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