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白死病”：遭遇“悬而未决”

    1917年8月初，卡夫卡在游泳时吐了几口鲜血。8月13日凌晨，在为婚事租下来的那套公寓里，当卡夫卡还在睡梦中时，大咯血开始了。第二天夜里又吐了一点血。接下来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咳嗽、发热、出虚汗等症状。9月4日，卡夫卡被医学权威确诊患肺结核。

    在卡夫卡的时代，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号称“白死病”，与恐怖的“黑死病”相对应。这不仅因为它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更因为当时尚无特效药。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肺结核患者固然不会像诸如癌症、坏疽、破伤风等患者那样必死无疑，但会被置于生死未卜、“悬而未决”的境地，与梅毒特效药发明之前梅毒患者的情况类似。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被颇为恰当地称为“白死病”，充分表明当时人们对它的恐惧。

    卡夫卡感染肺结核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时肺结核正随着战争四处蔓延，格外猖獗。据战后数年所作的统计，仅布拉格一地，因感染肺结核而死亡的人数就达全部死亡人数的三成，健康带菌者更是不计其数。肺结核的致病因素除直接接触外，还包括环境、情绪、遗传等等。有研究者认为，卡夫卡因只吃素食，大量饮用新鲜生牛奶，很有可能是他的主要致病因素。此外，与他严重的焦虑和不安、超负荷的写作、过度的体育锻炼大概也有关系。

    得知自己感染肺结核，卡夫卡的第一反应是退休。他当天就向所在公司提出申请，未被批准，而是同意他休假三个月。卡夫卡立即着手准备赴波希米亚北部小村庄屈劳休养，因为与他感情甚笃的小妹奥特拉在那里代为经营着姐夫的一个小农庄。第二天，卡夫卡致信勃罗德，请他就肺结核及休假之事暂守秘密，不要告诉他父母和其他相关人士。在这封信中，卡夫卡用表面上镇定的语气对肺结核的必然性进行了首次讨论：

    此外你在那里说，我很轻浮。[事实恰好]相反，我太精打细算，《圣经》已预言了这些人的命运。但是我不诉苦，今天比以前更不大诉苦·我也预言了自己的命运。你记得《乡村医生》中的流血伤口吗？今天F·[菲莉斯]的信到了，语气平静、友好，没有任何补充，完全像我在多少次梦中所见到的那样。现在难以给她写信了。

    卡夫卡一下子就把自己的病上升到文学象征和隐喻的高度，那就是克莱斯特式的“伤口”。卡夫卡在信中紧接着就提到菲莉斯，这绝非偶然，而是希望表明：菲莉斯则是绽放这生命伤口的根本原因。在接下来的一篇曰记中，他对这一点作了确切的补充说明：

    肺部的感染只是象征，它的发炎叫做F·[菲莉斯]……

    再往后，在着名的八开笔记本中，他写下如下这段闻名遐迩的结如果我在不远的将来死去或完全失去生活能力（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我最近两个夜晚已连续咳出大量的血来），那我就可以说，是我撕碎了自己，……世界(F·[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的自我在难分难解的争执中撕碎我的躯体。

    也就是说，在确诊患肺结核的第二天，卡夫卡就对整个事情盖棺论定。换一种更残酷的表述，他预感中一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的确，以卡夫卡的敏感、神经质和绝顶的聪明，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一意孤行坚持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在走钢丝、在玩命、在铤而走险，这就是他9月5日致勃罗德信中所谓的“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要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出问题反而是奇迹，出问题倒在情理之中

    卡夫卡的悲剧就在于，就像当年另一位高度神经症的艺术家凡高一样，他因感染肺结核而被“悬置”了。我们早已知道，卡夫卡极度恐惧“悬而未决”，并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成为人生和艺术的魔法师，试图通过他的心理巫术对自己的生活加以“绝对的把握”。然而现在，生活这位最伟大的魔法师给他开了一个冷酷至极的玩笑，把他悬置在他最恐惧的事物之中。

    仔细想来，卡夫卡内心所受的煎熬一定是惨不可言。最终结局“悬而未决”，但一口一口的鲜血却又是那么确切无疑。如果换一个不那么神经质的人，这个人可能会因此而振作起来，就像生活中不少“抗癌英雄”，凭着必胜的决心和勇气与生活对话，走出死亡的阴影。然而对于极度恐惧的卡夫卡，一旦遭遇“白死病”，大概多少就有点“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了。他在各种场合就肺结核一事所作的自我诊断、自我评价和自我分析，在深刻和睿智之余，常常也交织着抱怨的情绪。例如，据勃罗德说，他会用幽默的语气说，他没想到自己会得这个病，他“本来以为上帝对他会好些”。当搬运工推着小车为他取行李时，他会说他们来搬我的棺材来了。”休养一段时间后，体重增加，他又会说这就给今后尸体的搬运增加了难度。”在疗养院中，当别人称赞他戴的帽子让他看起来像飞行员时，他的回应是“像横卧员”。诚然，天才而幽默的抱怨木是卡夫卡的习惯，然而此时此刻却泄露出内心的脆弱、冲突和痛苦。

    Tobeornottobe·放弃还是坚持？面对“悬而未决”的肺结核，卡夫卡无法决然地“向死而生”，而是陷入“悬而未决”的“悬而未决卡夫卡的不幸就在于，他被生活这位大魔法师所催眠，为“悬而未决”所着迷，陷入一种无意识的消极状态。但是，他绝非像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不想治愈自己。这年，卡夫卡34岁，他的生命将在一种“悬而未决”的“向死而生”中展开，七年之间，形成离奇悲壮、哀婉伤痛的风景。

    9月9日，卡夫卡致信菲莉斯，告知实情，并表明自己的困惑突然发病并不令我惊奇，咯血我也没觉得吃惊，因为这许多年以来的失眠、头痛己经埋下大病的隐患，而这病是肺结核却令我十分吃惊。”9月12日，他在奥特拉的陪同下前往屈劳，在妹妹的精心护理下，度过了自称生平最幸福的8个月，这段时光他称为“美好的小小的婚姻”。9月15日，他在日记中警告自己：

    只要有完全的可能性，你就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别放弃这种可能性。如果你继续坚持在自己内部深处翻掘，那么你将无法避免由此泛起的污秽之物。但是，别在其中打滚。你认为肺部的感染只是象征，它的发炎叫做F·[菲莉斯]，它的深度是自我辩解的深度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医学上的忠告（光线、空气、太阳、休息)也是象征。抓住这个象征在这段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对“伤口”深度的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别再像过去那样偏执，别执着于自我辩解，因为辩解越深，“伤口”就越深。看来他己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渴望获救。

    然而，在9月18日的日记中，他又写下这样一条含义不明的短语：“撕碎一切(Teareverythingup)。”与此同时，他致信勃罗德，表明他卡夫卡最喜爱的妹妹奥特拉对疾病的最终态度。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态度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点：

    当然这里存在着创伤，其象征仅是肺部创伤……

    我现在对肺结核的态度，就像一个孩子对母亲的裙边的态度，抓着不放。如果这种疾病来自母亲那儿，事态将更明确，那么母亲将以她无穷的细腻来进行这种服务，不管是否理解这件事情。我不断寻找着这疾病的产生原因，因为这病并不是我力争得来的。有时我觉得大脑和肺在不为我所知的情况下取得了相互的信任。“这样下去不行。”大脑这么说，五年后肺宣布站在大脑一边。

    所谓“五年”，就是他与菲莉斯婚事纠葛的五年，卡夫卡显然是在暗示，他将与就要到屈劳来探望他的菲莉斯摊牌了。“婚床在我面前缓缓展开。但它不会展开的。”卡夫卡决心把自己交给疾病这位“母亲”，而不是菲莉斯。他在这里又一次运用了“精打细算”的逻辑：他把赌注押在了这位“母亲”的性质上。

    如果那是一位必然性的“母亲”，那么他的任何努力都毫无意义；如果那是一位偶然性的“母亲”，他也就存在着获救的希望。当然，这种姿态卡也与他坚持多年的“自然疗法”(亦称“顺势疗法”）有关。总之，无论偶然还是必然，都轮不到菲莉斯，因为这位令他一往情深而又痛苦莫名的人正是代表世界撕碎他的人。卡夫卡知道自己的人生到了关键时刻，在与菲莉斯的关系问题上，他决不能再像往常那样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是否能抓住得救的可能，全在此刻一念之间。他要牢牢抓住疾病这位“母亲”，而放弃菲莉斯。

    稍后不久，在着名的八开笔记本中，卡夫卡对关于“疾病之母”的思想进一步作了深刻的阐述。在那里，卡夫卡对肺结核的偶然性或必然性问题似乎有了更确定的认识，他把疾病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

    你说，你对此不能理解。但你还是不妨试着去理解它，把它称为疾病吧。这是心理分析家们自以为发现了的许多病理现象之一。我不把这称为疾病，而将心理分析学的治疗学部分视为一个无可救药的误区所有这些所谓的疾病，无论它们看上去是多么可悲，都是信念实体，是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在某一块母亲之土上扎下的根；同样，心理分析学认为宗教的起源也无非在于单个的人的“疾病”之中。当然今天没有宗教的共同体，分支不计其数，而多半又局限于单个的人，可是这种看法也许跟受现实局限的视野有关这种在真实的土地上的扎根也许并不是人的单个的财产，其实质是有先例的，而其后还将朝着这个方向继续改造其实质(也包括其肉体)难道要对此进行治疗吗？

    9月20日，菲莉斯经过30小时的旅程前来屈劳，然而不快而返。“……我本来应该阻止她来。如我所见，她遭受着极度的不幸，这根本上是我的罪过。我无法克制我自己，既可怜，又冷酷……她无辜而备受折磨，折磨她的人还是我。”

    虽然尚未彻底了结，菲莉斯己然离去了。“马车载着她和奥特拉绕着池塘行驶，我抄了条近路，再次走近了她，这日子就随着她的离去和一次头痛(我的行动的残余)而结束了。”

    （第二节）抱负与伤逝

    就在菲莉斯离开屈劳的这天晚上，卡夫卡梦见父亲。梦中的父亲“带着高雅而苦涩的微笑”在人群中受挫，而梦中的他则罕见地体会到对父亲的惺惺相惜之情。是啊，五年之情之痛，一旦弃绝，人就全然失落于可怕的虚空，就不得不希望伸手抓住最根本的生命联系。那除了父亲，还能是谁？一生的不幸，曾经都推诿于父亲，然而，如果真要凭着曰常生活的良心去看，父亲究竟有什么错？父亲不过代表着生活向我们提出了要求，这恰好是他作为父亲的爱心使然。如果他错了，那是因为生活错了。当我们因生活之错而失落，父亲会痛，如果我们因此而指责父亲，难道不是让父亲痛上加痛？梦泄露着无意识的秘密，虽然意识不会如此清楚地提出问题，意识会抗拒。然而不管怎样，卡夫卡在内心体会和掂量着“父亲”的含义。曾几何时，因为“父亲情结”，他走向菲莉斯，当菲莉斯代表世界撕幵他存在的“伤口”，他不得不回到出发之地，以另一种伤痛的眼光着迷于菲莉斯、世界、死亡以及“一位父亲”之间的关系：

    [设想]与F·[菲莉斯]对话的轮廓：

    我：这么远我就带来这个。

    F：我这么远就带来这个。

    我：这么远我带来了你。

    F：的确如此。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愿意把自己交托于死亡。一种信仰的残余。回归一位父亲-伟大的赎罪与和解之日。

    这“一位父亲”就是那位父亲？或者又不仅仅是那位父亲？甚至干脆就不是？他是赫尔曼·卡夫卡？或不仅仅是？或干脆不是？谜一样的卡夫卡再次设下了神秘的谜，然而我们仍能凭直觉感到，那是他犹太根性的复苏和思忖，那是“一种信仰”在召唤。后来，在弥留的日子里，他会给我们答案。眼下，无论“悬而未决”还是“向死而生”，这位用生命作赌注的冒险家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己不会很多，而想到了彻底的交托和放弃——这是信仰的前提。人的尽头就是信仰的可能性的王国，是绝对的彼岸。对于一位走到人性尽头的人，这个王国的存在至高无上，当然也在文学的存在之上：

    我仍然能从《乡村医生》这样的作品得到一时的满足，假如我还能写出这类作品的话（已经几乎不可能了）。然而，只有当我能把世界升华为纯粹、真实、不可改变的世界，我才能得到幸福。

    “精打细算”的卡夫卡清楚自己，正如后面将看到，在弥留之际，他将最终确认自己内心的事实：他来自另一个被彼岸恩典所祝福的地方，而他在此岸的目的只是暂时地流浪。眼下，他己正式把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这一问题在东欧犹太人依地语剧团访问布拉格期间就己提出。此外，与菲莉斯重修旧好后，他对犹太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不仅高度关注，而且付出大量实际行动，并最终感动了菲莉斯，让她也自觉认同于自己民族的不幸与希望，自愿参与了“柏林犹太人之家”的组织建设和授课工作，用热情的奉献赢得学生们的爱戴，赢得同仁的称赞和尊重。在菲莉斯的奉献背后渗透了卡夫卡的惨淡经营。1916年8月2日他向菲莉斯写道：

    无论如何你都不要因为你不是很熟知的犹太复国主义而对犹太人之家感到害怕。通过这个犹太人之家的另外力量正在进行并起着作用，对这些力量我相反更放在心上犹太复国主义现在至少处在一种外在的顶峰，它对大多数的活着的犹太人来说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它仅是通往更重要部分的一个过程。

    一个多月后他再次向菲莉斯写道：

    ……[现在柏林犹太人之家的参与者们还无法做出什么成绩，因为他们还不太了解其中的意义，还不是十分明朗。然而，一旦他们理解了其中的意义，他们就会倾注自己的心血，竭尽全力，做出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这在另一个方面意味着很多，而且本身就意味着很多。我认为所有这些工作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虽然对你未必如此。这一联系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柏林犹太人之家将从犹太复国主义汲取充满活力的斗争方式，那是始终生机勃勃的青春力量，在其他方式失败的地方，这种力量却从犹太民族深厚的历史遗产中得到祝福，并因而得以点燃民族热情的火焰。我认为，没有这样一种界定，犹太复国主义就无法生存。

    又过了一个半月，卡夫卡向菲莉斯承认，他在读一篇作品时被击中了心头的隐痛：

    在读到某一处时，我不得不停下来坐到沙发上大哭一场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哭过了。

    这部作品是德国犹太作家A·茨威格的悲喜剧《匈牙利的宗教谋杀》。正好在卡夫卡出生前一年，匈牙利埃斯纳地方发生了一起单凭流言飞语审判和杀害犹太人的事件，《匈牙利的宗教谋杀》就以此为题材，揭露该事件的本质是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和谋杀。在很大程度上，卡夫卡读这部作品的动机是文学研究，但仍然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悲恸。他被击中的隐痛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他心灵深处的“犹太情。”

    就从此时开始，卡夫卡进入了他的第三轮创作高峰。完全可以认为，1916年冬至1917年春的那个丰产季节，卡夫卡也通过写作收获了他内心深处多年酝酿的结果，它们来自民族神秘幽远的根系。联系到东欧犹太人依地语剧团访问布拉格时期的卡夫卡，以及后面将要看到的他生命后期的独特景象，我们可以说，卡夫卡内心含蓄地深藏着一个伟大的抱负。从现象上说，犹太民族神秘幽远的根系密布于卡夫卡作品的血肉之间，使其蕴存着犹太民族血肉模糊的生命内涵。一个有力的旁证是，就在1917年初夏，卡夫卡开始正式学习希伯来语，这一努力从此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

    让我们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被肺结核所击倒的卡夫卡。如果说他早晚会完成从“文学之存在”向“信仰之存在”的过渡，那么，这场白死病加速了这一进程。卡夫卡开始了可歌可泣的自救。一方面，他要把自己交托给疾病的“母亲”而不是菲莉斯；另一方面，从现在起，他全部有限的精力必须高度集中地用于争取内心幸福的斗争，这一斗争包括文学的斗争，也包括超越文学的斗争。他必须凝神于对内心幸福的紧张思考和眺望，必须把全部生命悉数投入“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那些空白的八开笔记本急切地等待着他思想的填充。固然，他尚未走到人生的尽头，在此岸还有必须应付的任务，而且此岸最终是人的出发之地，包括此岸的写作此外，在他的思想中还常常疑云密布。然而，不管怎样，他要用他洞穿一切的明澈眼光，穷尽所有可能的道路，让自己站在绝对的深渊之前，从而迫使自己作出最后的选择。这是生死攸关的工作：

    我尚未写下那件决定性的事情，我仍然在分心，等待着我的是一件巨大的工作。

    看来，随着白死病猝然袭来，卡夫卡复杂的生命格局即将发生本质的变化。然而在此之前，有些事情需要了结。

    9月30日，卡夫卡致信菲莉斯，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向未婚妻坦言自己内心的真情。他的话明澈、冷峻、尖利、果断，并潜藏着深深的悲哀，足以催人泪下：

    如你所知，在我内部有两个彼此斗争的对手。好的那个属于你，对于这一点，过去几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确信。五年来，不管是通过话语还是沉默，或者通过两者的结合，你始终得以了解这场斗争的历程，大多数时候，这让你遭受痛苦……

    两个对手在我内部斗争，或者说，他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我(除一点小小的、苦恼不堪的残余外）。他们一个好，一个坏。他们不时调换角色，使本已混乱的斗争更加混乱然而，尽管受到一些挫折，直到最近仍然存在着可能，使我想象会发生最不可能的事情：……我，在这些年间变得可怜和倒霉的我，会最终获得拥有你的权利。

    现在事情突然显示出：失血太多了。想要赢得你的好的一方(现在看来对我们是好的一方）失血过多，反过来帮助了他的敌人。……在内心深处，我并不相信这病是肺结核，至少，在基本上说来它不是肺结核，而宁可说是我总崩溃的迹象，我原以为斗争会持续得长一些，可它不能了。血并非咯自我的肺，而是咯自斗争的一方所导致的一道致命暗伤。

    请别问我为何要筑起一道防线。别这样让我出丑。哪怕问一个字，我就会重新拜倒在你脚下，……我的所谓肺结核……是一件武器，与早先使用过的无数其他武器（从“生理上的无能”到我的“工作”、到我的“吝啬”）相比，它似乎更方便、更根本。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秘密此刻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虽然那远方的黑暗可能会让我相信，那黑暗正降落在我身上，伴随着我想要工作和思想的每一个愿望降落在我身上），但它会变成现实：我好不了啦。原因很简单，那不是肺结核……而是一种武器，只要我还活着，它就会继续表现为一种压倒一切的必然性。但它和我都将死去。

    圣诞节快到了，卡夫卡中途暂离屈劳返回布拉格。菲莉斯也从柏林赶来。两人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十分不幸”的日子，菲莉斯明确表示她要与卡夫卡站在一起，卡夫卡同样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一牺牲，不想再增加对她的罪责。他声称将再也不考虑结婚的问题。催人泪下的悲剧已然是尾声了。圣诞之夜，受勃罗德和夫人之邀，卡夫卡偕菲莉斯M去做客，气氛十分紧张。按勃罗德日记所载两人都不愉快，一言不发。”第二天卡夫卡一早7点半就来了，要我陪他一上午。……但他并不需要我当顾问，他的决心下得令人敬佩地坚定。”卡夫卡向勃罗德谈起托尔斯泰的《复活》，他说，一个人只能经历解脱，而无法把解脱写下来。就在这天下午的郊游中，卡夫卡当着菲莉斯和几位朋友的面讲出一番沉郁的话语：

    我该做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对末世该清楚。西方犹太人对此搞不清楚，所以没有结婚的权利。这里不存在婚姻，除非对末世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商人。

    长达五年的峰回路转之后，一场悲喜浮沉的不幸婚事终于彻底了结。1917年12月27日一早，卡夫卡赴布拉格火车站送走了菲莉斯。返回途中，他径直前往勃罗德的办公室。“他脸色煞白，神情变得十分严酷、冷峻。突然，他失声痛哭起来，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可怖的景象。……在那张沙发上，卡夫卡伤心地啜泣着，呜呜咽咽地说夕非要有这样的事不成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泪水沿着他的脸往下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卡夫卡这样张皇失措。”第二天，卡夫卡在写给奥特拉的信中说昨天下午我哭了，把我成年以后所有的哭泣加在一起，也没有昨天下午这么多。”

    15个月后，菲莉斯与柏林一位富裕的犹太商人结婚。勃罗德将这一消息委婉告诉卡夫卡，“他激动了，心里充满对这新的婚姻的最真诚的祝愿，这也化成了他自己极大的喜悦”。菲莉斯婚后生一子一女。1931年，菲莉斯举家迁往瑞士。1936年，一家人又在纳粹崛起的狼烟中移居美国。1955年，她向卡夫卡文献的出版商提供了卡夫卡全部的情书。1960年10月15日，菲莉斯在美国溘然而逝。

    （第三节）向死而生

    1“精神邻居”克尔恺郭尔

    随着菲莉斯的离去，1918年开始了。新年伊始，卡夫卡即着手为内心的“重大工作”找基础。新年第一天，他第三次向公司提出退休申请，然而只获准延长假期至该年4月底。他立即返回屈劳，完全中止了日记的写作，全力以赴研究马丁·布伯和克尔恺郭尔的思想，为自己下一步在八开笔记本中的思想表述作准备。从卡夫卡与勃罗德通信中的讨论可知，他感到了强烈的挑战。他发现，这两个人的书都是他理想中那种“世上独一无二的书”，其中的思想“都是特意用尖得不能再尖的笔正确而精细地写就的”，这些思想导向绝望，“令最健康的肺也会喘不过气来”。然而，卡夫卡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某种程度的自负这些书，只有当人们确实胜过它们一筹时，才能写，才能读。”他显然是在暗示，一旦轮到他动手的时候，他就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更绝望的思想、更理想的书。“可是如此一来，它们的丑恶便从我的手底下长出来。”

    到春天的时候，卡夫卡通过大量阅读发现，克尔恺郭尔和自己原来是精神上的邻居，在气质上、生理上、婚姻上、思想和作品的“自传性质”上，两人都极为相似。但是他发现，在表达方式上，他与克尔恺郭尔恰好相反。克尔恺郭尔是那种“精神上的父亲或导师”类型，他的思想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表达。例如，克尔恺郭尔曾以绝对的自信声称，只要他愿意报一个价，就会“让整个欧洲的基督徒化为乌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徒有基督徒的称号，其思想和行为却与真正的基督徒相去甚远。卡夫卡则不太习惯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所以他发现，“他从一个邻居变成了一颗明星，这里表达的既是我的钦佩，也是我产生同感时的某种寒冷”。卡夫卡认为自己并不害怕接受来自克尔恺郭尔的挑战，他暗示，他将来的思想表达将采取接近生活“阴暗面”的方式：

    比如在《恐惧和颤粟》中，他的正面思想扩大得巨大无比。只有当出现某个人(例如一个普通舵手）时，只有当有人认为（我就是这么看的）这种正面思想升得太高了的时候，这种扩大才会停止。他看不到普通的人(但奇怪的是，他却非常懂得如何与普通人攀谈），却把巨大的亚伯拉罕画入云端。

    卡夫卡对克尔恺郭尔的宗教观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他用一惯的刻薄语调准确地写道：

    克尔恺郭尔一句话都不必说，仅他的立场本身似乎就已经在反驳你了。因为在克尔恺郭尔看来，与神的力量的关系是不能由任何外人来加以评论的，也许可以说，甚至连耶稣自己都无权判断他的那位后继者[克尔恺郭尔]已经走了多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尔恺郭尔来说是个末日审判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世界灭亡后才能答复(假如还有必要答复的话）。

    卡夫卡无意中站在犹太教的立场上质疑克尔恺郭尔的基督教立场。然而他显然未能认识，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在信仰问题上都没有理性的余地，他可能尚未读到克尔恺郭尔的一句名言：信仰就是把理性的眼睛挖出来！信仰就是“绝望的一跃”！卡夫卡出于自身气质的局限，尚陷身于“理性的梦魇”之中。这个问题，他要等到生命弥留之际才会找到自己的答案。眼下，通过整整一个春天的阅读和思考，他认为自己己经把握了克尔恺郭尔，并在致勃罗德的信中声称：“克尔恺郭尔有时候是难于理解的，与我联系起来看就容易理解了。”仅就思想而言，卡夫卡的自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后来着名的八开笔记本充分显示了他克尔恺郭尔式的穿透力。然而，在克尔恺郭尔特别强调的具体生活内容方面，卡夫卡的自负却多少显得有些可笑。因为克尔恺郭尔作为人类精神史上着名的“信仰骑士”和“无限性骑士”具有堪称完美的精神品质，主要体现在他的婚事方面。克尔恺郭尔跟卡夫卡一样具有深入骨髓的“婚姻恐惧症”，与未婚妻雷琪娜订婚之后，即陷于卡夫卡式的惶惶不安与犹豫摇摆，最终也以解除婚约而告终。然而，此后的克尔恺郭尔承受住了远甚于卡夫卡的巨大孤独，彻底弃绝红尘，义无反顾，无比坚定地走向信仰。在这一点上，卡夫卡无论如何无法与他的“精神邻居”相比拟。与菲莉斯挥泪诀别后，他多次表示今生绝不再提婚事问题，然而，他的气质决定了他无法完成自己的决定。卡夫卡这样的人始终会耐不住寂寞，会像他为之辩护的“普通人”一样，再三陷入婚事或情事的纠葛，如他自己所说，“在人世间的肮脏和污秽中打滚”。

    然而，不管怎样，在人类精神世界浩繁的群星中，卡夫卡本能地选择了克尔恺郭尔，他的无意识不会欺骗他。无论目前的局面是“悬而未决”还是“向死而生”，卡夫卡的深层心理都需要一位能够产生特殊“疗效”的人。就卡夫卡的具体“症状”而言，这个人非克尔恺郭尔莫属，即便不考虑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也是如此。在人类精神史上，克尔恺郭尔是那种“绝对单数性质的人格”，不仅如此，他更是着名的孤独人格。在可能进行比较的范围内，克尔恺郭尔一生所承受的孤独无人能及。在巨大的孤独中，在极其恶劣的人际关系中，他还要承受忧郁、神经症和生理疾患的折磨。凡此等等把他置于焦虑的绝境，这种绝境意味着绝对的虚空和死亡。然而，克尔恺郭尔也是魔法大师，他把焦虑变成了一所“焦虑学校”，他在其中学到了在其他任何地方无法学到的真理，“学过了由可能性所提供的不幸之教程”，由一位失去一切的人变成一位“无限性骑士”、一位“信仰骑士”。克尔恺郭尔的信仰是被无限性所砥砺的信仰，它没有彻底摧毁焦虑，却在焦虑的阵痛中不断发展自己，从而得以永葆青春，向无限性生长，为人类留下他的宝贵遗产，也就是卡夫卡此时此刻所研读的《恐惧和颤栗》、《致死之病》、《非此即彼》、《人生阶段论》、《再现》（《重复》）、《瞬间》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克尔恺郭尔强调焦虑的重要性，强调直面焦虑的必要，强调“绝对的一跃”的勇气。所有这一切，对于“向死而生”或“悬而未决”的卡夫卡都意味着多重含义的“疗效”。克尔恺郭尔既是精神邻居，也是对立面和对话者，在绝境中转移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刺激他思想的活力，其主要结果之一就是卡夫卡八开笔记本里珍贵的思想宝藏。它的丰富和深邃，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已有过较为详细的说明。

    2·第三次订婚：尤丽叶·沃莉泽克

    1918年4月30日，卡夫卡再次回到布拉格这位“带爪子的小母亲”身边，一面重返公司上班，一面继续操演思想，锤炼他的箴言，这成了他1919年11月的《父亲》之前唯一的写作工作，其结果就是八本着名的八开笔记本。屈劳乡下美好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使他大大恢复了元气，让他逐渐有能力协调自己的生活，上午上班，下午学习希伯来文，或前往布拉格郊外的果园参加“劳动生活勃罗德与他见面的时间大大减少了，但也偶尔找他一道去散步或游泳。这样一种有规律的生活也让卡夫卡产生了某种充实的感觉。对肺结核这另一位“母亲”，他仍然不把自己交给医学文明，而是交给这位“母亲”。他不去住院疗养，而是紧紧拉着“母亲”的裙边。

    一切似乎都好。然而，生活这位大魔法师永远都会演出令人措手不及的事件。10月中旬，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号称当代黑死病的“西班牙流感”横扫欧洲，也再次打倒了卡夫卡，不仅摧毁了他正在逐渐恢复平衡的身体机能，而且并发可怕的双侧肺炎，令他生命垂危。等他好不容易康复过来，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公司上班，却发现物是人非。原来，战争结束了，原来的奥地利（即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五天前，原来的波希米亚王国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他所在的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也变换了性质。

    和平时期又开始了。然而这似乎与卡夫卡无缘。“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对卡夫卡这样一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回公司上班不到一个星期，感冒复发，高烧、盗汗、呼吸困难，不一而足。“母亲整日哭泣，我尽力安慰她。”父亲一直被隐瞒着儿子肺病的病情，现在看到他双病缠身，一反平日的严厉，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在门口站住，伸长脖子看儿子躺在床上，关心地举手打招呼，以至卡夫卡“止不住幸福地哭起来”，甚至以后回忆起来“不禁又潸然泪下”。

    当时，奥特拉正在卡夫卡的支持下赴农校学习农艺，为前往巴勒斯坦寻找新生活作准备，只好由母亲陪伴他前往布拉格以东的小城镇什累申休养。他在什累申一住就是4个月。正是在什累申的膳宿公寓中，他认识了因故在那里逗留的布拉格人尤丽叶·沃莉泽克。尤丽叶28岁，捷克犹太人，未婚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父亲是位鞋匠，并在布拉格一座犹太教堂内担任打杂工作。据卡夫卡后来向勃罗德所作的描述，她大概属于某种“悬而未决”的类型“既平凡又奇特；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非德国人。喜欢看电影，听轻歌剧和看喜剧，喜欢涂脂抹粉戴面纱……总的说来很无知，乐而少悲……此外，她的心灵勇敢、诚实、忘我——这么多特征集于一身，身体上无疑不是没有美感，可是如此微不足道，就像一只对着我的灯光飞来的蚊子。”

    尤丽叶·沃莉泽克身上到底是什么在吸引卡夫卡？也许不好回答。然而这位姑娘掌握大量的犹太依地语行话，单是这一点就对卡夫卡有着巨大的魅力。两人交往期间，卡夫卡专门向勃罗德借阅太复国主义之第三阶段》，并请勃罗德推荐其他此类书目，其目的就是为了“改造”这位混血的犹太姑娘。

    大体上可以认为，这是两个被不幸赶到一起的人。在冷冷清清的膳宿公寓里，两个人似乎都有些歇斯底里，“我们每次相会，就要不停地笑上好几天。在吃饭的时候，在散步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要笑一通。总起来说，我们的笑声是不舒畅的，因为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这样纵情欢笑，这莫名其妙的笑声是折磨人的、令人羞惭的这笑声使我们更加疏远……我像一个遍体鳞伤的人……我和尤丽叶刚认识时，我一到夜里就辗转反侧，彻夜不眠……”

    由于自己“遍体鳞伤”，卡夫卡最初高度约束自己，尽量与尤丽叶保持距离，减少见面的机会。寒冷的冬天到了，在什累申那家膳宿公寓里，其他客人渐渐离去，到最后就只剩下卡夫卡和尤丽叶两个人，他们的来往也多了一些，但仍然保持了适当的距离。

    然而春天到了。1919年3月，尤丽叶和卡夫卡先后返回布拉格。一回布拉格，卡夫卡就无法再约束自己，因为他发现自己对尤丽叶充满了按捺不住的想念。这促使他立即给尤丽叶写信，然后两个人就“像被谁驱赶着似的飞到一块儿去了”。陶醉在爱情屮的卡夫卡甚至恢复了日记的写作，留下短短几条日记，虽然一如既往充满寒意，但显然表明内心产生了冲突，其原因当然是与尤丽叶的关系问题。果然，他不久就萌发了结婚的念头。于是，在与菲莉斯解除婚约一年半之后，在与尤丽叶相识半年之后，在他的又一个生日之际，卡夫卡再次订婚了。

    36岁的卡夫卡很快为结婚作了诸多准备。然而，据他称，当他告诉父母他准备结婚时，父亲却断然反对，并用刻薄的言词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多半她穿了一件什么迷人的衬衫，布拉格的犹太女人就会来这一套。你当然就一见钟情，立刻决心要和她结婚。而且越快越好，一个星期以内就要结婚，甚至明天，最好是今天。我不明白你，你是个成年人了，你是在都市里，可你却什么能耐也没有，只会随便找个女人马上同她结婚。难道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要是害怕，我亲自陪你去好了。”

    父亲的语气和心态到底如何我们无法知晓，总之，病中求婚的卡夫卡感受到了重大伤害，再次唤起他童年时代痛苦的记忆，而母亲在父亲发表意见时“借故离开了房间”，令他更加难以释怀。他决心置父母意见于不顾。经过努力，他和尤丽叶终于找到一套房子，并发表了结婚预告。然而，就在临结婚之前两天，他们发现那套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于是，虽然婚约尚未最后解除，但第三次结婚的努力己然流产了。而这可笑的流产恰好从侧面说明了父母意见的正确性。卡夫卡无视父母意见的正确性，相反，“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加之父亲对他当时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和《在流放地》不以为然，更让卡夫卡无法释怀，其结果就是历史上那篇着名的《父亲》。

    卡夫卡不可能逃避自己的宿命，这一点似乎己无必要再次强调。需要补充的倒是他在这第三次婚事上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半年多以后，卡夫卡与尤丽叶正式退婚，他满怀歉疚地向尤丽叶的妹妹写了一封信，向她解释自己绝非有意伤害她的姐姐。他说，这粧婚事虽然源于爱情，但根本的基础还是理智。正是理智告诉他，他没有结婚的条件和权利。“你的情况是：紧张过度，完完全全地为文学所吸引了，肺功能已经虚弱不堪，整天在办公室搞那些抄抄写写的事，累得喘不过气来。你还要在这种情况下结婚？而且，你还大言不惭地承认，自己必须结婚。你心怀这个目的，却还有胆量，要求自己心安理得地进入梦乡。第二天，你的头像正在溃烂的伤口，疼得要命，但你还惝怳迷离地到处乱跑。难道，你还想凭着白天的这种精神状态，连累一个完全依赖你、献身于你、对你忠心耿耿的姑娘，让她伤心？”但眼下，他无法让自己不伤害尤丽叶。11月24日，在写完》父亲》并最终离开什累申回到布拉格之后，他致信尤丽叶的父母，再次提出婚事问题：

    不管它[传言]的内容是什么，又是如何得到证实和传播的，都好像是在诽谤我，使我显得可鄙、可笑。但是无论怎样解释，在这方面它是真实的，我给最纯洁最善良的J[尤丽叶]带来这么多痛苦，与此相比，任何仅仅来自社会的处罚都是微不足道的。

    ……请让我们在一起吧，越过我所有的弱点，我们感觉彼此休戚相关。抱着一些希望，我打算2月份去慕尼黑，大约呆三个月。J也一直想离开布拉格，或许她也能去慕尼黑。我们将见识另一片天地，有些东西或许自身会发生些变化，或者将改变某些弱点、某些恐惧，至少是改变它们的形式和它们的方向。

    不用说，最终结果是什么都不会改变。他就这样带着一纸“悬而未决”的婚约进入了1920年。这一年，卡夫卡的生命将因另一位个性热烈、敢作敢为的女子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这位比他年轻12岁的布拉格女子不是犹太人，她的名字叫密伦娜·耶申斯卡。

    3·密伦娜·耶申斯卡

    密伦娜何许人也？借用卡夫卡的象征来表达，她曾经是一位“为自己的肺而自豪”的女性。这就跟肺功能生而赢弱的卡夫卡恰成对照。35后来，卡夫卡和密伦娜共同的朋友维利·哈斯对密伦娜作了这样的描述：

    有时，她像16、17世纪的一个责族成英，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在需要她作出决断时，她充满了激情，敢作敢为，冷酷、聪颖；在需要激情时，她会不假思索，采取一切手段献出激情——她在青春时代总是这样的。作为朋友，她有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友情，有着无穷无尽的帮助人的办法，人们往往为之瞠目，真不知道她是怎样找到那些办法的；她对朋友也有没完没了的要求……作为情人，她也是如此。那时，她挥霍无度，她挥霍的范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自己的生活、钱财和情感都包括在内。在她看来，她自己的情感和别人的情感是一种必要的资本，这些必要的资本是供她自由支配的。

    密伦娜身上事实上就具有贵族血统。她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捷克爱国者家族，早在17世纪，家族中一位祖先就因反抗奥地利统治者而被处极刑，密伦娜家族的姓氏因此而被镌刻在布拉格旧市政大楼巨大的青铜牌上。然而密伦娜的个人生活却相当不幸，她的父亲是布拉格一位着名医学教授，在家庭生活中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而她13岁那年就失去了母亲，独自一人像卡夫卡一样面对父亲的“暴政”。当密伦娜爱上后来的丈夫艾恩斯坦·波拉克时父亲因为后者出身犹太家庭而竭力反对，甚至把女儿送进一家护理所监管起来。然而密伦娜天性反叛，最终逃出护理所，与波拉克私奔到维也纳成婚。这场事件的始末是密伦娜性格的绝妙写照，而新生的捷克共和国又为这种性格提供了理想的舞台。她本来就毕业于捷克知识分子创办的一所着名人文女子中学，这所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后来都成为共和国第一代解放的女性。当时，就像任何一个新兴社会一样，布拉格的人都在激动地谈论怎样投奔自由，怎样“出走”或“私奔”。密伦娜和她的女友们也卷入了时代的激流。据晚年一位朋友的描述，“对她来说，爱情是唯一真正伟大的生活……她从不害臊、从不腼腆；她从来认为，强烈地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爱慕，这决不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她认为，爱情是一件清白无辜、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热衷爱情的同时，密伦娜也热衷革命。她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并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一名活跃的战士，特别是用她出色的文笔参加战斗。她众多的朋友中甚至包括伏契克这样的人物，后者是着名的捷克共主义者，大名鼎鼎的《激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

    密伦娜的丈夫波拉克跟她一样，也是捷克当时小有名气的作家。波拉克是那种所谓“永远的大学生”，才华横溢而又风流成性，身边始终围绕着一大群女性崇拜者，并不断发展出婚外情，这使得密伦娜深受打击。然而她内心无法摆脱丈夫的魅力，没有勇气走出这个家庭。眼下，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维也纳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咖啡店文学沙龙，那是些色情和智慧混杂的场所，密伦娜遂成座上客。本质上她并不适应，因而十分痛苦，甚至有一阵用可卡因来麻醉自己，而对布拉格青年时代热烈奔放的生活尤为怀念。苦闷和压抑使她为之自豪的肺功能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以至医生不得不向她提出警告。就在这样的局面下，她遭遇了卡夫卡。

    还在1919年10月底，卡夫卡收到一封来信，对方提醒他说她是密伦娜，他们曾经见过面。卡夫卡想起来，他的确见过密伦娜和她的丈夫波拉克，但已无法记起确切的模样。密伦娜在来信中希望能得到允许，由她把卡夫卡的一些作品从德文译成捷克文。卡夫卡回了信，可不知为什么没有回音。

    1920年1月1日，卡夫卡被公司提升为书记官。4月初，公司批准他赴意大利米兰疗养三个月。一到美丽的米兰，卡夫卡立即致信密伦娜，委婉地希望密伦娜从维也纳前来米兰一晤。不久又再去一信，并终于收到对方回信，此后两人通信渐渐频繁起来。密伦娜谈到自己“呼吸困难”，卡夫卡则指出，这句话包含着实际和象征双重含义：“我多想把美兰[米兰]赐给您啊……假如您到这儿来，在这双重含义上事情总会有所缓解的。”通过这样的你来我往，到5月初的时候，卡夫卡认为他已赢得了密伦娜的芳心：

    失眠频频向我袭来，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失眠可能有种种原因，其中之一也许是同维也纳[密伦螂]的通信。她是一团我从未见过的生机勃勃的烈焰，尽管如此，却只为他而燃烧。燃烧时极其温柔、勇敢、聪颖，她牺牲一切，或者若她愿意，通过牺牲赢得了一切。而激起这团火的又是怎样一个男人呢？

    卡夫卡正确地估计了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然而他错误地估计了密伦娜，因为她不会“牺牲一切”。而维也纳那边，密伦娜也正确估计了自己，但错误地估计了卡夫卡，因为她不知道卡夫卡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疗养假期就要结束了，37岁的生日也快到了。6月27日，卡夫卡动身离开米兰返回布拉格，中途从6月30日至7月4日在维也纳逗留了4天。通过4天的“亲密接触”，密伦娜终于认识到事情的实质，她在后来致勃罗德的信中写道：

    他[卡夫卡]的病在这几天中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场小小的感冒，假如我当时同他一起去布拉格，那么我对他来说将至今仍然像当时一样但我没有能力离开我的丈夫，也许我的女性味太浓了，以至我没有力量投身于那种生活，我知道这意味着一生度过最严格恪守的苦行生活。然而在我心中却燃烧着一个无法抑制的欲望，一个对另一种生活的疯狂的欲望，渴望我正在过和必将过的生活，渴望有一个孩子的生活，渴望一种接近地面的生活。这种欲望在我心里战胜了其他一切，战胜了爱情……我知道，他不曾抗拒丰亨，而仅仅是抗拒导)1丰导吁亨冬(着重号为原有）。假如能够同他一起生活，那么他会同我一起幸福地生活的。但这些我今天才明白，所有这些。当时我是个凡俗的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一样，一个渺小的、有性冲动的小女人。他的恐惧由此产生。

    换句话说，卡夫卡要婚姻，而密伦娜给不出他所要的婚姻。这固然因为密伦娜内心仍留恋着丈夫，更是因为卡夫卡给不出她想要的婚姻。正如菲莉斯所知道的，卡夫卡这样的人只能过一种他所谓的“贞洁的婚姻生活”，一种“柏拉图式”的婚姻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无法满足密伦娜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她要一种有性生活、有生育的婚姻。这真叫阴差阳错。

    7月5日，卡夫卡回到布拉格，当天就将此事告知尚未解除婚约的未婚妻尤丽叶。经过两个人之间一番痛苦的冲突，卡夫卡解除了自己一生的第三次婚约。3)与此同时，他通过通信开始了与密伦娜的漫长争吵和对话。7月13日，卡夫卡的医生告知卡夫卡，他的病情比赴米兰之前更严重了。7月15日，唯一与卡夫卡有深情的小妹奥特拉结婚了。他再次质问密伦娜：是否愿意冲破她名存实亡的婚姻，离开维也纳来布拉格。密伦娜一方面担心他做出什么偏执的事情会进一步损害他的健康，另一方面指出他身上刻骨铭心的恐惧。卡夫卡则以对这一指责的公开拥抱作为对密伦娜的反击。密伦娜转而承认卡夫卡恐惧的合法地位，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他的恐惧心理。而卡夫卡干脆声称我就是恐惧组成的。它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否则，在我身上找得到什么值得你爱的东西呢？”而对于维也纳的四天之行，他解释为是令他唯一幸福而自豪的浪漫爱情，也是他渴望与她结合的原因。但是，他说他恐惧那道从白天到夜晚的鸿沟，恐惧那“床上的半小时”。他还专门近乎“怨毒”地指出，密伦娜自己有一次也轻蔑地把那称为“男人的事情密伦娜进一步尖锐地指出他心理上存在着“恐惧-渴望”卡夫卡则通过讲述自己的第一次性爱经历以及在米兰的两次偷情反驳说，他没有渴望，只有恐惧他对“肮脏”没有欲望，肮脏是人的本性，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身上也不可能没有肮脏，他不渴望这个他的问题是恐惧》然而，他恐惧的是一切，而不单单是与她的性爱。

    两个人的情感较量在柔情蜜意和明枪暗箭中不断升级，最后达到世界观的高度。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看到的，卡夫卡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恐惧，密伦娜也是人，所以密伦娜也跟他卡夫卡一样恐惧，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必要的时候，人们完全可能通过欲望来表达自己的恐惧。

    8月初，密伦娜郑重声明自己无法离开丈夫，因为她太爱他，而他也太需要她。8月中旬，卡夫卡和密伦娜在捷克和奥地利的边境小城格明德共度了一个周末。密伦娜给人的印象更多是真实的游戏，而卡夫卡则更充分地表现出既孩子气又十分老成的偏执。两个人似乎都试图想要证明自己的什么东西。在格明德，卡夫卡再次认识到自己“对占有的疲倦”。在这次会面后，他们整整有一年多再没有见面，只是通过书信保持对话。

    深秋，卡夫卡请求停止通信，但事实上他和密伦娜都未能办到。年底，他在马特里亚利疗养院再次请求密伦娜不要再给他写信，两人之间的通信基本结束，但并未断绝往来。密伦娜希望能不时与卡夫卡会面，但卡夫卡不可能满足于一种婚姻的替代物：

    情况大致如此：我，林中之兽，那时很少待在林中，只是躺在某处一个肮脏的沟壑中（肮脏自然只是由于我目前的处境），看见你在外面。你是我见过的生物中最美丽的，我忘记了一切，甚至完全遗忘了自己，站了起来，走近些。我的心在这新鲜的、可仍然是属于家乡的自由空气中面抖着，但还是走近了，一直走到你的身边。你是那么和善，我在你身边蹲了下去——好像你允许我这么做似的，把脸贴在你的手上。我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多么自由！多么强大！如同在家里一样，我总是这么说：如同在家里一样——可是从根本上说我却只是一头野兽，只有森林是我的归宿，而能够[暂时]待在[森林之外的]野外只是由于你的慈悲。我从你的眼睛里寻找我的命运，而自己却并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忘掉了一切）。但这持续不了多久。尽管你用最仁慈的手抚摸着我，你总会发现我身上的某些奇怪迹象，表明我来自森林，表明森林是我的老家，我真正的家乡。我们不得不谈到，不得不一再重复着“恐惧”，它折磨着我的每一根裸露的神经(也折磨着你，但不是故意的），它在我面前不断增长着。对你来说我是怎样一种不洁的祸害，怎样一种到处干扰你的障碍啊！……(终于)我想起了我是谁，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错觉已经消逝，我怀着恶梦般的惊恐(在某个不该来的地方凑热闹，就像是在自己[父母]家里一样)。我真的怀着这种惊恐，我必须回到黑暗中去。我受不了目光，我绝望了，真像一只迷途的野兽，奔跑起来，尽快地跑呀，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要是我能带走她该多好！”还有一个对立的想法：“她去的地方还会有黑暗吗？”·

    面对如此这般的卡夫卡，密伦娜也几近分裂。她虽然无法走近一个“恐惧-欲望”的卡夫卡，但卡夫卡精神的绝对和纯粹却令她刻骨铭心、肝肠寸断、难以割舍，并因而痛心疾首：

    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是健一般的，始终如是。是个玄奥的秘密，是某种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他从感人的、纯洁的质朴性出发给予高度的估价，因为那是“会做生意”的[世界]·我对他谈到我的丈夫，谈到他一年里上百次地做不忠于我之事，他以一种方式吸引着我和其他女人。这时他的脸亮起了同样的敬畏之光，就像那时他谈到他那[打]字打得很快，因而是个杰出的人的经理时一样，就像他说他的未婚妻[菲莉斯]“会做生意”时一样。这一切于他都是某种陌生的东西，打字打得快的人、有四个情妇的人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为那都是活的。但弗兰茨[卡夫卡]不懂得生活。弗兰茨没有生活的能力。弗兰茨永不会健康。弗兰茨将很快死去。

    事情显然是，从表面现象看我们大家都有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不知何时已在撒谎中找到了避难所，避到了目不见物、精神激昂之中，避到了乐观主义、具有某种信念的场所，避到了悲观主义或其他什么东西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逃到某种避难所之中，没有找到任何避难所。他绝对没有撒谎的能力，就如他没有灌醉自己的能力一样。他没有一丝一毫庇护，没有栖身之处。他就像一个赤裸裸的人处于穿着衣服的人们中间。甚至那一切，他所说的、他本身所是的、他所度过的一切都还不是真实的。便是这么一种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摆脱了一切可以帮助他必定生活的附加因素——无论在美好或在困苦状态下，都是一样。而他的苦行主义毫无英雄气概——因而更显得伟大和崇高。任何“英雄主义”都是谎言和懦弱。这不是一个由于其苦行主义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人，这是一个由于其可怕的洞察力、纯洁性和无妥协之能力而被迫采取苦行主义的人。

    世上有非常聪明的、但也不愿妥协的人，但他们戴上了魔幻眼镜，从而看一切东西都不一样了。他们因此而不需要妥协，于是他们飞快地打字，能拥有女人。他则站在他们旁边，惊奇地看着他们，看着一切，包括打字机和女人。他永远不能理解。

    他的书是令人惊讶的。他自己则更令人惊讶得多。

    1921年秋，密伦娜数次赴布拉格看望卡夫卡。就在这个秋天，卡夫卡把自己的所有日记全部交予密伦娜，还交给她《美国》和《致父亲》的手稿。他对密伦娜表现的高度信任，只有他对勃罗德的信任能与之相比。1922年5月，密伦娜又再次前往布拉格探望。与此同时，两人保持着零星的通信。

    1923年5月9日，已近弥留之际的卡夫卡给密伦娜写了一封极为重要的长信。他在其中进一步深化了他关于“恐惧-欲望”的辩证法，他论证说，甚至写信的欲望也出于恐惧：恐惧孤独，恐惧失去人与人的联系，恐惧从生存之网上“跌落”进死亡的虚空。他论证说，这种恐惧其实无法通过写信来克服，相反，写信反而会诱发和强化这种恐惧。卡夫卡说，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经验：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密伦娜夫人。今天我也只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才提笔的。我不想为不写信道歉。您也知道，我对信是多么痛恨。我一生的一切不幸（我在此并不想抱怨，只是想总结出一条普遍的教训来）都来自信件或者来自写信的可能性，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人们几乎没有欺骗过我，但是信总是在欺骗，并且不是别人的，而正是我自己的信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一种特殊的不幸，对此我不想多说了，但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不幸。单单从理论上看，由于写信想写就可以写，轻而易举，这就势必把可怕的灵魂紊乱带到世间来。这是一种同幽灵打交道的行动，不仅是同接信人的幽灵，而且也是同自己的幽灵。幽灵在写信的那只手下成长……

    卡夫卡话锋一转，直指问题的本质：写信只是通向欲望的手段，写作就像魔法师一样召唤出了欲望。然而问题在于，欲望一旦被召唤出来，就无法通过写信来平息。所以人类不断发展花样翻新的文明手段，试图以此来平息欲望，但最终亦属徒劳：

    人们怎么会偏偏产生这样的想法：人与人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起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抓住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出人的力量。但写信则意味着：在贪婪地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己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而是在中途就被幽灵们吮吸得一干二净。它们正是通过这种半富的营养骇人听闻地繁殖着。人类感觉到这一点，也在与此斗争为了尽可能把幽灵似的东西与人隔绝，为了达到自然交往的目的，获得心灵的安宁，他们发明了铁路、汽车和飞机，但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显然是些在毁灭过程中产生的发明，其对立面则更平静、更强大，它为邮政发明了电报、电话。幽灵们不会饿死，而我们将会灭亡。

    然而，即便如此，卡夫卡还是坦率地承认自己身上仍然存在着“幽灵”这个关于信的故事给了我一个写一封信的机会……那么，密伦娜夫人，我为什么不能给您，也许是我最愿意的人，也写一封信呢(只要还愿意写信，何乐而不为呢？这话当然只是说给那些贪婪地包围着我的桌子的幽灵们听的）？

    收到这封信后，密伦娜再次前去探望卡夫卡。这是他们最后的会面。因为紧接着卡夫卡就遭遇了他生活中最后一位女性多拉·迪芒，她带着全新的气息走进了卡夫卡的生活，并伴随他到最终离开人世。

    1927年，32岁的密伦娜终于拥有了她渴望的生活。那时，她原来的婚姻如她自己和卡夫卡早就预见的一样破裂了，她嫁给了一位富有才华的捷克建筑师，并生了一个孩子。那时，卡夫卡告别人世已经3年了。1940年，密伦娜被纳粹逮捕并被关进集中营，在那里，她一如既往用热情的天性鼓舞难友们努力生存下去。1944年5月17日，在距盟军攻占集中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时年49岁的密伦娜不幸因肾病不治而逝，未能见到解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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