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尘世、旷野和迦南

    1·崩溃与转折

    从尤丽叶到密伦娜，第三、第四次婚事努力相继流产，这是卡夫卡的宿命。尤其是与密伦娜的较量，多半给予卡夫卡刻骨铭心的刺激。大概主要由于这一原因，就在1920年8月底，卡夫卡提起笔来，重新开始了中断三年之久的文学创作，陆续写出多篇小型作品，包括《城徽》、《波塞冬》、《共同体》、《夜》、《拒绝》、《谈谈法律问题》、《考试》、《征兵》、《秃鹫》、《舵手》、《小寓言一则》、《陀螺》、《归乡》等，它们具有深刻的象征含义，是卡夫卡生命思考的痛苦结晶。

    然而，与此同时，肺结核却进一步恶化了。10月里，新婚不久并怀孕的奥特拉到卡夫卡的公司，为他申请到了病假。12月18日，卡夫卡赴马特里亚利疗养院接受卧床增肥疗法的治疗。1921年3月10日、11日，临盆前的奥特拉挺着大肚子又再次前往卡夫卡的公司，争取到续假5月初，当了妈妈不久的奥特拉又再度前往卡夫卡的公司争取到续假。卡夫卡在马特里亚利的疗养一直持续到1921年8月底，在那里遭遇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

    事情最初要追溯到1月里的一天，卡夫卡楼下的一位捷克肺结核患者病情恶化，转移到喉头，由于缺少捷克语的交谈者，既痛苦又孤独。卡夫卡刚好懂捷克语，护士请他前去探望，以示安慰。这位患者感激之余，向卡夫卡出示了两面镜子，那是他用以治疗喉头溃疡的器具。通过这两面镜子，他得以把阳光准确地反射到喉头溃疡处，产生治疗效果。这位患者出于感激，也出于孤独和恐惧，请卡夫卡尝试观看一次。卡夫卡看过后，像遭了电击一般踉踉跄跄逃出了屋子，事后完全回忆不起逃离的过程。虽然他认为这位患者的做法无异于“延长刑期”，但他自己却因恐惧的刺激而中止了素食，恢复了吃肉，以便增强对肺结核的抵抗力。几天后，他向勃罗德写信谈及自己体验到的恐惧，他承认，他已经像遭受灭顶之灾一样遭受了这种恐惧的洗礼，于是放弃了此前想要把疾病当做“母亲”一样牢牢抓住的态度：

    可这不是别的，正是最普通的恐惧，死之恐惧。就像一个人抗拒不了诱惑，游到海里去，满怀喜悦、庄严感。“现在你是人，是一个伟大的游泳家突然，没有太多的诱因，他直起身子，只看到天和海。波涛中只有他小小的脑袋，他感到一种极度的恐惧，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了，他必须回去，哪怕肺部撕裂。就是这样。

    卡夫卡的生命轨迹从此发生根本的改变。表面看来，死亡恐惧击垮了卡夫卡，因而似乎导致了一场心理的倒退。但是，这一改变实际上是一次进步。我们当然记得，卡夫卡从来没有勇气正视“看不到底的事物”，在这样的事物面前，他会陷于“悬置”状态，为“悬而未决”所催眠、所着迷。所谓“看不到底的事物”，其实正是死亡的象征。对于卡夫卡，死亡就是看不到底的终极事物，对死亡的恐惧亦然。完全可以认为，卡夫卡之所以恐惧看不到底的事物，其本质正是因为他像一切神经症人格和创造性艺术家一样格外恐惧死亡。由于他的神经症和创造性都“出类拔萃”，他对死亡的恐惧也超乎一般，以至令他完全无法正视而产生“悬而未决”的眩晕感。现在，对死亡如此恐惧以至无法面对的他，突然明白自己离死亡这么近。这当然极具悲剧色彩，但也是心理的突破，因为这意味着“悬而未决”魔咒的终结。

    直面死亡和死亡恐惧，意味着卡夫卡走到头了。从心理学上说，人的尽头就意味着心理上的新生，意味着对旧有生命的放弃，意味着忏悔，意味着信仰的开端或信仰的回归。

    从现在算起，卡夫卡的生命还剩下三年半。在这三年半期间，卡夫卡只写出不多几部作品，而且多半涉及终极关怀的问题。特别是马特里亚利整整九个多月的疗养，他一个字也没写，日记也完全放弃。与此相对照，他继续强化希伯来语的学习，着手研究犹太教的神秘教义。在马特里亚利疗养院，卡夫卡结识了犹太青年医学生克罗普施托克，这位品质优秀的青年后来成为他的挚友。在疗养院，他常常与这位忠诚的青年朋友讨论克尔恺郭尔和《圣经》，也与勃罗德在通信中讨论犹太文学。

    卡夫卡在马特里亚利疔奍院时与其他病入的合影，前排右二是卡夫卡，后排中间是克罗普施托克医生。

    仲春4月，马特里亚利疗养院又发生了一场悲哀的事件，事件的主角就是上面那位被卡夫卡无意中伤害了的患者：

    我曾写的那个受刑的男人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显然半是有意，半是偶然，他在行驶着的快车上在两个车厢之间掉下去……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有过失，对他的自杀没有错，但对他最近的绝望有责任，每个人都怕他，怕这个很爱交际的人。

    8月底，卡夫卡结束了疗养，返回布拉格。他一反过去的积习，对生活采取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他给从来疏于来往的大妹艾莉写信，并详细讨论子女教育问题。他积极安排时间依次与作家魏斯、青年朋友雅努施、病友闵策、密伦娜等人会面。雅努施是公司一位同事的儿子，青春年少，才华横溢，两人于1920年春天相识，经常交谈，就文学、艺术、人生、爱情、革命、哲学、现代社会、工业技术等问题进行过广泛讨论，有关内容被雅努施记录下来，在卡夫卡去世后以书名《卡夫卡对我说》出版。10月初，卡夫卡把毕生日记全部交付密伦娜，这个重大举措充分说明他内心的嬗变。10月15日，卡夫卡重新拾起了长期中断的日记，这些日记向我们展示了他内心一种全新生命的开始。重记日记后三天他写道：

    永恒的童年。生命再次召唤。

    完全可以想象，壮丽的生活始终呵护着我们每个人，它永远那么丰富，但是被遮蔽着，深邃难及，远不可见。不过，它就在那儿，并无敌意，也不抗拒，也不沉默。如果你用正确的话语召唤它，用它正确的名字召唤它，它就会来到面前。这是魔法的实质：

    它不创造，而是召唤。

    卡夫卡的这篇日记意蕴丰厚而深远，暗含瑰丽色彩，流露动人希望，与他一贯绝望而晦涩的灰色文字相比，恰成鲜明对照，堪称绝无仅有。接下来一天的日记，其主题也是前所未有，展开了对犹太人伟大先辈摩西的讨论。摩西是希伯来文明的伟大领袖，《圣经》旧约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从80岁开始，带领一群以色列奴隶逃出埃及，旷野漂流40年，去寻找上帝向犹太祖先亚伯拉罕应许的“迦南之地”——意即“流着奶和蜜的地方”，直到望见了约旦河对岸的迦南，己经120岁的他才告别了人世。在这40年里，摩西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把一群奴隶塑造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一旷野漂流的本质对于卡夫卡意味着什么呢？再往后一天，卡夫卡在日记中继续思考：

    旷野漂流的本质。他[摩西]带领他的人民走这条路，头脑中依稀残存着往日的记忆（更多的记忆则不堪设想）。他并非是在死亡的边缘才望见了迦南，而是毕生走在通往迦南的路上。那临终之际的迦南景象只能倾向于解释为：人的生命是多么不完美的瞬间。之所以不完美，是因为这样一次生命本应永远延续，但最终仍不过是一个瞬间·摩西未能进入迦南，并非因为他的生命太短暂，而是因为这生命是人的生命。

    “永远的童年。生命再次召唤。”在生命的边缘，卡夫卡，这位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后裔，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子孙，似乎已经望见了什么异常的景象，它让就要终结的生命焕发出幸福的悲剧感。

    2·“旷野漂流”和“重返迦南”

    就在思考“旷野漂流”的当天夜里，卡夫卡在一阵短促不安的睡眠状态中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包含着数不清的关系和头绪，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它是一个关涉信仰的梦，一个牵连灵魂与救赎的生死大。

    他梦见并不存在的弟弟叭弟弟犯了重罪，大概是杀人了，参与罪行的人中包括卡夫卡。于是，惩罚和死亡的征兆从远方逼近，愈来愈近，愈来愈强烈，让人喘不过气。然而，在这森然逼近的征兆中还包含着一种他几乎从未体验过的事物，那就是拯救。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征兆的逼近，正因为如此，气氛才是那么紧张，充满悬念。在人群中，卡夫卡注意到有人在不断地提醒征兆逼近的事实，那个人好像是他的妹妹。与此同时，他自己一直在用疯狂的呼喊欢呼这些含义复杂的征兆，而这疯狂随着征兆的逼近愈来愈髙涨。那一声一声的呼喊，那些短促的句子，就好像生死大计一样简单明了，永远铭刻进灵魂深处。他用尽全身力气，鼓起腮帮，患牙痛似的拼命呼喊。就在这种歇斯底里而又极度幸福的状态中，惩罚下来了，他带着宁静、坚定和幸福之感迎接惩罚。他知道，此情此景肯定会感动神灵。果然，他感到了神灵的感动，于是自己反过来被感动得几乎流出眼泪，最后在“极度的幸福”中醒来。

    卡夫卡醒后，梦中具体的呼喊一句也想不起来，但却被梦的涵义紧紧抓住，抽搐一般，无法忘怀。应该说，这的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梦。卡夫卡在梦中终于认识到一个生死攸关的事实：他也属于生存之网，他也是“生活世界”的成员。如果这个世界中的人——像他所说的那样——都是“杀人犯”，那么他也无法例外。用他同时代一位中国作家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吃过人”。翻开文明的任何一页，满篇都写着“吃人”二字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吃了，却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在哥哥吃妹子肉的时候，兄弟也参与了罪行，甚至孩子也难以幸免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梦是什么？梦是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朦胧地带，是深层心理无意识的象征和隐喻，是通向人性迷宫深处的直接栈道。在灵魂的绝境中，试图对一切加以绝对控制的“理性的梦魇”结束了。一直到着名的八开笔记本，一直到他与密伦娜的灵肉较量，他都在以理性的形式与罪周旋：有罪？无罪？这是一个问题。然而现在，一个神秘之梦启示他：罪不分你我，不分缘由，因而无法算计；它不是悬而未决，而是不由分说，无人能得以幸免。人无法通过遁入“现象世界”而逃避“生活世界”，无法通过写作真正眺出杀人犯的行列，相反，在写作中充满了犯罪的诱惑和危险。除非把写作变成超越写作本身的祈祷，除非认罪，否则就没有得救的可能。

    卡夫卡认罪了。他忏悔了。他死于“理性的噩梦”，复活于认罪和忏悔的救赎之梦。他所梦见的“神灵”是他一直试图“压抑”的上帝的象征，也是他此前一直用生命来祭奠的“现象世界诸神”的象征，他们是歌德、福楼拜、格里尔帕策、克莱斯特以及所有这样一类“肉身成言”的“人神”。

    接下来的一天，卡夫卡又写下一条神秘的日记：

    踏进这所房子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早已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对他说：“等着，直到我来领你！”于是他继续躺在房子前面的尘埃中，虽然眼下大概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就像撒拉会说的那样）。

    撒拉是谁？她是犹太先祖亚伯拉罕之妻。据《圣经》记载，上帝多次向亚伯拉罕应许无限美好的未来，并为此应许他一个儿子来成就大业。其时，亚伯拉罕己经100岁，撒拉也已90岁，两人对生儿育女之事早己绝望。然而上帝的应许却最终成为事实，他们生下一个儿子以撒。后来，上帝又要亚伯拉罕把以撒奉献出来作为燔祭，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准备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在手起刀落的关键时刻，上帝却送来一头公羊代替了以撒，从而完成了对亚伯拉罕信心的考验。这一系列故事是《圣经》思想的核心，揭示了犹太教信仰的奥秘。这就意味着，在写下这条日记的时候，卡夫卡已然徘徊在古老而伟大的犹太信仰门前。

    辞旧迎新的年关又到了。卡夫卡就要进入四十不惑之年。或者说，在不惑之前，他还将遭遇最后的困惑。在信仰的门前，卡夫卡遭遇着崩溃的感觉。他感到有一种内在的时间在疯狂地追逐他。他意识到：

    事实上，“追逐”仅仅是隐喻。我也可以说这是“对尘世最后边界的冲击”，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这是从下面发动的冲击，即以人类为出发点的冲击；然而，由于这样的说法也是隐喻，因此我也可以用另一种隐喻取而代之，即这是一种来自上面的冲击，它自上而下指向我。

    在信仰的门前，卡夫卡在重新审视自己一生的意义。他一生的不幸和努力，包括与犹太复国主义相重合的一部分文学努力，都可以看做是向人性最后边界发动的冲击，都是为了让自己“走到头”，因而都是走向信仰的准备阶段，更准确地说，是他身心深处犹太根性的复苏。与回归深邃悠远的犹太血脉相比，犹太复国主义不过是一个历史过渡阶段。在人性的尽头，卡夫卡驻足于犹太信仰的门前。他甚至暗示，他其实一生都在为此奋斗。卡夫卡发现，他己经接近精神邻居克尔恺郭尔的最终处境，就要面临“绝望的一跃”。他知道，现在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勇气。他需要用勇气战胜恐惧，战胜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战胜对文学的执着和对彼岸的疑虑。为此他思前想后，好不艰难。然而，在新年的第一个月尚未结束的时候，1922年1月28日，他突然写下一篇更为神秘的日记，隐晦地暗示说，他在生命的绝境中并非束手待毙，而自有“武器”。他再次谈及迦南，那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只是围绕迦南问题的主角不再是摩西，而是他自己。他说，他像摩西一样，也在旷野上漂流了40年，这差不多正是他真实的年龄(39岁）。他还暗示说，他一直在对自己施行一种“极限政策”，其目的是加速旧我的死亡，促进新我的诞生。这一取向与其说是出于童年的不幸，不如说是来自某种神秘意志，进而，这种神秘意志与其说来自内心，不如说来自“上面”，来自“他”。“他”是谁？是与肉身父亲完全不同的另一位“天父”，这位“天父”决定了他迄今为止将近40年的生命。这篇日记全文如下：

    有点晕眩，坐平底雪橇累了。对于我，仍然存在着冬等(weapons)，虽然我多半很难使用到它们。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未能学会怎样使用它们，因而不懂得使用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很难使用到它们的原因。我未能学会使用它们，这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的过错(Father’sfault)”，也因为我自己想破坏“和平”，想打破平衡，因此，当我尚在此处竭尽全力埋葬一个人的时候，就不能允许他在另一个地方新生。这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过错”的问题，因为，为什么我要放弃世界？这是由于“他”不让我在日常世界中生活，不让我在他[肉身的父亲]的世界中生活。我现在是另一个世界的居民，这个世界与日常世界的关系，就像[摩西带领他的人民走过的]旷野与文明之地的关系，我离开迦南在这旷野上漂流已经40年了虽然我的确不会对这件事情过于计较，但是，我回头看日常世界的时候就像个外邦人，尽管我在另一个世界中也是所有被造物中最卑微、最怯懦的一个(这是我身上来自父母的遗产），并有能力常存感恩，这感恩只针对这另一个世界中各种安排的特殊性质。在这个世界中，甚至最卑贱的生命也有可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被提升到至高之处，同时也有可能被大海般的重量彻底粉碎。我应该不管三七二十一不感恩？当初我确实应该寻找通向这个世界的路吗？来自其中一个世界的“放逐”，伴随着来自这放逐本身的拒绝，不会在两个世界的边界把我挤碎？没有什么（非我，当然）能抗拒父亲的判决，父亲的权力（Father’spower)不就是这样的吗？我眼下所走的路的确是一种反向的旷野漂流：我想，我正在持续地绕着旷野边缘漂流，并充满了孩子般的（尤其是对于女人们的）希望，“或许我终将留在迦南”的确，当我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漂流于旷野，当所有这些希望不过是来自绝望的海市蜃楼，特别是，当我也不过是沙漠中最不幸的被造物，迦南必然是我唯一的应许之地(PromisedLand)，因为对于人类来说不存在第三个地方。

    应该读得出来，这篇曰记又是一个巨大的卡夫卡之谜，一座卡夫卡式的迷宫或“城堡”。

    神秘的“武器”

    “武器”是什么？为什么“我多半很难使用到它们”？卡夫卡自己交代说，“苒器”是他在儿时未能学会使用的某样事物，这一缺失导致他“不懂得使用的快乐”。卡夫卡进一步深入追溯悲剧的根本原因，最终归结为“父亲的过错”，让我们再次想起他在《致父亲》一信中就犹太信仰问题所作的陈述。

    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受害清单”中我们看到，卡夫卡在《致父亲》中痛心忆及，自己早在儿童时代就遭遇了“信仰的失落”。他说，父亲给幼年的他所造成的一切不幸，原本都有可能通过犹太信仰而得到救治，然而他身上潜在的犹太信仰之稚嫩根芽，不幸也被父亲的粗暴所窒息。他直言说，父亲初离乡下时还葆有一些犹太教精神，然而，商场奋斗令这些传统精神逐渐名存实亡，“一年里头您有四天到教堂去，您在那里不像是个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倒更像是个漫不经心的局外人”。卡夫卡承认，犹太教精神在父亲身上并未完全泯灭，“但是要将它继续传递给孩子，这点犹太教就显得太少了，在您传递的过程中，它就枯竭衰萎了。这……是您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所致。而且也不可能使一个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孩子去理解，您以犹太教的名义并用与之相应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所阐述的那些空空洞洞的教义，会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回到眼下这篇日记中来，“武器”的含义已然明了，那是悠久深厚的犹太信仰传统，是犹太民族的生存之根。由于“父亲的过错”，儿时的卡夫卡未能从犹太信仰传统中汲取充分的营养，不懂得使用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很难使用到它们的原因”。

    就在写下上面那篇重要日记一年半之后，1923年6月12日，即辞世前一年，卡夫卡写下另一篇、也是他生平最后一篇曰记：

    后发制人的可怕的咒语，不可计数，几乎是无休无止。散步、夜晚、白天，除了对痛苦，对一切都无能为力。

    然而没有“然而”……

    写作时越来越恐惧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个词都在幽灵之手中扭曲——这种幽灵之手的扭曲是它们的独特姿势——每个词都反过来指向说话的人自己。这是幽灵之手最特别的标志。而且是永远的标志。唯一的安慰或许在于：无论你是否愿意，事情总会发生。即便你愿意，你也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然而，还有比安慰更多的东西：你也有等。

    如果把卡夫卡的全部日记看做其生命的一个思想复调，那么可以说，其旋律的终点，就在上面最后一个关于“武器”的语句。象征地、也更精确地说，作为犹太信仰之隐喻的“武器”，是犹太天才卡夫卡生命与思想的最后一个单词。

    让我们回到1922年1月28日的日记。在生命的重大关口，卡夫卡不再回避信仰问题。这是直面死亡的逻辑结果，也是生死攸关的内心觉醒。深刻的反省让他体认到自身的巨大缺憾，然而，此情此景中，最重要的已不是缺憾本身，而是对缺憾的体认。体认就是认罪，而认罪就是得救。从这儿开始，一条超乎常理的路峰回路转，把我们带到始料不及的地方。

    卡夫卡知道自己使用“武器”会“很难”、“多半很难”，然而他已然开始了“武器”的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谈到“父亲的过错”，原文即加了引号。一个加了引号的过错，在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真的过错。这表明，与·父亲》相比，这篇日记对“父亲的过错”已经有了新的界定。显然，自父亲》以来新的生命体验导致卡夫卡对“父亲的过错”有了新的认识。在烟！[父亲》中，卡夫卡认为，自己只是“父亲的过错”的被动受害者，其不幸结果就是“未能学会使用它们(犹太信仰的武器）”。然而，眼下，在生死攸关的紧迫思量中，他意识到事情另有-面：“我未能学会使用它们，这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的过错’，也因为我自己想破坏‘和平’，想打破平衡……”

    卡夫卡在强调他自身生命意志的一面。他显然是在说，他自幼未能学会使用犹太信仰的“武器”，不仅系父亲“过错”所致，也是他自身生命意志所“想”。他“想破坏‘和平’，想打破平衡。

    卡夫卡的意思是说，由于缺失了犹太信仰的守护，他未能达成与曰常世界的和谐，而不得不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但这只是事情的被动的一面。卡夫卡指出，事情还有主动的一面：在某个意义上，是他自身的生命意志主动放弃了曰常世界，而像当年的摩西一样，选择了“旷野漂流”。而且，他的选择本质上并非出于他自身，而是出于“他这是由于‘他’不让我在日常世界中生活，不让我在他的世界中生活。”

    我们终于看出来，卡夫卡所谓“父亲的过错”是一个双关语，这也是他在原文中为什么要大写“父亲”二字的原因。他所谓“父亲的过错”，既影射肉身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的所作所为，也暗示“他”的“大计划”。“他”是天父，即耶和华。“他”是“大计划”的制定者、运作者。卡夫卡的意思是说他”决定了卡夫卡的弃世漂流，一如“他”当年决定摩西的旷野漂流，而肉身的父亲，不过是这位“他”的一只手而己！

    这一系列峰回路转的思想内涵表明，自称儿时‘未能学会”使用“武器”的卡夫卡，已然达到武器”使用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说，这一悖论归因于卡夫卡信仰之路的神秘逻辑：从“未能学会”或很难使用”到最高境界，既在一念之间的觉醒，也在艰苦跋涉的“旷野漂流”。

    “反向漂流”与信仰之“重”

    论及旷野漂流，卡夫卡说：就“漂流”而言，他与摩西相同；就漂流方向而言，他与摩西相反。摩西的漂流从旷野指向迦南，他的漂流则从迦南指向旷野，因而他把自己的漂流定义为“反向漂流我离开迦南在这旷野上飘流已经40年了。……我眼下所走的路的确是一种反向的旷野飘流。”

    然而，如果不局限于文字本身，卡夫卡的“迦南”一词必然有其特定含义。事实正是如此。仔细考察这篇日记的前后文，不难发现，卡夫卡所谓的“迦南”，正是他所谓的“世界”、“文明之地”、“日常世界”等。也就是说，卡夫卡一反犹太教义的常理，把日常世界定义为“迦南”。他的“反向漂流”则指向“旷野”，与“迦南”相对立。卡夫卡认定自己在“旷野”上“反向漂流”已经40年，这意味着，他认为自己尚未出生就被日常世界判决流放，生来就属于另一个“旷野世界”。卡夫卡承认，在“旷野世界”，父母的身心遗传依然在起作用，让他在所有被造物中“最卑微、最怯懦”。对于日常世界，这会是一个致命的弱点。然而对于“旷野世界”，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在这一点上，与曰常世界相比较，“旷野世界”禀有截然不同的特殊性质，“在这个世界中，甚至最卑贱的生命也有可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被提升到至高之处”。

    这一特殊性质也就是犹太信仰所谓的救恩。因而，在“旷野世界”，卡夫卡称自己能够常存感恩。然而他随即指出，“旷野世界”不仅存在得救的可能，也存在毁灭的可能，“也有可能被大海般的重量彻底粉碎”。

    这是“旷野世界”的另一特殊性质，那就是危险。它与前面另一特殊性质（即救恩）相结合，形成“旷野世界”与日常世界的根本区别。两个世界的差别，就像基督教早期教父德尔图良所谓的“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卡夫卡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了犹太信仰路线的一个根本逻辑：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这一逻辑经典地呈现出犹太信仰路线的悖论处境。关于这一悖论处境，德尔图良也有相关陈述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正如卡夫卡的“精神邻居”克尔恺郭尔所言：信仰是真理，而真理，和生活一样，是荒谬，是悖论。克尔恺郭尔还论述了卡夫卡所论两个世界的差异以及救恩的悖论逻辑：

    生活在凡俗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进到最高层次的厌世(taediumvitae)那能达到厌世的人，或者说那在上帝的帮助下能坚持这思想的人，正是上帝以他的爱而使他达到这一点的人已经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已经变得成熟而进入永恒之境。

    我曾犯有违逆上帝的罪行。这一冒渎之举在一定意义上不是我本人的，但它是与生俱来的，使我在上帝眼中有罪。与这冒渎相应的惩罚是：被剥夺了一切生活的情欲，而被引至最高层次的厌世。人总想模仿上帝的工作，即使不是从无中创造人，至少也要传宗接代。“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你在今世的目的是——以我的仁慈(我只向那些得救的人显示我的仁慈）——把你引向最高层次的厌世。”

    “凡俗”即“日常世界”，“最高层次的厌世”大体相当于卡夫卡的“旷野漂流”。当然，克尔恺郭尔不是卡夫卡，例如，他把“最高层次的厌世”等同为“永恒之境”，而卡夫卡的“旷野漂流”，如他自己所说，依旧“充满了孩子般的(尤其是对于女人们的)希望”然而，克尔恺郭尔的确堪称卡夫卡的“精神邻居”，他简洁而深邃的表述，有助于理解复杂而晦涩的卡夫卡。卡夫卡自己也有简洁而深邃的一面，这一面在他的箴言中表达得最为充分。他在第87条箴言中说：

    一种信仰就像一把砍头斧，这么重，这么轻。

    这条箴言包含着卡夫卡对信仰悖论的切肤体认，也从侧面暗示了他“旷野漂流”的深层诱因。面对信仰这一最根本的“私人事件”，卡夫卡在反省和思考自己的个体信仰之路。信仰的本质应该很“轻”，“轻”到这样的程度甚至最卑贱的生命也有可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被提升到至高之处。”然而，卡夫卡跟克尔恺郭尔一样，不想走一条对于自己来说太“轻”的信仰之路。信仰的确很轻，但对于卡夫卡或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个体，信仰肯定不是日常世界的所谓神灵保佑、有求必应、消灾怯难、善男信女、花好月圆……或别的什么！信仰是一道窄门、一条窄路，其间的筚路蓝缕、峰回路转、危难艰险，难以言喻。信仰的本质既“轻”又“重”，就其“重”而言，它是克尔恺郭尔的“绝望的-跃”，是卡夫卡的“旷野漂流”。

    正是就信仰之“重”，卡夫卡一反一生的“抱怨”姿态，完成了自己个体生命的历史性转折。他一直习惯于“抱怨”，把一生视为不幸，把不幸归因于父亲的粗暴。然而眼下，在生命的尽头，他却把自己过去所谓的不幸人生、“旷野漂流”归因于“他”特别的安排，自觉选择了信仰之“重”。这一历史性转折具有双重意义，既陚予卡夫卡此前生命全新的阐释，也让他从此直面信仰问题。用这样的观点重新审视卡夫卡迄今为止的全部生命，我们发现：他此前的一生，只是表面上避而不谈信仰，内心其实充满思考，复杂而微妙。他的一个关于“抱怨”的自我评价为此提供了最佳诠释：

    我抱怨吗？我不抱怨。我的样子像在抱怨。我敬仰谁，我心中有数。

    在生命就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卡夫卡确立了他个人的“信仰阐释学”，照亮了他迄今一生的信仰之路。他全部的生命被赋予全新的意义，包括不幸的童年、由此积淀而成的特定心理结构、“卡夫卡之罪”及其相应的“罪感”、青年时期的犹太“乡愁”，等等。就像克尔恺郭尔最终选择了“绝望的一跃”，他自觉认同了自己的“旷野漂流”。

    重返“迦南”和谐的神秘

    然而，卡夫卡终究不是克尔恺郭尔。克尔恺郭尔的生命完成于“绝望的一跃”，但卡夫卡的“旷野漂流”并非最终结局。就此而言，卡夫卡的转折和变化进一步令人吃惊。回到上面的日记，我们看到，其结尾笼罩着不确定的气息，复杂而晦涩。“我应该不管三七二十一不感恩？当初我确实应该寻找通向这个世界的路吗？来自其中一个世界的‘放逐’，伴随着来自这放逐本身的拒绝，不会在两个世界的边界把我挤碎？没有什么（非我，当然）能抗拒父亲的判决，父亲的权力(Father’spower)不就是这样的吗？”

    如果在过去，这样的提问可视为卡夫卡惯有的迟疑摇摆、犹豫彷徨、优柔寡断、悬而不决，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卡夫卡很明确，他眼下所走的路“的确是一种反向的旷野漂流”，他只是作了一个微妙的补充：“我想，我正在持续地绕着旷野边缘漂流，并充满了孩子般的(尤其是对于女人们的)希望。”正是在这里，卡夫卡急转直下：

    “或许我终将留在迦南”。的确，当我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漂流于旷野，当所有这些希望不过是来自绝望的海市蜃楼，特别是，当我也不过是沙漠中最不幸的被造物，迦南必然是我唯一的应许之地(PromisedLand)，因为对于人类来说不存在第三个地方。

    卡夫卡的峰回路转的确出人意料。然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否定之否定”中，他更接近了那个终极的神秘。

    卡夫卡知道，就像摩西一样，40年的旷野漂流只是一条路，他至今还在路上。他知道，按照逻辑，他最终必须作出选择：旷野还是迦南？前者意味着“最高层次的厌世”和“绝望的一跃”，那是克尔恺郭尔的选择。卡夫卡没有选择，但日记的内容告诉我们，卡夫卡可能重返迦南。这并不悖谬，因为，即便就卡夫卡自身的逻辑，“旷野漂流”和“重返迦南”并无内在的冲突，何况卡夫卡认为这还是“他”的神秘，而那所谓的终极神秘就是：和谐。

    和谐作为信仰的终极境界，与信仰本身一样，就日常逻辑而言，具有不可证明的性质。假如可以说信仰是苦难的“彼岸镜像”，那么，和谐则是苦难的“此岸镜像”，信仰必然包含苦难与和谐作为其必要条件。

    后面我们将看到，卡夫卡与他的同时代犹太同胞维特根斯坦一样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否出于信仰，一个人最终必须保持与世界的和谐，而不是“放弃世界”或“旷野漂流”。和谐是人的至深渴望，也是卡夫卡生命的最痛。和谐就是广义人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是亲子关系的和谐。和谐就是生活在当不，就是“重返迦南”。而他在漂流的路上所遭遇的苦难与恐惧因而成为了和谐与信仰的代~价。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犹太人卡夫卡遭遇了救赎，他复活了。他因和谐的缺憾而漂流，在漂流中亲证苦难与恐惧，通过亲证而认罪，通过认罪而得救。回到卡夫卡眼下的生活中，最感人的体现是卡夫卡与亲人和朋友的和解。尤其对父母双亲，这对为儿为女一生辛劳的老人已是大约70岁和66岁的高龄，而且都因一生辛劳而病痛在身，在望见迦南的时候，卡夫卡终于与他们一道收获了人世间的温情。

    双亲在打牌我独自坐在那里，完全地陌生；父亲说，我应该一起玩牌，或至少看着我不知怎么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面对这位一言难尽的父亲，卡夫卡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说，他从童年开始就不断拒绝生活的这类邀请。现在，无论原因何在，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幸：

    我总是拒绝，大概是由于一般的以及特别是由于意志的儒弱，比较地说，我认识到这一点时很晚了我早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为这样的拒绝是一个良好的表示（受到我所寄予自己的一股巨大希望的引诱），今天留下来的也只有那种美好理解的残渣了。

    几天后的某个傍晚，卡夫卡真的参与到父母的牌局中去了。据他在曰记中说，他只感到了一种“接受的迹象”，而这迹象仍然为疲倦、无聊和对时间的吝惜所压倒。然而由此引起的关于亲情和人际关系的反省却一直持续下去，最后导致了感恩：

    设想某人这样说：“我对生活有什么牵挂呢？只是由于我的家庭的缘故，我才不想死。”然而，这个家庭正是生活的代表，这就是说，他希望活下去的理由最终仍然来自生活。的确，只要牵涉到母亲的事，也就牵涉到我，虽然要稍晚一点才会牵涉到我。然而另一方面，难道不是感激和同情导致了我内心这种变化吗？是的，是感激和同情，因为我看到，在这样的高龄，怀着无穷的精力，母亲怎样竭尽全力来补偿我因为孤独而导致的缺憾。当然，感激也是生活。

    卡夫卡终于完成了自己对“生活世界”的最终认识，这一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理性的梦魇”，而是出于血肉之躯的“同情”。

    我也可以说，我由于母亲的缘故而活着。但这不可能是事实，因为即便在过去，在我比现在重要得多时，我仍然不过是生活的一位使者，如果不是通过别的什么，也是通过生活的使命与之相连。

    他终于发现——或者说承认——自己也跟芸芸众生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也是生活的代表，只是承担的任务不同而已。除了想到对自己“无限宠爱”的母亲，他多半还想到自己一生对父母的依赖，想到菲莉斯、尤丽叶、密伦娜等人，想到马特里亚利疗养院那位自杀的肺结核患者，想到家中那座他作为隐名股东参与其中的木棉厂，想到他曾经激动地购买战争债券，等等等等。他也有可能想到拉罗什福柯那句着名的箴言想要独自完善是一种巨大的疯狂。”无论他到底想了些什么，感受到什么程度，他大概生平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生死攸关的感受，或者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他生平第一次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与人在一起的幸福。

    稍后将看到，在这条简明得无法再简明的日记中，己然蕴涵着整个卡夫卡问题的最终解决。生死之间，仅有一念之差。此念是生，彼念是死。如果对比另一位奥地利犹太天才维特根斯坦在这方面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卡夫卡此时的内心境界。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肉横飞之际，时年33岁的卡夫卡正在与未婚妻菲莉斯的痛苦关系中撕裂着生命的伤口，并呕心沥血创作《乡村医生》等名作。同年，27岁的维特根斯坦正在军队服役，他一边思考抽象的逻辑哲学问题，一边完成了关于信仰与幸福之关系的重大思考，无论在发生上还是结论上，它们与卡夫卡的相关体验和思考都颇为相近。维特根斯坦问自己对于上帝和人生的目的我知道什么呢？”他自我回答说我们可以把上帝称为人生的意义，亦即世界的意义。“W”祈祷就是思考人生的意义”，以信仰为基础，维特根斯坦找到了通向幸福之路。他说，“幸福的人必无所畏惧。即使面对死亡亦无所畏惧。”反之面对死亡的恐惧是虚伪的即恶劣的人生的最好的标志”。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说，人会由于死亡恐惧而虚伪地相爱、色厉内荏地放纵欲望、歇斯底里地争强斗狠、脆弱地潇洒、麻木地平静、沾沾自喜地思考和写作等等，所有这样一类行为方式，其实质都是因为恐惧而试图逃生的欲望，都是指向未来而不是指向当下的能量发泄，它们是死亡恐惧的反面表现，就像卡夫卡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与死亡恐惧的关系犹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样，维特根斯坦就找到了克服死亡恐惧、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那就是：放弃指向未来的欲望活在当下”只有并不生活在时间中而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才是幸福的。

    因为当下的人生是没有死亡的。

    死不是人生的一个事件。它不是世界的事实。

    这真是天才的“时空转换”世界上本来并不存在死亡的事实，因为我们恐惧死亡，才有死亡的事实。欲望产生了恐惧，恐惧产生了死亡(而非死亡引起恐惧)。因而，如果想要幸福地生活，就必须消除欲望，“活在当下”，从而消除死亡恐惧。

    但是维特根斯坦指出，问题还有更深刻、更重要的一个层面，那就是：怎样才能“活在当下，他的结论是：那只能通过与上帝和解，与世界一致：

    为了生活得幸福，我们必须同世界一致这就是“幸福”的含义。

    这真是殊途同归。跟卡夫卡一样，维特根斯坦也最终意识到了那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就是卡大卡所谓‘与人在一起的幸福”。同时代的两位天才犹太人不约而同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维特根斯坦跟卡夫卡一样，具有典型的“中欧-奥地利知识分子类型”的神经症人格。更有甚者，维特根斯坦家族的心理遗传中携带着自杀性心理因子，三位哥哥先后自杀身亡。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他具有高度的心理危机系数。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确也曾充满焦虑，无法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并且也是终身未婚。然而，通过对信仰问题的深刻思考和体证，他拯救了自己。就在上述一系列哲学思考的结尾，他写下这样一条像生活一样只能谈论而无法论证的结论幸福地生活吧！”他不虚此言，度过了幸福的一生。他62岁时因前列腺癌去世前的最后遗言即为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通过生命的深思已然得救，如果不是一劳永逸，也像他的生命和思想一样简要。然而，迄今为止一生不幸的卡夫卡呢·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得救之路需要首先穿过所有的泥泞和污秽，需要首先顺从各种各样别的道路。当他终于意识到“与人在一起的幸福”，他是否真的走到他人性的尽头并由此开始受到祝福的新生？

    尘世、恐惧、疾病、幸福、旷野、迦南，这是一些何等举重若轻的语词，随着病情的发展，卡夫卡越来越审慎地掂量它们的含义。还有一个重要的语词就是“文学”。在人性的尽头，对20年来一直在“肉身成言”的卡夫卡，当肉身就像一所破损的房子日益风雨飘摇，当那森然的前景越来越迫近、越来越难以正视，那么，文学的托付或早或晚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1·《饥饿艺术家》：人与艺术的绝境

    还在1921年，卡夫卡在秋天的肃杀寒意中感染了双侧肺炎，于是从11月起又开始了3个月的休假，并一再延期，直到1922年7月1日退休为止。在这期间，他接受了一次系统治疗，随后于1922年1月27前往巨人山区的施乒德尔缪勒疗养，在那里继续进行“旷野漂流”的思考。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文学的构思。当他于2月17曰从施乒德尔缪勒返回时，随身带回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这是一部后来被他在一份遗嘱中加以认可的重要作品。卡夫卡通过这部作品深刻剖析了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小说中的“饥饿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个悖谬：一方面，饥饿就是他唯一的艺术，是他生存的凭借，生命之所系；另一方面，又正是饥饿威胁着他的生存，否定着他的生命，并因而否定着他用生命热爱的艺术。用卡夫卡的话说，饥饿既是他的乐趣，也是他的绝望，是“乐趣和绝望”。当然，只要饥饿还是一门不仅为他自己、也为人们所热爱的艺术，那么饥饿艺术家就始终能从献身去施乒徳尔缪勒疗养的卡夫卡的激情中得到强大的支撑，何况他偶尔也还要“稍稍啜一点儿水”，并且“有一套使饥饿轻松好受的秘诀”，这使得他不管怎样总能坚持下去。

    可是，时代在变迁，人们抛弃了饥饿艺术家，潮水般地涌向别的演出场所。“而饥饿艺术家却仍像他先前一度所梦想过的那样继续饿下去，而且像他当年预言过的那样，他长期进行饥饿表演毫不费劲。但是，没有人记天数，没有人，连饥饿艺术家自己都一点不知道他的成绩已经有多大，于是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在弥留之际，饥饿艺术家指出，虽然他一直希望人们能赞赏他的饥饿表演，但人们却并不应该赞赏，“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别人问这又是为什么，他则唯恐对方漏掉一个字，用最后一丝力气回答说：

    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W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在说这最后几句话时，他的瞳孔已经扩散，眼睛里流露着虽然不再骄傲、却仍然坚定(或偏执)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

    就求生的本能而言，谁也不愿意始终挨饿，至死方休。但既然生为饥饿艺术家，那就无论如何都要继续饥饿下去，似乎只有这样才合乎逻辑。这很像作为作家的卡夫卡自己。本来，他未必就想无休止地写下去，以至让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但既然生而为作家，那就只有硬着头皮写下去。因为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写作的作家只能意味着疯狂，那恐怕是比死亡更为可怕的事情。

    为了能够在信念和逻辑上摆平自己，饥饿艺术家不得不以“摆平”自己的肉体作为代价。或者说，与许多人的做法相反，他用肉体的死亡代替了信念和逻辑的死亡。他死了。很快，他的位置被一只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凶猛小豹所代替。“它似乎都没有因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利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是随着它喉咙发出如此强烈的吼声而产生，以致观众感到对它的欢乐很是受不了。但他们克制住自己，挤在笼子周围，舍不得离去。”

    在这部优秀小说的多重复调旋律之中，有一道旋律特别引人注目：在人的绝境中，艺术有没有突围的可能？卡夫卡的回答显然是没有。那位饥饿艺术家偏执地试图寻找“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如果他能找到，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就会跟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就不会在这里惊动大家的视听了。然而，问题更关键的一面在于，既然没能找到，那么他在这里徒然表演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绝非仅仅是一句讥刺的反讽，这是一个直指人心、震撼灵魂的问号。饥饿艺术家用他的生命提醒我们人与艺术的绝境。在人的普遍绝境中，艺术也绝无突围的可能！我们多次说过，卡夫卡是一位伟大的生存论心理学大师，他在弗洛伊德之前很多年就已洞穿了艺术心理学的奥秘。跟弗洛伊德一样伟大的犹太精神分析天才奥托·兰克指出，艺术的本质是神经症，是试图反抗死亡恐惧的“神化工程”，是艺术家自设的“私人宗教”，是他自己的而非他人的“彼岸”。艺术家跟神经症患者一样，“把周围的现实当做他自我的一部分，这解释了他与周围的现实的痛苦关系。因为所有的外部过程，无论其自身是多么缺乏意义，最终都与他相关……他在一种巫术般的统一体中与周围的生活整体相连……潜在地把整个现实都引入了自身”吧另一位精神分析家也指出，艺术家“魔法般地转化世界，以便转移对死亡、对罪过感以及无意义性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神经症使他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把生命的全部意义转化为源于自我创造的世界的简化了的意义“当你把所有的蛋都放进了篮子，你就必须为了亲爱的生活而攥紧篮子。这就好像一个人想要获取整个世界，却用单一的对象和单一的恐惧来容纳。”艺术家与常人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常人试图把世界一口一口咬下，而艺术家则试图一口咬下。艺术家跟芸芸众生一样是有朽的，而且对这一点的感受远比芸芸众生强烈。艺术家知道他的作品就是他，是他的“肉身成言”，因而完全没有可能反过来向他提供普遍意义的证明。

    正是在生存论心理学的意义上，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向世界展示了一种至深的意义，那就是人与艺术的绝境。这一绝境通过“饥饿艺术家”之死透彻地表现出来，它同时意味着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之死，这当然也是人之死。这是虽生犹死的绝境，在这样的绝境中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或希望？在终极的恐惧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实体？那肯定不是文学。那是旷野？或者迦南？

    就在《饥饿艺术家》写成前后，卡夫卡先后留下两份遗嘱。第一份大概写于1921年，要求勃罗德将他的所有作品，包括日记、手稿、来往信件、各类草稿等，“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第二份则作了一些温和的让步：

    在我的全部文字中，只有《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一个短篇故事《饥饿艺术家》还可以。《那几篇见察》可以保存下来，我固然不愿意让人家拿去捣成纸浆，但是也不希望再版。）我说这五本书和一个短篇还可以，意思并不是说我希望把它们再版，留传后世，恰恰相反，假如它们完全失传的话，那倒是符合我本来的愿望的。不过，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乐意保存它们，我只是不加阻止罢了，

    然而，此外我所写的一切东西（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作品、手稿或信件），只要可以搜罗得到的，或者根据地址能索讨到的(大多数人的地址你都知道，这主要涉及到……[省略号为原有]特别不要忘记那些笔记本，里面有[省略号为原有])，都毫无例外地——所有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最好也不要阅读（当然我不能阻止你看，只是希望你最好不看，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要让别人看)——所有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我请求你，尽快地给予办理。

    第二份遗嘱显然或多或少透露出某种内心的平静。可以认为，写完《饥饿艺术家》的卡夫卡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的“饥饿艺术家”了。正如上面的分析，他现在的作品越出了过去作品主要涵盖的伦理-人际关系范围，而牵涉到人在绝境中的出路问题，即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了伦理人际关系问题，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其中。就像《饥饿艺术家》，它以一种空前绝后的方式提出了人的尽头的问题，从而也以一种拓扑学的方式提出了人的尽头之后的问题：除了复活，那还能是什么？

    2·《领堡》与救赎

    在生与死的挣扎中，生日又到了。然而，这个生日完全不同于往常。还在生日之前一个月，医生鉴定：卡夫卡已丧失工作能力。6月7曰，时任公司秘书长的卡夫卡再次向公司提出退休申请。7月1日，公司批准卡夫卡退休。从这一天起，他只能领取远不足过去薪金一半的退休金。还没等到退休申请正式批准下达，卡夫卡已于6月底前往波希米亚森林中卢施尼茨河畔的普拉纳，奥特拉在那里租有一套夏季住房。在远离布拉格的普拉纳，卡夫卡痛苦地掂量着生与死的区别，思考着生命的道路。7月5日，在经过几个痛苦的不眠之夜之后，他向勃罗德写下一封近四千字的长信，对自己作出了冷峻、深刻、阴森而又悲凉的自我分析和盖棺论定。在这封信里，他作为被迫天生成为作家的人，对自己的存在意义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和否定，并进而指出了自己恐惧的根源，那就是试图通过写作来逃避，试图通过写作来代替生活。任何人，只要他了解和理解了卡夫卡悲哀而不幸的一生，在这封信面前就不可能没有潸然泪下的感觉。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如果某人几乎要自行撤去安身立命之本，也就是说，如果他揭示出所有他人都敦促他去做而他在一定意义上也视其为最高使命的东西却属可疑，这是何等无情的自我提问啊！这简直超出了人之所能。”

    今天夜间失眠，当我在痛苦的睡眠中对一切进行反复思考的时候，我又意识到那在最近十分平静的时间里几乎被我忘掉的念头，即我生活在一片多么虚弱的、或者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土地上，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从这黑暗之中，那神秘的暴力任其意志产生出来并摧残着我的生命，而不顾我的结结巴巴写作维持着我，但这样说岂不是更正确些？写作维持着这一种生活？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是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好。相反，不写作我的生活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但自然这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十千作，年冬作夸（事实是这样而一个不写作的作家自然是一种向疯狂挑战的狂想妄为。但是，作家的生活本身是怎样的呢？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报偿。但是报偿什么呢？这一夜我像上了儿童启蒙课似的明白了：是报偿替魔鬼效劳，报偿这种不惜屈尊与黑暗势力为伍的行为，报楼这种给被缚精灵松绑以还其本性的举动，报偿这种很成问题的与魔鬼拥抱和一切在底下可能还正在发生、而如果你在上面的光天化日之下写小说时对此一无所知的事情也许还有另一种写作，但我只知道这一种。每逢夜深人静，恐惧袭来，使我不能入睡时，我经历的就是这一种。而在这场合，那种魔鬼性质的东西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是沾沾自喜和享受北波希米亚的弗里徳城堡，是小说堡的背景。

    欲在作怪，即在自己和别人形象的周围不停地拨弄翻掘并以此为乐，而且越搞名堂越多，于是就有了一套沾沾自喜的体系了。天真的人有时暗暗希望着：“我恨不得死去，看看人家是怎样哭我的。”一个这样的作家持续不断地实现着这一愿望，他正在死亡（或者说他不是活着）……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死亡恐惧……[这种恐惧]能以惧怕变化……的面貌出现。死亡恐惧的理由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他不得不带着可怕的恐惧死去，因为他还没有活过。……我在这样的不眠之夜得出的结论始终是：我能活而不活。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凡是我写过的事情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将真的要死了。我过去的生活比别人的更甜蜜，我的死亡将因此更可怕。作为作家的我当然马上就要死去，因为这样一种角色是没有地盘、没有生存权利的，连一粒尘埃都不配，仅仅在最疯狂的尘世生活中才有一点点可能，那仅仅是一种享受欲的幻想。这是作家。但我自己却不能继续生活下去了，因为我没有活过，我始终是黏土，我没有把火星变成火焰，而仅仅是利用它来照亮我的尸首。”那将是一种独特的殡仪，作家，也就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把这具旧尸首，这具自古以来的尸首交给坟墓。在彻底的忘我（不是清醒，忘我是作家生活的首要前提）情况下用所有感觉器官来享受这种殡仪，或者说想要叙述这种殡仪，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作家。不过这事不会再发生了。

    至少在理论上，卡夫卡从他个体的作家身份中觉悟出来。他进一步论证说，这样的作家不仅自己在犯罪，而且还在诱惑读者犯罪：

    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

    卡夫卡希望忏悔，希望自己有可能放弃写作，至少试一试用几天时间把自己和写字台隔绝。然而，在普拉纳的森林里，在这样充满罪感和绝望的悲剧气氛中，卡夫卡正在进行《城堡》的写作。这是他继堡》手迹《审判》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生平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他从年初开始动笔，在上面这封信后一个多月放弃。

    只有一个代号般姓氏的K被委派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然而荒诞和悖谬的是，城堡似乎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因为在城堡和它所统辖的世界里，一切有关事宜早已被按照某种法则作了准确无误的登记。事实上，完全就像在《审判》一书中一样，这法则来自某种巨大而无形、同时又无所不在的运作机构，来自某种非理性的权威。城堡的所有成员都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精确的世界中，任何移动界石的企图，都会被视为破坏行为而引起怀疑和愤怒。繁复而严密的组织部门、办事认真的官僚和下属、成柜成捆的卷宗和文件……但荒诞和悖谬就在于，那份关于聘用土地测量员的卷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于是，像《审判》、《判决》或卡夫卡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K发现自己罹受了来自非理性权威的“莫名之罪”，陷入了“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者“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于是，斗争开始了。

    然而，这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至少在主观上，K并非代表着普遍的正义、公正、理性、良知等，而只是代表他自己而要求着进入城堡的权利。他是一个几乎无名的人，就像他的姓氏所暗示的那样：他是一个善意的人，“头脑单纯”；他是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可他并不追求孤独，也不以孤独为荣，他希望安身立命、结婚、建立家庭……在城堡边上的那座村子里，K执拗地坚持寻找通往城堡的道路，从没有生过气，也始终不放弃。他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也像《审判》中的约瑟夫·K那样通过女人，因为她们“跟城堡有联系”。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魔幻般的城堡永远在远处的山R上，在暮色、夜色、阳光或晨曦下出神地存在着，永远令他可望而不可即。

    假如人们眼力好，可以不停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可以看见许多许多；但是一旦人们放松注意，合上了眼睛，眼前立刻便变成漆黑一团。

    K终因心力衰竭而在斗争中死去。当他尚在弥留之际，从城堡中终于下达了一个决定，它虽然没有确立K在村子里定居的法律权利，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他在那里暂时居住和工作。从本1922年6-9月，卡夫卡在这个名叫普拉纳的村子里他妹妹和妹夫租用的二居室住宅里完成了蝴堡的后九章。那两扇窗子里是卡夫卡的房间。

    质上讲，这仍然是一种“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的存在，然而，它与斗争开始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某种全新的含义。悲剧在于：当他尚能坚持，他眼前毫无希望而当希望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

    作为一部作品的《城堡》，与这部作品中所描述的“城堡”一样，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卡夫卡的复调艺术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如此前的作品，《城堡》也表现了卡夫卡的“父亲情结”，那无处不在的绝对权威，犹如《审判》中的法庭，显然可以看做父亲形象的象征，而K进入城堡的愿望最终失败，则意味着父亲的“判决”。城堡也可能象征着规戒的上帝，要是那样，K进入城堡的奋斗就可视为灵魂的救赎过程，而他全部努力的徒然以及在弥留之际所得到的恩典，则象征了犹太教的根本教义之一：人永远找不到通向上帝之路，然而，上帝的恩典却随时可能出现在人的面前，尤其在人彻底“放弃”之时。

    然而，如果我们想到，骨瘦如柴而又赤身露体的卡夫卡其实是一个充满体温的人，就能从《城堡》中读出更多的含义。例如，在《城堡》中的“女人们”身上，K留下了他的体温。这些女人是谁呢？按瓦根巴赫和卡夫卡友人维利·哈斯的意见，这些女人身上至少有密伦娜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对K与这些女人接触过程的描写：K跟这些女人在“污秽”中打滚，以至感觉到没有了“故乡的空气”，感觉到令人窒息的诱惑，并因而身不由己，只好一任迷失下去。

    关于“污秽”、“肮脏”及其诱惑，我们并不陌生。然而故乡的空气”象征着什么呢？与卡夫卡异曲同工的另一位犹太天才海涅曾经谈及犹太人的贞洁或童贞：

    如果让杰西卡[莎士比亚笔下犹太商人夏洛克之女]穿男装，从她脸上就会发现一种难以掩饰的羞怯。也许从这表情中，人们可以看到那种罕见的童贞，这种童贞是她的部族所特有的，并赋予这个部族的女子们一种神奇的魅力。犹太人的童贞也许是他们自古以来对东方的感官和性崇拜进行斗争的结果……我几乎想说，犹太人是一个禁欲的、节制的、抽象的民族……

    海涅反复论及犹太民族的贞洁，他对这种贞洁引以为自豪。他认为，这种贞洁被东方式的感官主义和性崇拜所包围，所以尤其显得珍贵。而所谓感官主义和性崇拜，其实就是卡夫卡所说的“肮脏”或“污秽”。如果有机会进行比较，我们将看到，海涅与卡夫卡这两位犹太天才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爱情和性爱问题上都是典型的柏拉图主义者，都有着刻骨铭心的“伊甸园情结”，在一个非犹太的、异教的、感官的世界上，都在内心深处渴望着古老的犹太家园中贞洁的“故乡的空气”。在性爱问题上，卡夫卡有着这样的自我评价：

    作为一个小伙子，我在性生活方面是清白的也是无动于衷的。我对它，就像对待相对论一样，漠不关心。

    出于生存的需要，卡夫卡被动地卷进了与女人之间不清不白的关系，他内心的向往仍然属于贞洁的犹太人。

    在《城堡》的多重复调象征中，有一层重要的象征，那就是非犹太的、异教的、感官的世界，即所谓“生活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密伦娜这样的女性正是这个世界的代表。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位非犹太女性具有典型的感性特征，她是个弄潮儿，或者如她自己所说，“是个凡俗的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一样，一个渺小的、有性冲动的小女人”。这样的女人跟“生活世界”有联系，象征着“生活世界”。如果把她看做爱情、婚姻、家庭的象征，那么，卡夫卡在这里讲出了“生活世界”的基本法则：任何想要成功进入“生活世界”的人，必须首先通过由女人所象征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即爱情、婚姻、家庭的基本样式。然而，如果仅仅把她们看做女人本身，那么，卡夫卡就讲出了K这类特殊个体的特殊命运：她们是进入“生活世界”的中介。K是谁？是卡夫卡的自传形象还是一般犹太人的普遍象征？答案完全可能两者都是！

    他离开了犹太人的故乡迦南，40年来一直在“生活世界”的边缘漂流。他希望进入“生活世界”，并因此而设法接近这个世界中的女人们，在与她们的周旋和纠缠中失落了自身，最终仍未能得以进入她们所象征的世界。他最终发现，她们所象征的世界不仅是一个普遍意义的“生活世界”，而且更是一个非犹太的“他们的-生活世界Csein)Wo就这样，他的流浪逐渐显现出必然的性质：这是一次“证罪”的流浪。

    罪是什么？罪是他无法进入“城堡”的事实。罪是死亡的事实。流浪者至多只能获准暂时居住和工作于“生活世界”，而即便这种极其有限的附带苛刻条件的进入，也需要他付出全部生命的代价。

    关于《城堡》主要真义之一，勃罗德的一段话作出了绝妙的总结：

    在犹太民族漫长的受难史中，人们曾经听到过所有这些声音。K以可怜而又可笑的方式遭到了失败，尽管他曾以那么严肃而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他始终是寂寞的，在这部长篇小说经过的所有不愉快的场面之上，在所有无辜得来的不幸上隐隐约约地晃着这个口号：这样不行。要想扎下根来，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完全不同的途径。

    （第三节）多拉与犹太歌手之死

    1·柏林的迦南

    1922年8月底，在普拉纳的森林里，卡夫卡最终放弃了《城堡》的写作。当然，在“旷野漂流”之际，他不会完全放弃写作，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故意”离开迦南，用生命来作漂流，而写作则可以看做生命的见证。事实上，后来他仍然写出了几篇小型作品。只是，他天生作为作家的禀赋还在等待着全新的机遇。9月18曰，卡夫卡从普拉纳返回布拉格。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只写下3篇日记，最后一篇写于12月18日：“这段时间全部躺在床上。昨天读[克尔恺郭尔的]《非此即彼》。”

    卡夫卡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开始了寻找和回归犹太之根的努力。他多年来一直坚持学习希伯来语，为移居巴勒斯坦作准备，而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正是古称的“迦南”——那“流着奶和蜜的土地”，上帝对犹太人的应许之地。眼下，为了实现回归迦南的夙愿，他支撑着病体顽强地努力。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位杰出的以色列女教育家回忆了当年她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的情景：

    他的满腔热诚感人至深，每一节课都拼命想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单词。然而，肺病始终在折磨着他，让他在读单词的时候频频发作痛苦的咳嗽，以至我时常不得不考虑先休息一下再说。每逢这样的情况，他就会看着我，无法说话，但用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哀求我，希望再教一个单词，然后再一个，然后又再一个。仿佛他认为那些课程正是某种神话般的疗救。他住在父母家里，他母亲会不时轻轻地打开门，示意我该让他休息了然而，他自己始终满怀渴望，并最终取得优秀的成绩……

    这位女性名叫普阿·本托维姆，当年年方19，青春年少，生气勃勃，充满吸引力，同时又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两年前，卡夫卡中学时代的同学好友胡果·贝尔格曼正在为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筹建图书馆，他委派普阿·本托维姆常驻布拉格募集资金，并照顾他父母，同时到布拉格大学注册学习，业余时间则教授希伯来语。从1922年秋到第二年春，她每周两天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据说，卡夫卡对这位来自希望之乡的同根少女逐渐产生了某种感情。多年以后她回忆说：“我很快颇有所感地认识到，他就像失足溺水的人快要完了，他渴望抓住身边不管什么可供支撑的东西。我还有自己的生活。我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保护这个比我大20岁的男人——即便就我今天对他的了解而言，事情也仍然会是这样。

    1923年4月，胡果·贝尔格曼回布拉格进行有关活动，他现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卡夫卡撑着病体参加了一次报告会，听取了老同学关于巴勒斯坦文化的演讲，感到十分高兴。贝尔格曼邀请老同学在身体条件允许的任何时候赴巴勒斯坦，卡夫卡则兴奋地憧憬着。

    5月9日，一直与密伦娜保持着断续来往和通信的卡夫卡向这位当年的情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专门讨论了关于写信的生存论哲学，即所谓“幽灵”的问题。在信的结尾处，卡夫卡突然再次谈到结婚的话题：

    我奇怪地相信——将虚构的对话变成真实的对话：犹太教！犹太教！——如果不是由于寂寞中产生的绝望才要求结婚，那么结婚是可能的，而且会是在头脑高度清醒的情况下结婚。我相信，天使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那些由于绝望而结婚的人会赢闵策·艾斯纳。1919年夏卡夫卡结识她，两人成为朋友。

    得什么呢？假如把孤寂放到孤寂之中，那么永远不会产生家乡，

    而只会产生一个不幸的叠加一种孤寂反映在另一种孤寂之中，即使在最黑暗的深夜也是如此。假如把孤寂与安全放在一起，那么对于孤寂来说情况将更糟糕(是一个罕季巧、娘般无意寂)。

    卡夫卡“奇怪地相信”，而且认为天使也会同意他的看法。

    7、8月间，卡夫卡随大妹艾莉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波罗的海海滨浴场米里茨休养。在米里茨，他参观了一座度假村。这座度假村属“柏林犹太人之家”所有，而卡夫卡对这个犹太人组织怀有深情，早在1916年，当时的未婚妻菲莉斯就在他的鼓励下积极参与了该组织的工作，

    并取得出色成绩。就在这座度假村的厨房里，卡夫卡看到一位姑娘正忙着刮鱼鳞，他立即表示了自己的不赞成多么温柔的手，可干的活儿又是多么残忍！”姑娘闻言立即害羞了，向她的上司提出调换工作的要求。这位能流利地说一口希伯来语和依地语的犹太姑娘，就是卡夫卡最后的爱人多拉·迪芒。

    多拉·迪芒，她陪伴卡夫卡度过了最后岁月，卡夫卡去世前一个月曾向她求婚。

    多拉·迪芒，时年25岁，出身于一个东欧犹太教虔诚教派的名门家庭。她对亲爱的父亲充满敬意，但无法忍受父亲禀承的传统习俗。20世纪20年代，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已深入人心，像当时许多富于青春勇气的犹太姑娘，多拉违背父母的意愿出逃，独自一人来闯世界，最后到柏林定居下来，并参加了“柏林犹太人之家”的工作。这位犹太姑娘纯朴自然、天真无邪、为人热情、乐于助人，这些性格特征深深吸引了卡夫卡。而多拉掌握的东方犹太教传统的丰富宝藏，则是令他心醉神迷的不竭源泉。完全可以认为，独身一人的多拉，正好就是卡夫卡在致密伦娜的信中所憧憬的那类姑娘，那类用美丽和体温保存着“温柔的、姑娘般无意识的孤寂”的姑娘。

    多拉这方面，在她这样的年纪，正格外地富于青春之爱的憧憬，敏感，善良，内心充满温情。然而，身边的现实中并没有浪漫，举目四望，满眼只见被战争和欲望所败坏的大地。在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生活中，多拉深感人性的冷酷和敌意。就在这时她遇见了卡夫卡。从这位比自己年长15岁的男人身上，她发现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有教养、有头脑、有风度的德语欧洲人，而且跟她一样有一颗犹太人的心温和而多情，深深地关心她：这位男人的智慧让她仰慕和崇拜，能帮助和指导她走上人生和知识的道路这位男人宁静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悲哀的神态触发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亲的双重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位男人如此饥渴地需要着她，而正是这需要，最终成为多拉最充分的理由：她爱卡夫卡。

    卡夫卡终于走到了旷野漂流的终点，多拉是一个象征。正像旷野漂流之路存在于迦南与“生活世界”之间，多拉也是如此。她既属于生活，也属于祝福：既属于芸芸众生的世界，也属于犹太民族悠久深邃的血缘。

    8月7日，卡夫卡随多拉到柏林，他在柏林逗留了两天，然后返回布拉格。几天后，卡夫卡前往奥特拉所在的什累申疗养。在那里，他显然向妹妹谈及多拉之事，并得到热情的鼓励和支持。9月24日，卡夫卡不顾父母反对，搬到了柏林多拉家中。接下来的一天，他搬进在外面租下的一间房子，和多拉开始了同居生活。多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乍夫卡一个新的力量源泉。

    卡夫卡“旷野漂流”40年，历尽悲哀，多拉的出现是对这40年人生的见证，既美丽又圆满，充满了祝福，她让卡夫卡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当下”。一位前来探望的朋友发现他十分坚强，但“极其思念亲友”。从现在起，卡夫卡写给父母亲友的信中充满了温情，包括他从不喜欢的二妹瓦莉：

    于炉子旁边，我刚离开炉子旁，因为那里太暖和了，连那永远冰凉的背脊都受不了我的煤油灯燃得棒极了，这既是制造灯具者的杰作，也是购买者的杰作，它是由不同的东西拼凑起来并一起买来的当然不是我干的，我哪有这个本事有一个燃嘴的灯，像茶杯那么大，它的结构使点火容易，不必取下内外灯军；它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煤油它就不燃烧，但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便这么坐着，拿起你那封现在已那么旧、那么可爱的信来。

    尤其是卡夫卡写给父母的信，从这些信中静静地流淌出几乎从未见过的儿女之情，那是犹太家庭唇齿相依的隽永深情。

    1923年10月17日：“最亲爱的父母亲：如果我没记错，已经10天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这是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因为我经常成为通信中的主要谈论对象。如今家里的许多小事(但愿没发生大事)我都不知道，而这种小事是肯定每天发生的。这就不应该了。”

    11月初最亲爱的父母亲：你们的这封宣布亲爱的母亲可能来访的信今天来得正是时候。”

    11月20日最亲爱的父母亲：这一回谈到你们俩的来信，得知亲爱的父亲身体健康，我特别感到高兴。”

    11月23日最亲爱的父母亲：包裹已完好无损地寄到，什么也不缺，什么也没遗忘，便鞋比从前的鞋暖和多了。寄送要花掉多少钱，费掉你们多少辛劳！……亲爱的母亲，你不必煞费苦心照料我……”12月19日最亲爱的父母亲：收到这样一封信，看到你们度过星期天下午，安安静静，父亲精力充沛准备到波多尔去……看到你洗完澡躺在沙发上看报(可惜光线半明半暗），这真叫人高兴。这些都是美好的信件。”

    1924年月3-4日：“最亲爱的父母亲：……天气确实冷得厉害，但是盖着髙级轻柔而暖和的鸭绒被我感到很温暖。有时在这里阳光下一座公园的斜坡上甚至会有一个温暖的瞬间。背靠着暖气片也是相当舒服的，如果两只脚偏偏还套在暖脚套里那就更美啦。当然在你们房间里的炉边也是很美气的……你们在一起好好烤火吧（你们晚上坐在哪个房间里？）！”

    1月5-8日最亲爱的父母亲：不，这确实是太多了，说这没有‘破费’什么，这是不对的，这确实是花了不少钱的。最近的那个邮包简直了不起，这么多好东西、甜食、果品和纸币，挑选、搭配得这么好。但是如今我也请求给我一个好好休整的时间，好让我能够安安宁宁把这一切吃掉，而不至让新到的包裹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你们那盛大的除夕庆典(在场人当中我没有发现舅舅）和舞蹈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也庆祝除夕了，即使只是躺在床上庆祝。虽然我住在花园中……但是开着窗嘈杂声便数小时不绝于耳，毫不顾忌这严寒，天空充满焰火，方圆好大的圈子里全是音乐声和喊叫声。”

    1月底最亲爱的父母亲：……包裹今天已经收到，既漂亮又丰富。不顾早晚钟点也不顾肚子饥饱，我打开就吃。……多谢快要织成的毛线背心，可是这不是太费工夫了吗？这不是要妨碍玩牌，妨碍午后小睡，妨碍读报，妨碍和维拉玩耍以及你的种种杂务……”2月2-7日：“最亲爱的父母亲：这是一封了不起的、内容丰富、充满着钱的信。你们大家对我这个无所事事、养尊处优却还一点也没胖起来的人多好啊。——正好是现在我从窗户朝外面的花园和树木看了很久，为了从那儿找到一个聪明的主意，告诉我对舅舅的慷慨相赠该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你们来这儿，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日子过得多么阔绰我会给舅舅写信的，也会给艾莉写信，今天我收到她的一封亲切的长信。’’

    2月20日最亲爱的父母亲：……亲爱的母亲，你在那些信里表示想和舅舅一道来……考虑到你们的信里的一段表示某些忧虑的话我便不由得要担心……”

    3月1日：“最亲爱的父母亲：……你们别为黄油担忧，这里货源充足。但是主要是我大概根本不会在这里久住。”

    3月15日最亲爱的父母亲：这简直不是背心，这是一个杰作，这么漂亮，这么暖和，你是怎样亲自一针一针编织起来的呀？D·[多拉]也觉得不可思议。无论从哪方面说它都比这件我迄今所穿、也已经被我认为是很好的背心好不知多少倍。也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与背心有着适当的距离——寄来的黄油。”

    “为了生活得幸福，我们必须同世界一致。这就是‘幸福’的含义。”将近半年的柏林生活，卡夫卡通过犹太亲情的祝福，取得了与世界的一致，他成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幸福的人。与世界一致的幸福也体现为心理分裂的终结卡夫卡彻底放弃了记日记，那个在日记中对世界冷眼旁观的卡夫卡幻化了。用一种浪漫的方式我们可以说，那个既怨毒又刻薄的卡夫卡被多拉所代表的祝福感化了。柏林半年，他与多拉相亲相爱。用勃罗德的话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病情曰益恶化，医疗费用奇高，恰逢欧洲又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按照勃罗德的说法，由此导致的生计艰难和营养不良差不多要了卡夫卡的命，大部分时间他只能卧床休养。然而，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这些只是“世界的事实”，并非“事情的终极”。世界的事实是，人的生命短暂而脆弱，然而这短暂而脆弱的生命却可能得到祝福，他从来黑洞般虚空的生命现在温暖而充实，从来厌恶和恐惧人类繁衍之亲情的卡夫卡，现在居然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他在灵肉两方面都渴望着新生。柏林半年，他坚持定期赴“犹太教学院”上课，赴师范学校预备班听取关于犹太圣典的报告，并继续攻读希伯来课程。25年后多拉回忆说：

    我不可名状地怀念着弗兰茨，这么多年的怀念汇集在一起，我沉浸其中时便完全不能自拔。弗兰茨的梦想是，得一个孩子并到巴勒斯坦去。现在我有一个孩子——没有弗兰茨同去巴勒斯坦——没有弗兰茨同行，可是我用他的钱买一张去那儿的车票。至少如此大约在1923年11月底，卡夫卡发出他致密伦娜的最后一封信，成为他的自我证言。刚到柏林时，他还给密伦娜写过一封信，告诉她邂逅多拉并移居柏林之事。那封信虽然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但仍以对“恐惧”的讨论结尾，表现出过去思想的残余。而眼下这封信表明，卡夫卡凭借来自迦南的祝福战胜了恐惧。过去的烦恼依旧，“几乎把我摔倒在地上”，但他放下执着，从容应对，因为“我在这里受到了人间最大限度的温柔与周到的照料”。

    卡夫卡放下的不仅是生活，也包括写作。柏林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摆脱了“替罪羊”性质的写作。卡夫卡早在青年时代就知道自己着了“魔”，然而现在，他终于赎回了自己：“我逃脱了魔鬼，搬到柏林来是一个壮举。”在柏林，卡夫卡仍然在写作，但是这些写作己经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是一部伟大的“即兴作品”的一个部分，这个“即兴作品”就是他“当下的生活”，包括他与多拉的爱情、他的亲情，等等。在柏林，卡夫卡写成了不少作品，然而只有《一个小女人》和洞》保存下来，其余要么由他指示多拉焚毁，要么后来被纳粹抄走而散落。十分重要的是，在柏林，卡夫卡赢得了一位最好的读者、最好的阐释者，那就是与他骨肉相亲的多拉。多拉知道他现在活过了，并正在活着，因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恐惧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放下”了关于作品的情结。应该说，他现在对作品的态度倾向于就事论事，仅就作品论作品，也据此决定作品是否保留。根据多拉的回忆，他现在希望焚毁的，多半是柏林之前的文字：

    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说道：“呃，我想知道我是否已经摆脱了那些幽灵。”他把午’宁[着重号为原有]折磨他的一切都称做“幽灵”。……他似乎紧抓住这个念头不放……希望烧毁[来柏林前]自己写下的一切，以便使灵魂从“幽灵”那里解放出来。

    正是依据卡夫卡柏林时期这一根本转折，勃罗德最后作出了保留卡夫卡作品的决定：

    马丁·布伯……在谈到与女人共同生活时说：“婚姻是模范性的连接，没有其他东西像它一样栽着我们进入伟大的约束之中，而只有作为受约束者，我们才能进入上帝给他的孩子们的自由之中。……不错，女人处于与有限性最危险的联系中；不错，有限性是一种危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与她们黏连在一起更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但我们得到拯救的希望正是与这种危险锻造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越过充实的有限性，我们人类的轨道才会通向无限性。”……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这一年尽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但仍然使他得以圆满地结束一生）在正确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侣的伴随下确实感到幸福·他兴致勃勃地工作……当我把他介绍给锻造出版社领导人时，不须发挥长时间的说服艺术，他很快就同意发表四篇小说。……由于他这一根本的转变，由于这一切转向生活的迹象，我后来才能鼓起勇气，将他给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写下的）禁止发表任何遗墨的叮嘱视为无效。

    2·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犹太歌手的天鹅绝唱

    1924年3月初，卡夫卡病情恶化，亲友们随即赶往柏林。3月17曰，多拉和克罗普施托克一道帮助勃罗德将卡夫卡护送到车站，并由勃罗德把他带回布拉格。几天后，多拉也跟随而来。

    卡夫卡知道他的时光己经不多了，他要给这个世界留下最后一个姿态。那是什么姿态呢？他对前来探望的克罗普施托克说：“我已经开始对畜生进行研究，我想，这么做是很及时的。”3月底，卡夫卡的天鹅绝唱《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问世。

    女歌手约瑟芬属于“耗子民族”。这是怎样一个民族呢？

    我们这个民族的成员没有青年时代，也几乎没有童年时代。……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四周环境，就得像成年者那样照料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逃避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被淘汰而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族类繁殖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在其他民族里，儿童会受到尽心的照料，会替儿童办起学校。儿童们，民族的未来，天天从学校里蜂拥而出……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的儿童啊！……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已经有新的孩子的脸。……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这自有其后果。我们这个民族渗透着某种扑不灭也除不掉的孩子气，这同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优点——可靠的讲究实际的思维方式，恰恰是矛盾的。有时我们的行为愚蠢到极点，跟孩子千傻事一模一样，没有意义、浪费、慷慨、轻率，而所有这些行径常常是为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然而，我们的民族不仅有孩子气，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未老先衰。童年与老年的概念在我们这儿与在其他民族那儿不一样。我们没有青年时期，我们一下子就变为成年，而成年阶段又太长，因此某种厌倦和失望的心情又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从整个来说是如此坚强和充满希望的性格中留下了不小的痕迹。

    的确，“耗子民族”影射的是哪个民族，根本无须明言。犹太民族的苦难、偏执、童贞、老成、可笑、认真、实际等等性格，在卡夫卡笔下魔幻般跃然纸上。用一种象征的手法，弥留之际的卡夫卡终于酣畅淋漓地流露了内心的民族深情，令知音者读来心痛。然而，女歌手约瑟芬与这个民族又有着怎样一种关系呢？她究竟是谁？她具有怎样的艺术风格和贡献呢？

    我们的女歌手名叫约瑟芬。谁没有听过她的歌唱，谁便不会获得歌唱的魅力。谁都会被她的歌唱迷住，这一点，由于我们这一代什么音乐都不喜爱，因此格外值得赞誉·我们最喜爱的音乐，即宁静和平；我们的生活艰难，即使我们设法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忧烦，我们也不可能使自己攀登如同音乐般的境地，这种境地距离我们往常的生活太远。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大发怨言，我们从未到过这种地步；我们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某种务实的精明态度，这自然也是我们亟需的态度。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都惯于以精明的一笑来安慰自己，即使我们有朝一日理应要求得到来自音乐的幸福的时候，只是我们从未有过这种要求。唯独约瑟芬是个例外；她热爱音乐，并且懂得怎样传播音乐；她是唯一的一个；如果她死了，音乐也会随之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谁知道会消失多长时间。

    然而奇怪的是，这个民族的人最终弄不清楚约瑟芬“究竟是不是在歌唱”她真的在歌唱吗？会不会只是在吹口哨？吹口哨我们大家当然都熟悉，这是我们民族固有的艺术本领，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是本领，而是一种有特色的生活表现形式。我们大家都会吹口哨，自然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当做艺术来表现。我们吹口哨时，并不注意到这一点，甚至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许多同胞根本不知道吹口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征。……假如当真如此，那么，约瑟芬的所谓艺术家身份虽说要被取消，然而，这样才有理由去解开她为什么会具有巨大影响这个谜。

    经过考证，发现约瑟芬发出的声音不仅仅是口哨声：

    倘使你站在离她很远的地方侧耳倾听……这时你能听出来的，肯定只是一种平平常常的口哨声，至多由于纤细或柔弱而稍显突出罢了，但是，你若站在她面前，你就会感到她不只是在吹口哨了，总之，要了解她的艺术，不仅要听她唱，而且还要看她唱。即便这只是我们日常的吹口哨，那么，她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她郑重其事地去做的却无非是一件最普通的事情。

    这就是约瑟芬艺术的神秘。在一个都会吹口哨的民族中，“她的艺术使我们快活……但她的听众从不吹口哨，而是像耗子一般悄然无声，仿佛我们得到了盼望已久的、至少由于我们自己吹口哨而无法得到的宁静平和，我们沉默着。使我们销魂的，是她的歌唱呢，还是她那细弱的小嗓子周围的肃穆的宁静呢”？无论怎样，约瑟芬因为她的艺术而受到了民族的照顾：

    我常常有这样的印象，这个民族是这样理解他们与约瑟芬的关系的：这个小东西，脆弱，需要爱护，在某些方面是出类拔萃的，按照她本人的意见是由于她的歌唱而出类拔萃，她是托付给这个民族照管的，因此必须好好照顾她；至于原因是什么，谁也不清楚，但实际情况看来就是如此。既然受托照顾她，就不能嘲笑她若是嘲笑她，就是辜负信托，亵渎义务。我们中间最恶的会说：“看见约瑟芬就笑不起来了。”这可算作对约瑟芬的最大的恶意了。

    民族是怎样照顾它的歌手呢？“可以这样说，约瑟芬几乎是不受法律管束的，她可以为所欲为，即使让全民族遭殃，她也会得到宽恕的。”但是问题在于，民族不会完全失去自己的原则性，尤其是当约瑟芬自己想要以艺术家自居时，民族就会表现出自己的原则，她在民族眼里反而就不是艺术家了。民族有这个理由和权利，因为她的艺术本身并非艺术而是民族特色的口哨，是民族的“阐释学”使她的口哨成为艺术，没有民族的倾听，她的口哨就什么都不是。她的出类拔萃是民族使然，是自然而然，如果她反过来要求民族对自己作出认可，她首先就否定了自身。这就是约瑟芬作为艺术家的悖论，这一悖论跟她的艺术的悖论具有相应的性质。这两个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悖论又形成一个怪圈，正是在这一怪圈面前，约瑟芬暴露出她逻辑上的矛盾和世界观上的问题：

    很久以来，大概从她开始艺术生涯的那天起，约瑟芬就力争要大家照顾她，让她歌唱，免去她的任何工作；就是说让她不必为每天的面包操心，也不必去参加与我们的生活竞争有关的一切活动，而这些想来应该交给整个民族去负担。……我们的民族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并心平气和地拒绝了她的要求。比如说，约瑟芬提出，紧张的劳动有害于她的嗓子，虽说劳动时花的力气比唱歌时花的力气小多了，但毕竟会使她在演唱之后得不到充分休息的机会，为下一次演唱养精蓄锐。她歌唱时必须竭尽全力，可是在还需劳动的情况下，她即使尽力也从未达到她的最佳状态。

    公众听约瑟芬争辩，权当耳边风。这个容易感动的民族也会无动于衷，也会斩钉截铁地拒绝，令约瑟芬大吃一惊。“于是她装作服从，乖乖地干她那份活儿，尽其所能地唱好歌。但这只不过是片刻工夫，接着她又抖擞起精神重新投入战斗了——看来她在这方面有着无穷的力量呢。”

    现在清楚了，约瑟芬力争的并不是她嘴上所说的要求。她很明智，她不怕千活，逃避劳动在我们这儿是不曾听说过的，即使批准了她的要求，她肯定也不会过一种不同于以前的生活，劳动一点也不妨碍她的歌唱，她的歌唱当然也不会变得更美。她所力争的，只是要大家公开地、明确地、永久地、打破一切先例地承认她的艺术。尽管她在任何事情上都能达到目的，可是这件事她始终办不到，或许她从一开始就应该把进攻的目标指向另一个方向，或许她现在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失策，但她现在无法回头了，退却意味着背叛自己，她必须坚持要求，否则就得垮台。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约瑟芬这一象征身上有着怎样多重的复调旋律，其中一个主要旋律是卡夫卡的自传形象。卡夫卡在忏悔。但是，论及忏悔，我们就不由自主跟随卡夫卡进入了他此刻更深沉、更悲哀的内心世界。这是因为，围绕着约瑟芬，还有比艺术和艺术家问题更为血肉模糊的旋律在起落，那就是“父亲”的悲哀的旋律。那既是肉身的、73岁高龄的、可歌可泣的赫尔曼·卡夫卡，也是赫尔曼·卡夫卡所象征的“民族的父亲”、“犹太的父亲”总而言之，这个民族照顾约瑟芬，就像父亲照顾孩子。孩子向父亲伸出小手——谁也说不清，这是请求呢还是要求。也会有这样的意见，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能耐尽这种父亲的义务，但实际上他尽着这些义务，至少在照顾约瑟芬上堪称楷模在这方面，作为整体的民族所能做到的，是任何个体所做不到的。民族与个体之间力量的差别自然是巨大的，这个民族有足够的力量把被保护者拉到自己身边来温暖她，而她也可以受到充分的保护。当然大家不敢对约瑟芬讲这些事情。“谁要你们的保护。”她会说。“对，对，你不在乎。”我们心里这样想。此外，当她违抗时，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违抗，而只是一派孩子气和孩子式的感谢罢了，而父亲的态度是随她去。

    这是忏悔。弥留之际的卡夫卡用他就要熄灭的生命在忏悔。他在为自己与父亲难以言明的一生关系作总结。如果说过去他用旷野漂流的“浪子”的眼光看待这一父子关系，那么眼下，他的眼光中满含着迦南的祝福。哦，父亲，那是卡夫卡所能拥有的多么沉重的一个词！在父亲业已老病的肉身中，一如既往满含着全部辛酸的、血肉模糊的“犹太属性”，只是在死亡之鹰的翼阴下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潸然。在约伯·M天平上，民族和它的歌手究竟具有着怎样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的关系卡夫卡在反省生平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抱负。那年，洛维和他的东欧犹太人依地语剧团来到布拉格，屈指一数，那已然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往事苍茫，但那一年犹太歌手深情绽放，难以挥去。不过，今天的事情的本质己完全不同，今天的卡夫卡不再是漂流中人，他蒙受着迦南的祝福，他对事物有了新的掂量标准：

    随之而来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它更难由这个民族同约瑟芬的关系来作解释。那就是约瑟芬的想法恰恰相反，她认为是她在保护这个民族。也即她的歌唱能把我们从政治的或经济的逆境里解救出来，她的作用就在于此，她的歌唱即便不能除灾，那至少也能给我们力量去承受不幸。她并没有这样讲出来，也没有换成别的说法讲出来。她一般很少说话，在喋喋不休的一群人当中，她是沉默寡言的，但是她闪烁的目光却表达了出来，从她紧闭的嘴上……自然罗，装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这个民族吃惯了苦，毫不顾惜自己，当机立断，视死如归，只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好勇斗狠的气氛中，只是表现上显得怯懦罢了……这个民族始终在设法自救，尽管要作出牺牲，牺牲之大，是历史学家也触目惊心的。

    今天的卡夫卡首先是一个回归迦南的人，然后才是一位艺术家。正因为这一根本的转变，他反而得以拥有本真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艺术。在他摆脱“艺术替罪羊”命运之时，在他放弃如此前提下的艺术之时，他的艺术反而成为民族的根本需要。在与世界保持一致与和谐的努力中，人不会失去平衡，恰如卡夫卡谈到自己这篇绝唱的标题时所说：“这种夹着‘或’的题目虽不很漂亮，但在这里也许有特殊的意义。有点像一架天平。”

    我们恰恰在危急时刻会比平时更加专心地倾听约瑟芬的声音，这也是事实。

    ……约瑟芬尖细的口哨声周围是正在作困难的决断的我们，这如同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生存在充满敌意的世界的混乱之中似的。尽管约瑟芬坚持着，这声音微不足道，这歌唱毫无成就，但她仍坚持着，并且传到了我们的耳边，这也许是值得回想的。

    ……约瑟芬达到了一个歌唱艺术家在我们这里费尽力气也达不到的效果，这些效果又偏偏产生于她的功夫欠缺的技巧。这恐怕主要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这个民族在斗争的间歇里做着梦，仿佛各自的四肢都松开了，仿佛不得安宁者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民族的温暖的大床上摊开手脚伸展一下身子了。约瑟芬的口哨声进入这个或那个的梦乡……她的口哨声里含有一些我们短暂而惨淡的童年情景，含有一去不复返的幸福，但也反映出一些日常的现实生活，含有生活中小小的、不可理解的、又确实存在并且不可抑制的欢欣。

    然而，与此同时，更大的悲剧在展开：当一位艺术家因放弃作为艺术家的自己而真正成为艺术家之时，告别的旋律已然压倒一切：约瑟芬衰老了，受伤了。她一瘸一拐，被追随者搀扶着，“我们看到约瑟芬背后的追随者们怎样央求她，请她唱。而她也很愿意唱，但又唱不了。……最后，她莫名其妙地流着眼泪总算让步了，可是正当她想要凭着显然是最后的毅力开始唱时，她显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两条胳膊不像往常那样前伸，而是有气无力地垂在身边，使人感到好像短了一截似的——正当她想要开始唱的时候，却又不行了，恼怒地一扭头，就瘫倒在我们眼前了”。

    约瑟芬可不得不走下坡路了。离她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变得无声无阒的日子已经相去不远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历史中，她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对于我们来说，这将不是件容易事：集会怎么会变得鸦雀无声的呢？自然啰，约瑟芬在时，集会不也是静悄悄的吗？难道她的真实的口哨声要比回忆中的更响亮、更生动吗？难道她在世时的口哨声当真强似回忆中的口哨声吗？难道不是这个民族以其聪明智慧把约瑟芬的歌唱抬得这样高吗？而那原因正是由于这种歌唱是不可缺少的。

    卡夫卡如此宁静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的民族需要他的艺术。他不觉得骄傲也不觉得疑虑，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某个人自身之事，而是恩典使然。

    3·弥留和解脱

    1924年4月上旬，病情恶化的卡夫卡被送往维也纳森林疗养院。早在3月里，喉头就产生了异样的肿痛，致使他只能低声说话，在写作《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时不得不调动意志来坚持。在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医生们已基本确定结核病菌己转移到喉头，导致了作为当时不治之症的喉结核，就像他1921年在马特里亚利疗养院所遭遇的那位不幸患者一样。4月13日，卡夫卡向护士询问病情：“喉咙里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护士直率地回答：“就像巫婆用来熬魔汤的厨房。”

    接下来的一天，风雨交加，疗养院的一辆敞篷汽车把卡夫卡送往维也纳医院。整个路途上多拉一直站着，试图用身体为卡夫卡遮风挡雨。那天，勃罗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维也纳医院确诊为喉结核症。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远在柏林的克罗普施托克得到消息后，不顾卡夫卡的阻拦，立即着手暂时中断手头正在进行的结核病医学研究（日后他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准备前往护理。4月19日，由于无法在维也纳医院争取到单间病房，卡夫卡被转往维也纳附近由霍夫曼医生主持的基尔林疗养院。5月初，克罗普施托克赶到，以专家身份接管了一部分医护工作，与多拉一道全力照料卡夫卡。正如卡夫卡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所说，如果没有多拉和克罗普施托克所付出的“难以想象的努力”，他恐怕早已无法从衰弱中挣扎出来。危难当头，多拉和克罗普施托克完全成了卡夫卡的亲人，三个人组成了相亲相爱的“小家庭”，在森然逼近的死亡面前从容地展开日常的生活。由于卡夫卡的病情不忌讳酒精，相反需要酒精作为药物参与治疗，三个人因而常在一起大饮啤酒。情感和着酒精，解除了卡夫卡大脑皮层的压抑，释放出他心理深处的回忆。他现在时常想到父亲。由于喉头结核，他已经完全无法说话，就用笔和纸向多拉回忆童年时代跟父亲一道喝啤酒的情景：“当我是小孩时，还不会游泳。有时我同父亲一起到浅水池去，他也不会游。然后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吃部那儿，每人要了一份香肠、半升啤酒。父亲一般自带香肠，因为游泳学校卖得太贵。你应该仔细体会一下，一个魁梧的男人手里牵着一副小小的、畏怯的骨头架子是什么样子，体会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小更衣室内怎么在暗中脱衣服，然后他怎么拽我出去，因为我感到害羞，他怎么想要把他所谓的游泳本领教给我，等等。在此之后有啤洒喝！”

    多拉做出美味可口的饭菜。卡夫卡现在每顿都吃得很多，就着啤酒和葡萄酒大进营养。按多拉的说法，眼下的卡夫卡“已经成为一名豪饮者，几乎每餐必喝啤酒或葡萄酒”。一段时间之后，病情居然有所缓解。卡夫卡从医生那里得知这一情况，高兴得掉下了眼泪，一再拥抱多拉。他用笔向多拉写道，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健康、渴望生活。他向多拉求婚了。他致信多拉的父亲，试图让老人相信，他虽然不是正统的犹太教徒，但仍是一名忏悔者和皈依者，因而希望能被这个虔诚的犹太家庭所接受。老人拿着信去教堂征求拉比·的意见，拉比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消息传回疗养院，卡夫卡苦笑了一下，再未提及此事。

    低迷的时刻，远在布拉格的父母一封一封寄来明信片和特快信。那是亲情，是永恒的犹太的亲情，是横亘1800年苦难而绵延不绝的犹太血缘！

    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交换方式，即你们的明信片与弗兰茨[卡夫卡]的书信往来。要是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就好了。明信片带来的喜悦效果并不亚于特快信。弗兰茨已经几乎能够背诵全文了。他特别自豪的是，能够同他尊敬而可亲的父亲一同喝啤酒。

    5月17日这封特快信还谈到大妹艾莉一家郊游的情况：“当他听说这些事时，瞪大了眼睛，像太阳一样炯炯有神。他说：‘他们也喝了啤酒。’他的口气那么激动，那么亢奋，使得我们在座者对他们所喝啤酒的意念享受，甚至超过了他们实际喝酒时的乐趣。”在这封特快信中，父母通报了即将前来探望的消息。然而，父亲已是73岁高龄，且因病需专人照料，近70岁的母亲不久前才作过大手术。卡夫卡回信阻拦了两位老人，他说，他极度渴望着与亲人的团聚，但他不愿让父母眼下拖着病体受远行之累。他还特别表示，不忍让父母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他希望父母等他康复些再说：

    我不指望能有布拉格团聚的美满，因为那会扰得阖家不宁；但我希望能在一个漂亮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团聚几天。……正如你们信中所说，于是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好好地喝一杯啤酒”。

    我现在常常于炎热之中回忆起，我们以前曾经定期地一同喝过啤酒——许多年前，每当父亲带我去游泳学校时。

    就在这一天，卡夫卡收到生平最后一本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校样。在克罗普施托克的协助下，他撑着病体完成了校对工作。这部小说集包括了他的绝笔《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犹太歌手的命运在他心空久久地鸣响，令他自己一时震撼不已。他知道这是他生命终极的象征。“约瑟芬可不得不走下坡路了……”

    接下来的两周是犹太歌手的弥留时光。卡夫卡心情愉快地面对一切。每当克罗普施托克从城里办事返回，带回各种消息和事物，都会激起他的欢喜之情。他享受着各种鲜花和水果，常常久久地陶醉于它们的芬芳和美丽。他喜欢看到多拉和克罗普施托克在他面前喝水、喝饮料。他因喉头的结核无法饮用，但从他们身上分享到喜悦：

    我特别想要那些芍药花，因为它们那么娇弱。

    还有阳光下的紫丁香。

    您有点时间吗？请您浇浇这些芍药花。

    好建议：在葡萄酒里放一片杵样。

    您看这紫丁香，比清晨还要新鲜。

    永恒的春天在哪里？

    昨天黄昏还有一只蜜蜂饮过那朵白丁香。

    人没法子获得一阵黄金雨么？

    当初您来时，在床上还比较容易，我甚至没喝过一次啤酒，当然有蜜饯、水果、果汁、汽水、苹果酒。

    美极了，是不是？紫丁香——它濒死时还在喝，简直是狂饮。

    6月2日，卡夫卡直到午夜才入睡。凌晨4点，多拉发现他“呼吸不对劲”，赶忙叫来克罗普施托克。这是危险的信号。医生赶来注射了强心剂。然后几个人，包括卡夫卡，围绕是否使用吗啡展开了斗争。自知已是弥留之际的卡夫卡粗暴地示意女护士走开。“他从没这么粗暴过。”克罗普施托克后来回忆说。犹太歌手用了最后的力气从喉咙里拼命挤出低沉的话语：“现在别再折磨了，何必再拖延呢？四年来您不断向我许诺，您现在却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克罗普施托克，这位忠诚的犹太青年朋友，克制着内心的悲痛，给他注射了两针吗啡。犹太歌手说：“别骗人说您给我的是抗生素了。”然后说出了那句着名的卡夫卡式悖论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手。”又注射了一针潘妥苯。歌手一小阵昏睡，然后醒来，用尽力气扯掉身上的医疗导管，扔在地上。克罗普施托克起身想捡起这些管子，歌手对他说别走开！”克罗普施托克回身扶起他的头：“好，我不走。”歌手应声说可我却要走了。”

    歌手走了，孤单地躺在太平间，留下多拉和克罗普施托克在空空的病床前。

    可怜的朵拉[多拉]，噢，我们大家都可怜。世界上还有谁像我们变得这么可怜——她睡了一会儿，可就是在梦中她也不停地嗫嚅着，只听得明白：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啊，‘你！……在她躺下时，我答应她，今天下午再到弗兰茨那儿去。她就这样躺下了。[她]说到他：“他是那么孤单，孤单极了，我们无事可千却坐在这里，而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太平间]，一个人在黑暗中，无遮无盖。——噢，我的好人儿，我亲爱的你。”就这样翻来覆去。我们这里的情景难以描绘，也没有必要描绘。只有认识朵拉[多拉]的人才会明白什么是爱情。理解这一点的只有很少的人，而这样更使折磨和痛苦加深。但您是[理解]的，对不对？您是的，您会理解的！……我们还完全不明白，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清楚，而同时又昏暗下去，揪心的痛楚。他还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尤其不明白。现在我们又要到他，到弗兰茨那儿去了。他的脸是这么呆板、威严、不可接近，他的精神是那么纯洁和威严。——威严——张国王的脸，出身于最高贵、最古老的家族他的人的存在之温柔消逝了，只有他无可比拟的精神仍然构成他呆板的珍贵的面孔，美得就像一尊古老的大理石雕像。

    几天后，歌手的遗体被运回布拉格，于6月11日在布拉格犹太公墓举行了葬礼。人数众多，用希伯来语念诵祈祷文。歌手下葬时天色昏暗，一位参加葬礼的诗人向世人描述了墓地上的悲哀景象：

    他的父母和妹妹们在悲哀。他的女伴默默地绝望，她在他墓前昏死过去。阴暗的天气，只偶尔透一点儿亮。上帝啊，人们不能相信，在那赤裸裸的木头棺材里埋葬了弗兰茨·卡夫卡——个从那时起刚刚开始变得伟大起来的文学家。

    父母和妹妹们怎么可能不悲哀呢？恰如他们这位己长眠地下的亲人所说，犹太人通向生命的道路是那么狭窄，其中的艰辛只有犹太的血缘才能体会。而犹太人的幸福，也只有上帝才知道。1931年和1934年，赫尔曼·卡夫卡和妻子先后去世，并与儿子合葬一墓，墓碑上依次镌刻着儿子、父亲、母亲的名字。三位骨肉之亲的人终于在地下团聚。那里有啤酒喝吗？或者，劳碌一生的父母静静地在打牌？而他们的儿子最终参加进去了吗？至少，三个可怜的妹妹没有这样的幸运，她们先后死在纳粹手中，尸骨无存……

    卡夫卡墓，布拉格修特拉尼斯公墓。

    多拉怎么可能不悲痛欲绝呢？她是世界上唯一与卡夫卡共享过幸福生活的女人，她是唯一感受过卡夫卡灵肉触摸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卡夫卡生命的唯一见证；除了她，这个世界没有人能理解卡夫卡。然而，生活的奇迹就在于，世界上有一个犹太男人卡夫卡，世界上也有一个犹太姑娘多拉，通过她，我们抵达了最后的卡夫卡。

    总的说来，这个世界并不懂得弗兰茨。他跟谁都没有关系，因为谁都不可能懂他。……除非与他一道生活。……除非通过他眼中的目光或他手的触摸。可这，他当然再也无法做到。

    1920年代末，在纳粹崛起的森然阴影中，多拉嫁给德国共产党一位着名领导人，生下一个女儿，并在纳粹掌权后与丈夫先后逃往苏联。她的丈夫在那里被官方逮捕、审判和判决，最后销声匿迹。多拉历经磨难，于1938年带着久患肾病的女儿离开苏联前往英国，1952年在英国病逝。

    就在多拉逃离苏联后不久，1939年3月14日深夜，即德国军队进军布拉格前夕，勃罗德也秘密告别生活了55年的故乡，踏上了逃亡之路。只是，身为犹太人，他这次逃亡也是回家，因为他准备逃往的目的地叫做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古称迦南，是上帝对犹太人的应许。在他的提箱里装着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手稿——那是一位肉身成言同时也是言成肉身的卡夫卡。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